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梅剑华相识始于2005年9月，当时我刚刚就任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正在筹备“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成立大会”，需要一位研究生代表发言，有人就向我推荐了他。他的稿子经过修改，最后引用了北宋时期理学家张载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赵敦华教授在致辞中就称引了他的这一发言，令人印象深刻。
随后我们之间交往密切起来。对他我便有所了解：梅生于湖北秭归——这是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的故乡。屈原是中国百姓家喻户晓的人物。每年农历（中国传统历法）5月5日被定为端午节，就是为了纪念屈原。几千年来，在这位伟大诗人光照之下，他的故乡人才辈出，所谓“惟楚有才”是也！据说梅的母亲是一个才女。梅应该是家教良好的。在这一文化风土中成长，梅给人的印象是思想早熟、兴趣广泛、学养丰富。
除了哲学之外，梅对于艺术方面具有广泛兴趣。我们之间经常谈论古今中外文学、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戏剧、影视等等。总起来说，他的审美趣味比起我的更加前卫一些、先锋一些。对于他推荐的一些文学艺术作品，我时常予以关注。这样，他便成了我观察新生一代“风景”的“窗口”。我们曾经一起参观798艺术区，欣赏崔健摇滚。……类似活动，这对于他自己是更加频繁的。
梅剑华的研究生导师是白奚教授。白奚教授为上海复旦大学博士，从事中国哲学研究，其代表作为《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列入“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分获“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先后入选“北京市拔尖创新人才”、“中国杰出社会科学家”。稷下学派是战国时期齐国集合于政治家管子名义下的一个学派。白奚教授通过考证，揭示了稷下学宫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氛围。梅的中学功底与其一脉相承，他的硕士学位论文《湖北秭归文化遗存堂祭研究》也有一番考证功夫，极有学术功力。
但梅的学术旨趣却在西学上，尤其执迷于英美分析哲学中。我经常发现他随身携带一本或几本书，到他租的房里，更是为书籍所充满，其中大多是一些复印装订的英文书籍，属于分析哲学方面。据说他是一本本英文原著读下来的。从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蒯因到克里普克等等，这是梅给我梳理的分析哲学学统。当今中国大陆，以北京为中心，更以北京大学哲学系为中心，存在一个分析哲学圈子，其中有若干学者，更有一批学生，以“哲学合作社”网站为纽带，相互讨论、辩驳，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他们中间有人以战国时期哲学家墨子、莱布尼茨为祖师，号称“概帮”。梅应该是其中的一个核心人物。在他的极力主张下，我们曾一起阅读过克里普克《命题与必然性》一书；并邀请了查尔默斯前来讲学。惭愧的是，由于我的英文水平以及相关知识极其贫乏，梅对我的分析哲学“洗礼”终究未能奏效。
梅的学术信息极其灵通，学术交往极其广泛。正是由于这一缘故，我给了他一个哲学系主任“助理”的头衔。这个头衔没有津贴、报酬，只有责任、义务。梅毫不计较。他是一位给一个“支点”就能够运用杠杆撬动“地球”的人。2006年9月，我们召开“2006•北京政治哲学国际论坛”，这是我们系召开的首次国际学术会议，国外国内学者云集。他是大会的秘书长，协助我负责大会一切筹备工作；协助我主办“昆玉河畔学术系列讲座”、“紫竹沙龙”，协助程恭让教授主办“博文讲堂”；协助我主编《多元》，协助程恭让教授主编《天问》等等。我愿意公开承认：梅为我们哲学系所做的一切，不仅超过了所有其他学生，而且超过了绝大多数教师。
尤其在引进人才上，我得力于梅者，更是非他人所知所能为也。其中，引进陈嘉映教授就是一个例证。自从哲学系成立以来，为了弥补西方哲学空缺，优化哲学学科结构，我着力于引进一位西方哲学学术带头人，历经艰难，终于引进陈嘉映教授。陈教授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博士，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是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一个中文版的译者；后来转向维特根斯坦，翻译《哲学研究》；近来，他主要从事汉语思想研究。2006年底，我与梅等奔赴上海、广州。当时我们是借着参加“全国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暨哲学系主任联席会议”的名义，实际就是寻找引进人才机会。当时的考虑是：既然北京一时没有机会，就到上海、广州寻找，不行再到南京、武汉寻找，非得找到不可。恰好这个时候我们得到消息：陈嘉映教授希望回到北京。于是我们约好与陈教授等在上海浦东中心陆家嘴一带见面，那个地方消费水平特高，而且我们为此浪费了三张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的会议赠票，其价格不菲。引进陈教授持续了一年时间。其间我安排梅居间联络，做了许多工作。在欢迎陈嘉映教授的会议上，陈教授特意感谢了梅的工作。
我之所以重提这件往事，是因为其中体现了梅的工作热狂。梅是一个比较执着的人。我们之间也谈学术，也谈政治，梅是比较“西化”，甚至“美化”的人。希望我们引进更多更好国际一流人才，希望我们按照美国一流大学哲学院系标准办系。对于他的理想，我是不忍破灭。但是中国大学就是这样一个现实。在随后一次进人问题上，梅的理想几乎破灭。但我却一方面希望他坚守学术理想，另一方面则我希望他懂得政治现实。这是当今中国国情、特色。
毕业以后，梅在本校图书馆工作。他利用图书馆资源，继续为我系服务。
就其知识背景、学术旨趣、思想倾向来说，我一直认为梅适合于在美国大学哲学院系深造。对于梅，我一直内疚，让他做许多工作，耽误了他的学业。我听见许多学者称赞梅。有一位留美学者说：像梅这样的人，即使放在北京大学也是一流；我愿意补充说：像梅这样的人，即使放在美国一流大学也是一流。
（补记：此文是为梅写的申请美国留学推荐信，未用。梅后来作为陈嘉映助理转入本系，考取北京大学外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并结婚。这些以后再找机会续写。——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