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转折当口的中国劳动力市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2 次 更新时间:2010-08-23 13: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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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铭 (进入专栏)  

  

  (这是中国金融40人论坛秘书处对我的一个采访稿,略修改后被转载于近期的《瞭望东方周刊》。这里,再次借机谴责部分不负责任的网站在转载此文时更换上与内容不符的标题,引起公众误解。此处刊载的是作者原文,我也以此呼唤有责任的媒体,大家应一起对中国的发展起到建设性的作用,而不是起反作用。)

  

  

  罢工与加薪潮背后的根本原因

  

  近期全国多个省市相继爆发大规模的罢工潮以及加薪潮,这对于中国劳动力市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长期以来,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城乡分割的制度,实际上是在压低制造业工人的报酬,反映在中国宏观经济上,就是劳动生产率持续上涨,但是工资上涨幅度并没有那么快。在整个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普通劳动者并没有充分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然而,中国制造业在当前阶段的劳动者主体,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对于未来生活的预期与老一代的农民工已经非常不同。老一代农民工,即便给他们的待遇比较低,在城市中也没有社会保障,他们也不甚在意,因为他们认为未来还是会回到农村。但是,现在这一代农民工不一样了,他们认为自己不太可能再回到农村,有迫切融入城市的愿望。所以,整个环境的变化,导致现在这一代农民工,因为户籍的限制没有办法融入城市生活,不能获取城市的社会保障,得到的工资待遇只够最起码的城市生活,没有足够的储蓄和积累,基本上是处在最低的生活保障的水平上。所以,新生代农民工预期的变化与他们实际上所得到的待遇的落差,是这一系列罢工事件爆发的根本原因。

  这是一个制度的问题,我们不能把它简单看作是一个人口红利结束的问题。因为在中国谈人口红利,必须要把中国城乡结构考虑进来。通常我们讲人口红利,国际通行的标准是从总量的角度看劳动供给,如果处在劳动年龄阶段的人口保持持续增长,就处在人口红利阶段;如果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出现了人口老龄化趋势,就会导致人口红利结束。但是,在中国讨论这个问题不能只看总量,也要看结构。人口红利最重要的是影响到制造业的劳动成本,而我们国家制造业劳动成本是由城乡二元结构里面的劳动力供给来决定的。也就是说,就算我们整个劳动年龄人口出现下降的话,对于城市的制造业,实际上还是有源源不断的劳动供给可以补充进来,因为我们当前中国城市化水平处在非常低的水平,城镇人口只占总人口的47%。在这样一个阶段,并非是劳动力供给已经枯竭,而是在现行的制度下长期以来没有给劳动者权益充分的保护,在经济增长成果分享上忽视了劳动者权益,因此导致了这一系列事件,与人口红利是否结束没有必然的联系。

  当前这些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如果能在未来通过政策调整得以解决,那么当前罢工等现象就只是暂时的,如果得不到解决,很可能就会持续到解决的时候为止。我们可以看到已经出现的一些变化,比如富士康的大幅度加薪。很多人之前批评《劳动合同法》,认为《劳动合同法》是在强行提高劳动者的福利和工资待遇,对于提高企业竞争力不利。如果果真如此,那么富士康怎么可以做到一下子加薪66%的幅度,而且可以活下来呢?这说明现在中国的现状不是企业已经处于生死边缘,劳动力成本一旦上涨一点就无法存活的问题,而是企业有一定的利润空间,到底是把利润分给资本多一点,还是分给劳动多一点的问题。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工资的上升长期以来落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太多的利润分给了资本那一方,劳动者没有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现在的涨薪正在改变这一局面。在城市公共服务方面,前些年开始允许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免费就读公立学校,最近这段时间重庆和上海纷纷宣布未来廉租房制度或公租房制度可以覆盖到没有户籍的常住人口。现在国家也提出要让农民工融入城市,预计户籍制度接下来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改革。如果这些政策上的调整可以持续下去,我相信现在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可以得到一定的改善,目前的罢工现象是可以得到一定缓解的。如果不能得到改善,总归是要有某种方式来使得这些制度的扭曲得到纠正。我希望能够尽快做调整,因为以社会不安定的形式来逼迫制度改变,这对任何人都不利。中国现在从政府和企业角度来讲,都需要有极高的智慧来看清楚这些问题背后产生的制度原因,越早调整越好。

  

  涨薪可以进一步发挥制造业的发展空间

  

  当前的一些企业加薪,会导致连锁反应,使得中国制造业整体工资水平大幅度上升。因为劳动力市场要有一个均衡的工资,如果有些企业率先提高工资,在竞争的情况下,其他企业也会相应地提高工资,否则会招不到工人,这样就会带来一个涨薪的风潮。在经济危机前这段时间里,沿海制造业企业,农民工的工资基本在1600-1800元/月之间,现在富士康的涨薪已经超过了这个水平,所以估计会带来其他企业的跟随,只不过涨的幅度会有差别。

  加薪会在多大程度上削弱中国制造业对外竞争力,这需要有实证研究。如果中国的企业是处在利润微薄的状态,那么涨一分工资,相应的企业产品价格就应该有一分钱的上涨,否则企业就要亏损。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企业仍然有利润空间,劳工工资上涨,可能只是企业把更多的利润用来分给员工而已,产品的价格其实可以不上涨。如果这样的话,在理论上至少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不会受到太大影响。当然,到底是否受影响,取决于这种企业到底占有多大比重。另外,现在的涨薪如果使得那些仍有利润空间,但是工资的涨幅超过了企业可以承受的程度,那么对中国经济可能会造成伤害。我希望出现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就是未来中国可以像西方国家那样,在企业和劳工之间形成工资谈判协商机制,因为经济学家很难正确估计每家企业利润空间到底有多大,但是企业很清楚。如果企业真觉得不能再涨了,那就坐下来和劳动者谈判,最后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工资水平,既能让企业持续发展、有利润空间,又可以让劳动者能够接受。在微观上通过工资谈判的方式解决,远比现在单一地制定一个政策规定工资水平要好得多。

  如果在制度没有扭曲、工资水平是由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决定的情况下,进一步加薪,就会偏离中国劳动力的供给状态,这对于整个制造业是不利的。但是,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我们通过城乡分割,把城市化率压得非常低,当制造业和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90%的时候,城市人口只占47%,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鸿沟。在这种情况下,把大量农民限制在了农村,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必然导致农村边际劳动生产率降低。所以,城市制造业部门的低工资是由于扭曲的政策压低了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扭曲了城市制造业的劳动供给导致的。这样的话,我们所形成的产业结构就会过度地依赖于简单的加工制造业。所以,如果接下来劳动工资上涨,很可能就会有一些企业因为劳动力成本上涨而失去利润空间,这些基于扭曲的价格信号下发展起来的企业,就应该自然淘汰掉。所以,对于不同的企业,要区别对待。

  现在社会上流行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目前的涨薪是因为劳动供给短缺。我认为这不是劳动供给短缺的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我们长期以来欠农民工太多了,而这一代农民工不买账了,他们现在对于工资待遇的要求、对于未来的憧憬都不一样了,所以工资水平必须上涨,否则就会以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或者是出现民工荒。这两种结果对中国制造业的打击,恐怕比涨薪影响更大。因为涨薪是让劳动工资往合理方向走,而这可以增加劳动供给,进一步发挥中国制造业发展空间的。但是如果工资不涨,问题以社会冲突或民工荒的形式出现,制造业没有得到足够的发展,对中国整体经济发展会非常不利。从经济持续性角度来讲,并不是一个有利的结果。

  

  改善收入分配的根本之策是改革户籍、土地制度

  

  近两年国内对改善收入分配的呼声一直很高,而此轮企业加薪会对收入分配的改善起到一个关键性的作用。我们往往一谈收入差距扩大就是腐败、灰色收入,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中国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城乡间收入差距,与此连带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地区间收入差距。两者与近期出现的罢工潮、加薪潮都有关系。因为农民工流动人口群体的待遇,就决定了中国今天城乡间和地区间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的问题。这部分人群的收入状况改善,就可以使得地区间和城乡间收入差距缩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此轮加薪有着关键的作用。但是,作用到底有多大,还要看接下来对这些群体的待遇能够改善到什么程度,如果我们在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上不做调整,只是给他们涨涨薪水的话,这个改变不是根本性的,只有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才能得到根本加快,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才能得到根本改善。

  要使得这些问题有一个根本的解决,一个改革的思路是户籍和土地制度的联动改革。现在在东部沿海城市,特别是像上海、广东这样的大城市,已经有大量农民工在城市中工作、生活,而且这些农民工也不会回去了,但是他们的收入比较低,没有户籍,也没有社会保障,公共服务覆盖不到他们。与此同时,这些农民工家乡的宅基地已经没有用了,不能创造任何价值。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东部沿海地区在发展过程中缺的就是建设用地指标,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做这样一个改革,让那些长期生活和工作在城市里、永远不准备回老家的农民,把家乡宅基地所对应的建设用地指标拿到沿海来用,沿海可以拿这个指标更多地将农业用地转化为非农业建设用地。与此同时,这些农民工在家乡的宅基地可以复耕,变成耕地。这样做的话,从全国耕地总量保护的角度来讲,耕地并没有减少,相当于农民工的家乡增加了耕地,沿海减少了耕地。农民工在放弃了家乡宅基地对应的建设用地指标以后,在城市中得到的是一揽子的户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可以长期成为城市居民。而沿海地区增加了建设用地指标,得到了发展空间,可以增加沿海地区土地供给,对于打压房价和地价也有好处。

  尽管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改革一直以来都困难重重,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不推进改革,可能困难更大。农民工想融入城市却融入不了,形成的种种社会矛盾,会导致社会的犯罪率提升,整个社会安保费用增加。前段时间清华大学提供的一个数据显示,中国内保费用已经接近于军费了。现在很多人在讲农民工进城没有房子住,政府没钱造廉租房。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换一个思维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算一笔简单的账,中国现在的内保费用总额是一年5100亿人民币,农民工数量至多有2个亿,我们把这5100亿的内保费用拿出一半来,平摊到一个农民工身上是1250元,一个三口之家一年接近4000元,这4000块钱如果用来提供廉租房的话,一个月400块钱的租金,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更不用说我刚才提到的土地和户籍联动改革方案,可以做大蛋糕。因为如果把农村的宅基地对应的建设用地指标拿到上海这样的地方用,这个过程中不仅有一笔土地增值,土地上面开发的企业还会为政府创造源源不断的税收,这个做大蛋糕的效应很多人还看不到。我们现在就需要解放思想,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优化资源配置,让农民工自己决定他们的未来在哪里。大量的资本和投资机会在东部,创造就业、提高收入也在东部,如果农民工觉得未来在沿海,那么让建设用地指标跟着劳动力一起走,就是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经济获得了发展,政府提高了公共资源,就可以把农民工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户籍这些问题一揽子解决掉。现在我们需要的是把政策转变的方向想清楚,我不相信今天中国做这样的改革比30年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困难更大,那时的改革是要冒生命危险的,今天做这个改革不需要冒生命风险,相反,恐怕我们不做这样的改革,反而会冒生命风险,只不过是以另外的形式出现,比如富士康的跳楼事件。所以,现在改革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时刻。

  

  纠正制度扭曲将为中国带来持续的增长动力

  

  我认为,企业的加薪会加速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中国现在出口太多,内需相对不足,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城市化过程是在不断提高制造业的出口能力,但没有同步提高消费能力。如果现在让农民工进一步融入城市,工资上涨一点,这个过程就可以创造很大的需求增长空间。最近我们做的一个研究,比较了在城市内有户籍和没有户籍居民的消费倾向,发现那些没有户籍的农民工在城市的边际消费倾向远远低于城市居民。说的通俗一点,农民工如果钱多了以后不是消费掉,而是存起来,或者是汇回老家,因为他们的未来在农村,没有必要在城市花钱。但如果现在给他户籍,让他融入城市,他就会消费了,可以买房或者租房,可以买家电等等。而如果他融入不到城市中来,他不但不会有这些消费,还要有更多的预防性储蓄来预防风险,应付未来可能出现的健康问题和养老问题,因为外来人口在城市里面没有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如果我们现在把劳动者收入提高一点,能够让他融入城市,他整个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都会发生变化。这对于中国未来提高内需和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认识中国的这些问题,就要把它放到一个大的制度背景和整个国际经济背景下才能看清楚,否则就会是现在很多人持有的一个简单逻辑——工资上涨,企业竞争力就会下降,对整个中国经济会产生负面的影响,没有把中国经济出现这些问题的背景搞懂。

  从中长期来看,如果企业加薪是建立在结构调整和制度调整的基础上,可以使中国经济走上持续健康的发展轨道。不管是从城市化过程的推进,还是中国经济由过度依赖出口转向增加内需,还是促进社会和谐和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角度来讲,近期的企业加薪事件都是一个拐点。中国今天的情况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很像,美国当时也是劳资矛盾特别突出,像矿难这样的事情也是频频发生。后来美国在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时候,恰恰是开始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加强劳工权益保护、公平就业法等制度和结构调整的时候,结果美国没有衰退下去,相反却获得了持续的繁荣。因为原来的结构是扭曲的,到了这个阶段调整以后,获得了持续的发展。中国现在所处的阶段,与美国当年非常像,调整好了,中国可以闯过去,调整不好,就会导致社会的动荡。我们今天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选择:到底是要社会动荡,付出血的代价,还是做出调整,让社会走向和谐发展。我们现在总是有一个思维误区,认为劳动力工资上涨,就会使中国经济失去增长的动力。我们应该认识清楚,中国今天劳动力市场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制度的扭曲,扭曲制度的调整是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的。

  

  

  2010-07-12

  [陆铭 复旦大学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原载:《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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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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