任剑涛:矫正型国家哲学与中国模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72 次 更新时间:2010-08-30 09: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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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 (进入专栏)  

  

  中国已经成功地高速发展三十年。这是1500年人类迈进现代门槛以来创造的一个惊人奇迹。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没有落入经济周期理论断言的现代经济发展必然周期性地经历繁荣、滞胀、萧条、危机、复苏的发展循环。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从一个世界尾数的经济体迅速崛起为世界第四大经济实体,走出了人们断言的崩溃困境,维持了持续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再一方面,中国经济蕴含的发展潜力似乎正在显示出来,远远无法归入现代规范经济学理论刻画的理想类型,中国经济形态似乎正以它独特的方式凸显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形式。因此,无论人们对中国发展抱以赞赏或批评的态度,起码需要对中国发展的这一结果进行深入分析。也许断定中国发展形成了具有普适意义的发展模式还为时尚早,但描述、分析独具特点的中国模式则成为受到鼓励的学术选择。

  众所周知,中国的发展是“以国家带动的发展”,发展最强有力的动力来自于国家,而非市场或社会。国家秉承的发展宗旨,使得国家可以动员举国力量矫正一切不利于发展的观念、政策和举措。因此,拿捏中国模式最有力的手就是矫正型的国家哲学。理解矫正型国家哲学,就可以理解形成中的中国模式的独特性。

  

  中国发展的解释困惑

  

  对中国模式的阐释受到鼓励,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发展超乎想象的持续性、克服发展难题的举国性,以及维持发展的共识性。中国发展在所有现成的经济—社会规范理论中似乎都难以有效理解。二是对中国发展奇迹既有的各种解释都显得苍白乏力。因为这类解释基本上沿循线性的解释进路,并且常常是以某种单一的社会要素一贯到底地解释复杂的中国发展。因此,对于中国发展进行有效的理论解释成为面对中国发展的亟须。

  就前者来看,中国的发展持续了三十年。除开1980年代中后期的小幅波动、1990年代初期因为政治原因的挫折、1990年代后期的局部困难之外,中国近三十年的发展可以说没有遭遇全局的困难。这种发展状态,是自现代经济—社会模式建立以来匪夷所思的事情:GDP以三十年平均9%左右的速度增长,这本身就足以让人们惊叹。而中国经济的总量,从三十年前的世界排位一百二十名左右上升为第四位,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也令人瞩目。经济发展模式由粗放性经济转变为科学发展模式,也在国家政策的自觉调整中启动,使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成为经济战略布局的重点,这种自觉转变,同样成为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国家维持发展的政策供给的典范。这并不是说中国经济没有自身的问题。诸如单纯追求GDP导致的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已经导致中国难以承受的资源—环境压力;粗放型经济使得发展导致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阶层之间的分化催生了不可小觑的现代病;以国家带动发展造成了经济急速的增长但民众享受经济发展成果并不如预期;与经济发展脱节的、滞后的政治发展导致了结构性畸形,使得经济发展必须的产权问题难以获得解决,更使得经济社会发展最深层的社会力量难以释放,因此内在地限制了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前景。但是这些问题,通常都被作为“发展过程中出现,因而在发展中可以解决的问题”,在三十年的经济社会转轨中,这些问题要么局部的得到解决,要么已经被人们,尤其是决策者所意识到需要解决,因此至今并没有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无法克服的障碍。中国的发展奇迹,就此成为近三十年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现象。

  中国发展奇迹是一个事实,但人们需要对之加以有效解释的理论说明。解释恰恰是滞后的。这类解释之所以说是滞后的,是因为解释总是在事实后面跟进性地进行着,这就注定了解释无法满足人们同步地理解中国发展奇迹的需要。同时,这类解释的滞后,还因为它们总是来自基于专业分工的现代社会科学,因此解释总是局部的,缺乏针对发展奇迹整体状态的总体感,因此也无法满足人们全面了解中国发展的心理需求。但这些解释是有效的。因为在这些解释中人们获得了理解中国发展奇迹的信息,如果将这些解释信息加以整合,给出一个带有哲学意味的总体解释框架,也许中国发展奇迹的解释理论就得以建立起来。

  对中国发展进行解释的理论进路大致沿循从社会学到经济学、再到政治学的进路展开。人文学科当然也试图建立中国发展奇迹的解释理论,但总的说来不如社会科学诸学科的解释那么具有说服力。分别从这三者的解释着力点来看,社会学是最早试图描述和解释中国发展的学科。一方面,这与中国社会学重建几乎和中国当代发展同步有关。像费孝通等社会学家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就对中国发展模式问题加以关注。他保持了社会学对于当下社会变迁的敏感。早期他注意到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性特征,撰写了至今对解释中国乡土社会仍然有效的《乡土中国》,因此,在中国发展导致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之际,他就敏锐地指出了“小城镇,大问题”,对于城镇化转轨的中国发展一针见血地点到关键之处。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学之所以能够对中国发展进行及时有效的解释,还与社会学这一在西方语境中专门研究现代社会变迁的学科性格有关。观察、参与和建构是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手段。在中国发展导致社会变化的同一时刻,社会学家们就以学术共同体的形式动员起来,观察、描述、解释中国发展将会导致的结果。但社会学家终究没有能够完成解释中国发展的任务,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社会学受到费孝通那样的结构功能学派的影响太深,以至于对社会理论缺乏兴趣,因此拒绝建构解释现代社会的总体理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社会学家对于具体的社会问题太过关注,影响到他们对中国社会结构性变迁的说明。诸如社会分层、社会组织、家庭变化、城市化进程这类问题,已经将社会学的优势理论资源耗费掉了。

  因应于中国从经济领域开始的发展进程,来自经济学界的赞誉性解释与批判性说辞最引人瞩目。在关于中国发展的不同学科解释中,经济学界的解释至今也是最成功的,因为这类解释建立起了自己的解释模式和共同的解释话语。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在经济形态上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因此,在转轨经济学名义下讨论中国发展模式的文献,就成为经济学致力解释中国模式的基本进路。钱颖一是美籍华人经济学家中对中国发展进行解释的开创者之一。他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维护市场的经济联邦制”至今还是最成功的解释理论。对于中国发展来讲,经济学家建立起的分权—渐进解释模式,曾经吸引了不同学科的解释目光。钱颖一的解释着眼于,这一解释引入国内成为中国经济学界采取制度主义的基本解释进路解释中国发展的趋同性选择。但经济学家的解释大多仅仅停留在经济制度层次,要不他们拒绝关联性地处理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要不干脆认为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无关。于是,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发展的解释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比如中国的发展是因为中国具有全世界最好的制度,中国的发展仍然势不可挡。(1)对于中国发展的经济学解释中,杨小凯几乎是唯一关注宪政制度的建构对于中国持续发展具有关键影响的经济学家。他强调经济发展与宪政制度的制度关联,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如果缺乏宪政支持,将出现后继乏力的局面。杨小凯与林毅夫关于中国发展究竟是处于“后发劣势”还是“后发优势”的争执,可以说切中了中国发展的根本问题。可惜杨小凯英年早逝,没有能够将这一解释延伸开去。而这也就预示着经济学家对于中国发展奇迹解释的死胡同。

  面对中国发展奇迹,政治学家后发先至地出现在解释舞台上。这种后发先至的解释地位,并不是政治学家主动取得的,而是中国发展的政治动力之作为最强劲的动力,使得政治变迁成为解释中国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中国的发展作为国家带动的发展,国家力量的构成状态成为人们从政治学视角解释中国发展的核心视角。这样的视角包含两个视点:一是国家主义的视点,一是国家重建的视点。从前者来看,人们习惯于将中国的发展解释成国家以及国家领袖决断的结果。为人们熟知的解释就是邓小平之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解释模式。在这样的解释进路中,如果不是执政党领袖的英明决策、不是国家主动的放权让利、不是国家一致采取的扩大基本建设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我们就很难设想中国的发展。近年中国兴盛的国家主义思潮,与这样的解释进路不无干系。就后者论,即就中国发展试图可持续的国家基础论,国家重建的主张在近年也异军突起。作为所谓经济自由主义发挥了所谓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流作用辅助断言,政治自由主义的兴起开始将国家重建的理论带到人们的面前。权利哲学、宪政论述、法治安排与民主取向,构成这类论说阐释中国持续发展,并形成中国发展模式的基础性断论。但是,政治学家显然从来没有获得过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那样的言说空间,因此还无法在左左右右的现代政治理论中从容决断,并选取解释中国发展的共识性进路。政治学家对于中国发展解释自身的共识较低,获得的社会认可程度就更是低下。不过在政治哲学兴起的过程中,对中国模式解释之不同于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进路逐渐展现在人们面前。这就是一种从中国发展的深层政治哲学视角解释发展结果的进路。所谓中国模式,或弱势意义上讲的“北京共识”就此获得了出台的理由。(2)

  

  为发展而矫正

  

  中国的发展,就是要推进中国进入现代国家的行列。而现代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必须从它秉行的国家哲学,或国家意识形态的角度才能加以认知。不同于传统国家形态,现代国家的国家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是否能够为国家提供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国家整合的基本制度和秩序供给的基本方式的决定性因素。传统国家不需要这么强有力的国家哲学,因为传统国家的帝国形态主要是基于道义的力量,而不是基于政治的力量,因此它没有必要建立与国家相适应的哲学体系;或者传统国家是基于军事征服的产物,如此它也没有必要并没有可能建立起长期维持国家的统治哲学。前者如古代中国,后者如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只是现代国家的民族—国家结构,既需要在其自然结构上论证人口(民族)、疆域和认同等方面的内在一致性与外在排斥性,又需要在国家层面论证长期维持国家认同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于是,像英国、美国、法国、德国这些早期兴起的民族—国家,在建国之前,或建国初期,就建立了体系化的国家哲学,将国家形态正当化与合法化,从而提供给国家处理内政外交的贯通性和一致性理论。后来兴起的一些国家如俄罗斯,也自觉地将国家建立在某种完备的意识形态体系之上,成为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国家形态。区分这些现代国家哲学类型和由此建构的国家基本制度模式,从国家哲学的视角讲,现代国家大致可以划分为自由民主的宪政国家、非自由民主的集权国家与专制极权国家;从国家基本制度的设计上讲,现代国家可以区分为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等等。在某种意义上,现代主要国家都是可以从某种意识形态视角加以辨认的国家。

  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无疑是受制于西方国家的既成意识形态的产物。1978年以前,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可以区分三个历史阶段:一个阶段是晚清建构现代国家的萌动时期;一个是自觉建立现代国家的民国时期;再一个就是致力国家兴盛的人民共和国时期。晚清是中国从传统的帝国形态转变为现代的民族国家形态的开端。但晚清中国人对于现代国家的国家哲学显然是不明究竟的。除开亟欲振兴国家的愿望之外,国家究竟应当如何展开变法,无论是统治者还是学者,没有在胸的成竹。因此没有办法以现代国家哲学或意识形态作为国家转型的总体动力。民国的创制者明确了国家建构的总体设计必要性与重要性。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将以党建国和以党治国的党化国家理念系统地陈述出来,这种来自于列宁主义的国家哲学或意识形态自此主导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推翻了国民党而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中心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典型的列宁主义国家。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政党—国家意识形态,以决不妥协的社会主义制度显示国家的刚性特征。无疑,需要高度肯定这一国家哲学在中国建立现代国家自然结构方面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当这一国家哲学推动一个政党建立其国家结构之后,却无法在同样刚性的计划经济基础上长期推进国家的经济发展。由斗争性十分鲜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的中国,一直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经济建设。政治动员成为国家动员的单一方式。因此,像“文革”那样的浩大政治斗争无可避免地对国家力量造成根本伤害。1970年代后期中国陷入国民经济崩溃的边沿,就很好地说明了刚性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国家实在逃不掉内源耗竭式国家的厄运。(3)

  前述就是中国进行改革开放,推动国家发展的历史基础。当1978年中国共产党试图重新启动国家新一轮发展的历史巨碾的时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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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涯》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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