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祖陶:汪子嵩与《希腊哲学史》多卷本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12 次 更新时间:2010-08-23 09:2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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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祖陶 (进入专栏)  

  

  由汪子嵩先生鼎力主持撰写的《希腊哲学史》第4卷出版了,又适逢汪子嵩先生90华诞,真是双喜临门。作为子嵩学长的师弟的我本应来到这隆重的会场亲自祝贺,无奈行动不便只好遥望京城,特委托我的学生赵林博士表达我由衷的喜悦与祝贺!

  《希腊哲学史》1-4卷,总计6518页。是汪子嵩先生负责主持撰写、三代学人共同奋斗28个年头完成的。这是何等的学术壮举!规模宏大、篇幅浩瀚的4 卷本的问世,是我国学术界、特别是西方哲学史界翘首相盼、值得热烈庆贺的大事。它标志着我国对古希腊哲学的研究取得了足以立足于世界学术之林的成就,为我国学人具有昭著于世界的学术能力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成功范例。

  我早年有幸参与贺麟先生主持的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的翻译,曾经认真地读了一些古希腊哲学的有关原著,深为希腊哲人爱智慧的精神和卓越的智慧所吸引。后来在与陈修斋先生一起编写《欧洲哲学史稿》及其前身“西方哲学史”教材中,我通过撰写古希腊哲学篇章对作为西方哲学智慧之源的希腊哲学的意义有了更多的认识,这对我后来致力于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极有裨益。但当时在编写过程中也深感资料之不足,举步维艰。此刻我不禁想到,如果当时就有4卷本的《希腊哲学史》在手,我一定会使该书的古希腊哲学部分写得更丰满更深入了。我由此也不得不为现在从事希腊哲学的教学与研究的中青年学者感到莫大的庆幸。

  上世纪70年代末国家社会科学规划中所列西方哲学断代史多卷本,其他几种如德国古典哲学、唯理论经验论哲学等都未实现,而唯一完成了的就是4 卷本的《希腊哲学史》。这项重大学术工程的竣工要感谢作者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诸教授的艰苦卓绝的努力,特别是要弘扬项目负责人汪子嵩先生的坚持、执着、身体力行和善于组织、团结、推动和指导以他为核心的写作组的学术精神和学术风范。

  子嵩兄是我的学长、同事、领导和朋友。我们是西南联大的先后同学,他1945年毕业,我1945年入校,当时无缘相识,但后来我们都先后留北京大学工作。那时我们都住在沙滩中老胡同“西方哲学编委会”宿舍的小院里,朝夕相处。身为校务委员会秘书的他协助汤用彤先生主持校务,日夜忙碌,连报纸都只有吃饭时边吃边看,不仅是我,还有张汉青等都非常感动,至今记忆犹新。院系调整后他回到哲学系任系秘书,先是协助系主任金岳霖先生和继任系主任郑昕先生主持系务工作,后来子嵩兄就担起了副系主任和系主任工作的重担。这样我就有幸在他的亲自领导和关怀下进行各项工作。1957年反右后他率领北大包括哲学系在内的部分师生浩浩荡荡地下放到门头沟斋堂,我和他以及朱德生等同睡在上清水村老乡家的一个大炕上,谈心的时间就更多了,在共同的劳动、生活中友谊更加亲密了。他身体不很健壮,但样样以身作则,工作总是十分繁忙,要经常到其他各个乡的下放点去了解情况和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我们当时也希望通过自身的艰苦锻炼给老乡带来一些实际的利益,为改变山区的落后面貌作点贡献。我与数学系教师一道利用山涧的落差进行发电实验,居然也点亮了40瓦的灯管,虽然因一系列具体的设施与技术问题无法将电输到村内,大家还是为这一瞬间的光明欢呼了。子嵩兄好像还陪同时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史梦兰同志和副校长周培源先生来到我们的点,给予我们很大的鼓励,还合影留念了,那是多么难忘的岁月!

  子嵩兄在哲学系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为人正直谦和,亲切坦诚,坚持原则,办事果断。除去系务工作还同时主讲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那几年的毕业生很多成了全国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骨干,直到现在不少人虽已白发斑斑都还记得和感激教育和培养他们的老师——汪子嵩,特别是在反右运动中汪老师对青年学生的保护令人刻骨铭记。这是子嵩兄对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教育留下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1959年我调到武汉大学后,我和子嵩兄就再没有见过面了。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他以《人民日报》理论部编辑的身份来武汉大学“吹风”,我们才有机会见面。他告诉我,他已决定恢复对古希腊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研究,他像回到自己阔别已久的家园,又像久旱逢甘雨一样的高兴,我为他的学者情怀深深打动。他在北大任教期间的行政职务,在人民日报理论部的编辑工作,使他不得不抛开钟爱的希腊哲学,但是他所眷恋的仍然是挥之不去的西方哲学学术事业。当他完全回归时他已是近花甲之年了,很多事要重新起步,但我完全相信他的意志与才能,盼望他的学术硕果早日问世。从此我们就在西方哲学史研究领域内建立起更亲密的学术联系了,这使我受益匪浅。他对我总是像一个兄长那样的关心和关注,他给我的许多信件我至今仍保存着。有意思的是,他的信全都是用稿纸写的,一个格子一个字,字迹从不出格,而又刚毅庄端秀丽,具有书法功底。信的内容详尽而明白,处处表达出对师长的崇敬,对同辈的真诚,对学术见解的独到,特别是对我的关心与鼓励。所有这些都反映出子嵩兄特有的为人为学的一贯的品格,令我感佩不已!

  子嵩兄在2001年4月8日的来信中说“去年参加了《汤用彤全集》出版座谈会,后来出版社约我写书评,我翻阅了第四卷魏晋玄学部分,引起了兴趣:①有人告诉我:去印度参加过讨论会,讨论到中国哲学中有没有形而上学本体论的问题,许多人认为没有。②看到汤先生主要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分析魏晋玄学。③汤先生比较中西哲学时也指出中国科学不发达的原因。虽然我对中国哲学史所知甚少,也就大胆写了一篇心得交卷。” 后来子嵩兄的大作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他寄我一份,还让我转交一份请萐父兄(注:萧萐父)教正。我拜读了子嵩兄的文章,感到他学贯中西,言之有据,分析深刻,很受教益。2001年5月3日来信写道:“刚收到《学术月刊》2001年第4 期,打开见有大作,立即拜读,高兴地看到我们两人的看法基本相同,不过你是从全面理论上谈的,我则是通过具体的魏晋玄学来讨论的。我完全同意你的那些意见,有些意见我在别的文章中谈过,尤其是西方重分析、重逻辑、重科学这点。希望我们能共同多作些宣传。”;“从文章中也具体知道我当时的课堂笔记起过作用。我是在什么时候将笔记交给汤一介的,我都想不起来了。” 此事在子嵩兄2000年10月21日的信中也曾说到:“一周前去北大参加《汤用彤全集》发行座谈会,汤一介在会上介绍说,其中‘英国经验主义和大陆理性主义’还是根据我当时的听课笔记整理而成的。回来看了书,才知道最早整理的原来是你老兄。”由于一介兄的努力,《汤用彤全集》7卷本终于在用彤先生谢世40周年、世纪之交问世了,我能尽一点绵薄之力感到很荣幸,特别要感谢当年子嵩兄的十分认真的听课笔记对我完成审阅和校订《汤用彤全集》中有关西方哲学部分全部文稿中所发挥的作用。

  关于贺麟先生诞生100周年纪念会,子嵩兄曾多次给我来信,并把他的邀请函复制寄我。他在2002年9月29日的信中说:“你大概不太可能会来,但我希望你一定写篇文章,谈谈贺先生的为人和学术思想;我自己也想写一篇,还想写信动员在美国的孙霄舫也写一篇。现在我们这一代贺先生的学生已经不多了,以后怕没有机会再写。是不是?” 他的深情的话语令我感慨。10月20日子嵩兄又来信,谈到自己正在考虑写文章的事,“我倒是重读了贺先生的《文化与人生》,其中有些观点,现在写出来也还是有意义的。文章开了个头,现在搁下了,也许开会那天去发点言。”2003年伊始,子嵩兄又来信讲到去年11月下旬召开的贺先生百岁诞辰纪念会的情况。原来现在办任何事都是要钱的。“汝信告诉我社科院没有这笔钱,还是民盟出了钱才开成的。参加的人包括哲学所的,有近百人。贺师母参加了,她身体不错,和前几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汝信、任继愈、我、张世英、黄枬森在会上发了言。我将贺先生在《哲学无定论》一文中的‘如果思想定于一尊,必然是专制独裁’也念了。” 关于“哲学无定论”是贺先生首先提出和阐发的,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好像任何时候对这个问题都有禁忌,子嵩兄能有这样的勇气在纪念贺先生的会上论及令我钦佩。

  对于太庆兄的突然辞世我深感悲痛和婉惜。1999年在北京举行的“新中国50年哲学研讨会”上我们刚刚会了面,怎么一个多月以后太庆就永远离开了我们,抛下了未竟的事业,我当时完全不能相信这是事实。子嵩兄对太庆的深情厚谊反映在他多次给我的来信中,我才得知是意外的骨折加上突发心脏病一下子就夺走了太庆兄的生命。后来,子嵩兄不仅为太庆的遗体告别仪式亲自撰写了“王太庆生平”,在以后的二、三年中还为王太庆的传世学术成果《柏拉图对话集》的出版竭尽全力,这一重要的学术事件的确也只有子嵩兄才能做到,而其间的过程是耐人寻味的。子嵩兄在1999年12月29日的信中写道:“因苗公(注:苗力田)的《亚里士多德全集》获一等奖,北大哲学系要全力支持太庆译《柏拉图全集》,十九日北大出版社负责人还赶赴医院,要太庆在合同上签字,第二天他就去世了。”子嵩兄还写道:“太庆夫人小杨(注:杨学菁)整理遗稿,他译出的对话仅为全集的1/4左右,另外发现了一些他未发表的稿件,是谈翻译问题的,也很有意思。我和杨克明协助小杨将这些稿件整理编成一本《王太庆译柏拉图对话集》,第一部分是译文,第二部分是他的论著,包括他对柏拉图哲学的看法,几个重要术语以及翻译问题等。我写了个前言,刚完成初稿。”虽然太庆在临终前一天与北大签定了合同,太庆的这个遗著并没有在北大出版社出版。2003年1月9子嵩兄来信道明了这个情况:“原来北大出版社一口答应很快出版,后来却不积极,小杨和他们闹翻,改由商务出版,可商务又一定要按他们的规则,译者不能作为书名,要改为《柏拉图对话》”,下面加王太庆译,又提出要将太庆的著述文章作为“附录”等等。这本书在商务搁了一年多,没有定不来,小杨将我推上前台,最近总算交涉定了,仍维持《王太庆译柏拉图对话集》,他的著述也不作为‘附录’,书有希望出版了。”2004年1月,[古希腊]柏拉图著 王太庆译:《柏拉图对话》终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全书780页,这部堪称经典的作品可以告慰九泉之下的王太庆先生了。这一过程充分反映出子嵩兄对朋友、为学术的高尚情操与学养,他写的长篇“前言”而不叫作“序”是非常准确的,他是代替太庆写的,是该书极好的导读,子嵩兄终于在一定的意义上完成了太庆兄未竟的事业,令我无限感佩。

  在我与子嵩兄的通信中,西方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康德哲学都是不衰的话题,总是可以找到相互理解支持的地方,使我受益良多。1999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新中国50年哲学研讨会”,我准备了一个发言提纲,他仔细地看后来信说,“我们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就是要‘原汁原味’地了解西方的哲学,并以此来研究西方哲学,作出成绩。”他还说,“我希望你能将这篇发言也写成文章发表。我总觉得现代有些人的学风有些‘浮’,像那天大会上听到的,年轻人喜欢跟着西方的风跑。也许我们老了,落伍了,但也不妨谈谈我们的看法,是不是?”后来,遵照子嵩兄的建议我以大会的发言提纲为基础,写就了一篇“论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现代价值”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后又作为拙著《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的代序。子嵩兄看到后于2001年12月20日给我写了一封1700字的长信,他说:“看了你书上的‘代序’,的确,对文革前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热应作如何看法?那时候只是为了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起源,而不是为了研究德国古典哲学本身。俞九生(注:汪子嵩夫人)翻了一下你的书,看到你写的‘让中国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在21世纪后期真正走向世界’。她觉得很奇怪。其实,我提出‘要重视对亚里士多德的研究’和你有同样的心情。” 他不无痛惜地说:“现在中国哲学界,由于上面提出‘反对西化’,研究西方哲学便由热门变成冷门,在各大学西方哲学研究中,由于许多人都是刚从西方留学归来,将自己刚学到的某种现代西方哲学流派当作时髦专门宣传。以至将西方的古典哲学完全看作落后的东西很少有人重视了。”子嵩兄那样认真对待我寄去的拙著令我感到意外,感到非常亲切。在同一信中,他写道:“我看了几段你对康德所作的解释,比如‘纯粹’、‘理性’、‘批判’的意义,很为欣赏,因为你这样分析、解释,使一般习惯于中国思想方式的人也比较容易接受。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对于一个哲学概念或问题,总是自己先弄清楚了,说(写)出来别人才会明白。对于重要的哲学经典著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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