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三洲:让灵魂颤栗的历史实录

——李新回忆录《流失的岁月》的政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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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三洲  

2008年年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李新(1918--2004)的回忆录《流失的岁月》,几经周折,终于在内地一家出版社出版了。

李新本人1936年加入共产党,1938年到延安,曾任延安《中国青年》杂志助编、中共北方局青年干部训练班主任、晋冀鲁豫中央局青委书记、中共河南杞县县委书记、河北永年县委书记等职;建国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历任教务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等职;曾协助范文澜编写《中国通史简编》,主编《中华民国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并担任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82年后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可以说,依照传主本人几十年体制内的丰富经历再加上真实的言说,这部回忆录应该有它的历史意义和政治价值,不只仅仅是这些年常说的反思二个字,而是在还原历史,让后人看看,几十年来,我们一向视为高尚的、神圣的中国革命,到底经历着怎么样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本身,又是充满着那样野蛮的、缺乏人性的封建色彩。可以说,直到今天,这些野蛮的、甚至是丧失人性的东西,依旧如影相随般地萦绕在我们所生活的中国社会之中,依旧被某种意识形态夸张或扭曲为圣洁般的革命理想。要说缺憾的话,这也是一部不完整的回忆录,如1937年到1940年之间,本是作者奔赴延安后新生活重大转折的开始,他更名为李新也应在此时,但书中恰恰少了这一段。还有1966年“文革”中的经历,本书也付之阙如。

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始于1941年5月毛泽东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之日起,而中共北方局整风高潮,是在1943年。李新当时在北方局青委工作,目睹很多整风时期的事情。当时,北方局的书记一职,由彭德怀代理,他对中央发来的一切指示,都奉命惟谨,如《改造我们的学习》,在延安还没有得到重视时,北方局就已经认真的学习了。1943年春,太行分局召开全分局的高干会议,薄一波、安子文对北方局过去的工作提出了很尖锐的批评,认为北方局执行了一条不但不敢发动农民,反而压制农民起来斗争的右倾路线。对此,北方局的领导人彭德怀、罗瑞卿拒绝接受这些意见,但会议上的这些争论没有结果,闹得不欢而散。随后,中央把争论双方的主要人物都调回延安整风,在后来的整风运动中,彭德怀为此受到“围攻”,也就是他在庐山会议上对毛发脾气所讲“延安整风,你操了我几十天娘,我操你几天娘还不行!”的由来。不过,当年的薄、安等人,并没有提到“百团大战”,因为那时候人们都认为打日本没有错,谁也不能说打日本打错了,特别是像“百团大战”这样的大战役,在前方,谁要是说它错了,这不就是汉奸思想了。谁也不会想到,这在今后竟成了彭老总的一条主要罪状了。

彭德怀走了,来了代理书记邓小平,此时北方局的整风审干也进入高潮。这年夏天,由于胡宗南准备进攻延安,所以在备战声中加紧了清查内奸。7月,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做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十多天时间就抢救出1400多个“特务”,为了加强反内奸的领导,还成立了一个刘少奇为主任,康生、彭真、高岗为副主任的“反内奸斗争委员会”。邓小平是1943年10月接替彭德怀的工作,他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抓整风审干,特别是清查混进党内的反奸斗争。他做整风报告,号召大家要和党一条心,坦白交代历史上和现在的一切政治问题,如有隐瞒,后果自负。邓小平的说话语气和正在学习的文件《抢救失足者》精神一样。就在当天晚上,总政治部的的敌工部长张义权自杀了。第二天又开大会,宣布张义权畏罪自杀,党组织决定永远开除其党籍,并说像他这样以自杀来威胁党,是毫无意义的,自杀就说明他有问题,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李新认识张义权,觉得这样的同志都是老革命,对党是忠诚的,是不会有问题的。

此时,中央又发来一个针对领导干部的电报,电文称:不要以为你们身边的同志都可靠,说不定日特、国特就睡在你们身边。一看这口气,就知道是毛泽东的口气。就在人人自危、个个紧张的时候,一天下午,紧急集合的号声响了,传来命令,跑步到村外的河边集合。人们到河边整齐地排队站好后,一声命令:坐下,不准动!并要大家都脱下衣服,并可以下水,但不许交谈。接着便把每个人的衣服口袋翻来翻去地搜查,看看有什么信件和文字之类的东西。搜查完毕,才宣布解散。各人回到宿舍,发现自己的背包都已被搜查,所有的个人隐私都曝光了,有的是家人、朋友、爱人的照片、书信被弄乱了乃至被拿走了,片纸不留,都成为审查思想和行为的最好材料。后来才知道,这时候搜查女同志的情况,更是骇人听闻,无法形诸笔墨。

当年把审干追查称为劝说,由三四个人组成一个劝说小组,每个人劝说两三个小时,三四个人轮流劝说,被劝说者一天24小时都不得休息,其身体的疲乏和身体的紧张程度非身历其境者所能想象。所谓劝说,就是要你“坦白”,你坦白一点,他们再追问一步,一只要把你追问成“特务”才算了事。为了要你“坦白”,他们有的可以跪在地上劝你。说只要坦白,就可以和党“一条心”干革命了,否则,你在革命阵营里永无立足之地。那时候,参加革命的一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称为“半条心”,敌特分子是“两条心”。无论是“半条心”还是“两条心”,都需要向党“坦白交代”,只要坦白交代了,才可以和党“一条心”,成为真正的革命者。

以暴易暴 千刀万剐

1946年,李新就任冀南永年县委书记,甫一上任,就碰上开展反奸清算大会的群众运动,即斗争汉奸宋品忍大会。宋本人在日本占领时期充当宪兵队队长,作恶多端,人人恨之入骨,所以参加斗争会的群众数以万计。

会场上宋品忍从头到脚被几根绳子紧紧绑着,不要说全身四肢不能动弹,就连脑袋也不能转动一下。在“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的控诉会上,先是一个苦大仇深的老太太掏出一把磨得十分锋利的刻刀,嚓的一声把罪犯的一只耳朵齐齐切下,鲜血飞溅,全场高呼“千刀万剐,碎尸万段!”接着又有两个被杀害了父兄的青年人上台诉苦后,把宋的一只手给剁了,说要拿回去祭典自己的父兄。后来又上来一个女人,拿着一把刀喊着要把这汉奸的黑心挖出来看看。此间,李新怕影响不好,立即打电话请示上级批准枪毙宋品忍。其实这时宋早已断了气,所谓枪决不过是个形式罢了。但很多群众还不解恨,纷纷涌向刑场,争着把死尸的肉给分了。李新在行刑处看到一个晚来一点没分到肉的汉子气冲冲跑来,只好拣一两块骨头回家,边走边说:“吃不了你的肉,拿你骨头回家让狗啃,也算解恨了。

这次生剐活人、凌迟罪犯的残忍事件,并非偶发。一年后在解放永年县城时,也把投降的国民党班排级以上的军官拉到会场上让群中给活剐了。李新认为,上次属于群众自发行为,而这次活剐匪军军官,却是出自领导的决定,并有领导出面主持,纯属农民狭隘的报复主义思想。这样不讲政策,言行不一的做法,一定会招致不利的结果。果然,永年城的个别匪军跑到元氏敌人据点后,大力宣传不能投降八路军,投降了也要被杀掉。这样就使后来解放元氏时,付出了更多的代价。残酷虐杀俘虏的行为,不但会丧失社会同情,而且是帮助敌人巩固其部队,是在帮助敌人杀害我们的同志。

刘少奇批评聂荣臻

1947年7月,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工委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李新也参加了此次会议。7月17日会议开始,会议没有一定的议程,只发了一些文件让大家学习,要大家自己提问题,自己讨论,自己解决。到了8月中旬,刘少奇开始做报告,在对晋冀鲁豫的大大表扬一通后,而对晋察冀则作了严厉的批评,他批评抗战胜利后骄傲自满,对国民党的斗争表现右倾,相信什么和平民主新阶段,满脑子和平幻想,一直让一部分军人复员;没有认真执行中央发布的”五四指示“,土改很不彻底,无论是军队还是地方,都有地主出身的干部出来阻扰土地改革,这些人是抗日干部,很难过土改这一关,是半截革命者。刘少奇越批评越生气,说他到这里看到土改不彻底,批评了右倾偏向后,这里的干部不服气,于是来个处处点火,户户冒烟,到处吊人打人,乱斗一气,这是对批评的对抗嘛!而领导呢,毫无办法。你领导是干什么的?占着茅坑不拉屎!说这些话时,刘少奇声色俱厉,全场鸦雀无声,坐在李新旁边的晋察冀团长聂荣臻很沉痛地低下了头,全场的目光也落在他身上。在此之前,聂是很郑重地一边听报告,一边做笔记,再听到刘的粗话批评后,他不由地低下头,双手捧着笔记本,再也无法记下去了。

见此情景,作者的心里也很难受,对刘少奇的批评不服。因为政治协商会议之后,所谓的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中央提出来的,晋察冀只是复员一些老弱,并且是经过批准的。为什么刘一点不做自我批评,却这么严厉地批评下面呢?是的,晋察冀在解放战争初期仗没打好,土改没有搞好,受批评时应该的,但中央负责同志的批评能是这样粗暴的吗?本来对少奇同志十分敬仰的李新对这样的批评感到不是滋味。

任弼时曾提出过政党经费问题

书中记述,自参加革命后,连续三天仅有两个人作竟日长谈的,却只有一次,就是在1948年8月与任弼时的谈话,毕生难忘。

其中,任弼时具体问到永年全县党务工作干部的情况,县委多少人,常委几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县委机关多少人,每年需多少经费,全县共有几个区委,每个区委有多少脱产干部,不脱产的又有多少;全县共有多少个党员,多少个支部;乡村支部是否有脱产干部,支部书记是否脱产,不脱产他们的生机又怎样解决;全县共有多少个脱产的党务人员,全年党务工作的经费大约是多少,等等。任弼时问得极为详细,并做了一一记录,而且把数字记得很清楚。随后,又问:“你们现在的党务工作不很多,全县只有几十人,开支也不太大,你看如果不靠政府供给,自己搞生产,能解决问题吗?”李新以为,这番话的意思就是要停止对下面的供给了。

任弼时解释:“现在要准备召开新政协、成立新政府,新政府是联合政府,不只有共产党,而且有各党派;到那时,如果各党各派的经费都是自给的,我们共产党的经费怎好由政府供给呢?”李新说:“将来新政府成立,对各党派也给点经费不就行了吗?”任弼时说:“问题不那么简单,你给他们多少?给共产党多少?谁来决定?而且,政党的经费由政府供给,这样好吗?”

今天看来,不仅共产党庞大的经费由政府负担,严格说来由纳税人负担的,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党国”和“党天下”了。而且八个所谓的民主党派,也是由人民来养活着的。这就是具有讽刺的“鱼水关系”了,但是谁是鱼,谁是水,谁在养活谁,这个简单的道理,到现在竟然也说不清楚了,这与国内的公仆能养尊处优、颐指气使,主人反倒像奴才一样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道理一样。

彭子冈被“引蛇出洞”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人大新闻系曾召开了一次“引蛇出洞”的北京新闻界座谈会。当时还没人认识到“引蛇出洞”策略,发言异常激烈,对共产党的新闻工作提出了尖刻的批评。在这种情绪鼓舞下,新闻系主任安岗也忍不住起而发言:“毛主席就不断说,他最不爱看《人民日报》,死板板地……”李新暗中连扯他几下衣服,希望他及时停止发言,但安岗兴致很大,一直讲个不停。李新只好宣布暂时休会。

接着,校外的彭子冈起来发言了,说话时慷慨激昂,首先批评《人民日报》,说它拥有那么多的人,花了那么多的钱,结果完全脱离群众。她问道:“现在,谁还喜欢《人民日报》呢?连毛主席也不爱看了!”说到这里。全场为她热烈鼓掌。她随即又说:“《大公报》人手不多,经费又少,但就是效率高,不但消息快,而且文章好,很快就流传全国……”她越说越有劲,还是她的丈夫徐盈劝阻了她,才结束了发言。

这次座谈会的发言记录,很快就整理出来上报了。彭子冈就是因为这次发言被划成了右派,因为安岗是新闻系主任,发言记得很少。彭子冈是校方请来的名记者,讲得最多最激烈,记录的也详细,后来根据记录来划右派,自然无法逃脱了。李新认为,自己客观上保护了安岗,为什么不能保护子冈呢?倘若事先给她打个招呼,不是也可以让她免遭大难吗?对此,传主一生引以为憾,始终感到内疚。

林希翎与葛佩琦

人民大学素称中共的“第二党校”,在反右期间有400人被打成右派。在有些系,由于领导干部心胸狭窄,借机整人,把一些不沾边的人也打成右派。如经济系有一个青年教师孟氧,注释《资本论》出了名,结果招致系领导的嫉恨,几次送校常委会讨论,常委多数人认为小青年说几句怪话不能算是反党,但系里最后硬是找到了他恶毒攻击党的“罪证”,终于给他戴上了右派帽子。

在高潮中,斗争的最激烈的是林希翎,她不但会写文章,而且会说话,因此开她的斗争会很不容易。党委专门从全校找到一批能说会道的积极分子,事前作了很充分的准备,并经过“预演”之后才召开几千人参加的斗争会。但在这个会上,积极分子的发言却不断被林希翎驳倒。主持斗争会的人没法子了,只得领着群众高喊口号,才能将她压倒,这样的情况十分可笑。据说当时北大斗争谭天荣时,也是如此。这两个著名人物被打成右派后,当然都是劳改,甚至受到异常残酷的对待。右派平反时,人民大学党委把给林希翎的平反决定派人给她送去,以为她会感激涕零,谁知她却不予理睬,于是平反决定又给带回来了。就这样,林希翎便成了很少几个没平反的右派之一。

当时,人民大学教师葛佩琦被打成右派也是轰动一时的事件。葛是个老党员,对党没有什么不满,也不想在整风中对党提意见,经反复动员后,5月24日他参加了一个党外人士座谈会,在会上说了几句很一般的话,如外行办不好大学,不要脱离群众,不要看不起知识分子,党员干部要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不要生活特殊化。三天后的5月27日,他的发言被刊登在《人大周报》上,变成了“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到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当天下午,葛就去找到人大副校长、党委副书记聂真,指着《人大周报》的这段话气愤地说:“这不是有意诬陷我吗?”聂真说:“葛佩琦同志,你不用着急,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登错了,可以更正。”到了6月8日,《人民日报》以葛佩琦发表反动言论为标题,报道了葛的发言:“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必然走这条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喊万岁也是没有的。”其实,无论葛佩琦的发言还是《人大周报》的刊登,都没有这段话,这段报道纯属捏造。于是,全国大小报纸纷纷转载,批判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之后,葛被定为“极右分子”,判处无期徒刑,从此受尽折磨,家破人亡。

“四清”见闻录

1964年夏天一个闷热晚上,作者忽然接到通知,第二天到人民大会堂去听重要报告,不得缺席。第二天按时到会后,看到在京的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和元帅们都到了,全场鸦雀无声。心想是谁做报告呢,这么严肃,原来是刘少奇讲话。桌子上有扩音器,但刘并未坐下来讲,而是背着双手,在台上走来走去地讲,大意是:中央不是有规定吗?中央和各部门的领导人每年至少要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到下面去。可是你们为什么不下去呢?待在北京,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光在上面发空头指示,怎不产生官僚主义呢?下面的情况千变万化,新鲜事物多得很,只有了解新情况,发现新问题,才能想出新对策,才能领导。你们看,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发现了许多新问题吗?她现在写出东西来了。总结了许多新经验,很有意思。我看大家还是下去吧,赶快下去吧!说到这儿,刘看了周总理一眼,然后又对大家说:谁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赶下去!他的讲话到此就戛然而止。

周总理也没想刘少奇的讲话如此简短,略一迟疑,马上起来圆场:少奇同志讲话虽然简短,但很重要,我希望大家赶快下去参加“四清”,执行中央的决定,王光美的报告中央即将作为正式文件发下去。并转身向刘少奇说:我看可以让光美到各单位去做报告嘛。接着对台下说:各单位都可以请王光美同志去做报告。口头报告比书面报告会更生动些、丰富些、随即宣布散会。

 整个会议,连头到尾不到一小时,在这么大热天把这么多高级干部集中来“训话”,人们是非常不满的。退出会场时,听到有人在议论:这是干什么?这不是“听训”吗?走出大会堂,听到两三个军队干部也在骂娘。

李新所在的近代史所“四清”的地方是甘肃张掖的乌江公社。进村后就开始访贫问苦,其实这里的贫苦一看就知,何待访问:每个家庭都一无所有,床上有条破被就是比较富裕的了。太阳出来,南墙根就有一群“日光浴”的,老头老太太光着上身,十二三岁以下的男女小孩,全是赤身裸体,为什么,没有衣服穿。还有两三个小队,十几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一家人合穿一条,谁出门谁穿,多么凄惨的景象啊。

“四清”工作队必须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天三餐都是稀的,一大盆粥里只有稀稀拉拉的几根面条,老乡们肚子大,能吃三四大碗,可怜城里人吃上两碗肚子就撑得鼓鼓的,两三次小便后就空空如也、饿得不行了。当大家饥肠辘辘、唉声叹气时,作者念了一首河南信阳关于公社大食堂的顺口溜给大家听:“一进食堂门(儿),稀饭一大盆(儿),盆里有个碗(儿),碗里有个人(儿)”。到了文革时期,这首顺口溜还成了作者污蔑“三面红旗”的罪证。

历史研究之荒谬

回忆录说,“四清”时期,每次进城开会,都要去看看历史学家黎澍,因为可以从他那里得到从北京传来的毛主席指示,特别是有关历史方面的指示。例如毛主席说: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统治阶级“那有什么让步政策?只有‘反攻倒算’。”这分明是批评范文澜和翦伯赞的,因为这两位历史学家都认为农民大起义之后,封建统治者以史为鉴,被迫对农民让步,总要采取一些轻徭薄赋、鼓励生产的政策,从而使经济得到发展,社会向前进步,汉唐初期的盛世就是这样来的。

而毛泽东根据解放区土改后逃亡地主组织“还乡团”的事实,认为地主与农民之间乃至一切剥削者与被压迫者之间,都只有仇恨与斗争,不可能有让步与妥协。这是他1957年特别是1962年以来强调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绝对化的必然发展,再往后就发展到“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从而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黎澍在私下谈到这个问题时,不住地摇头,大声说道:“他老人家为什么在20年代和30年代要去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呢?没有让步能有统一战线吗?”李新也认为:“大跃进饿死了人,农民有意见,他老人家还是让步了,连食堂也不坚持了。看来世界上天天有斗争,也天天有让步,这是铁一般的事实呀。”他们对最高领导的这些思想既感到迷惑,又感到忧虑,当年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已经够紧了,如果再绷紧一点,岂不要绷断了?

接着,近代史所所长刘大年从北京回来,传达了毛主席要求历史研究者搞“新四史”(家史、村史、公社史、工厂史),并严厉批评历史研究脱离实际脱离政治的指示。刘大年对毛泽东很崇敬,但对如何搞“四史”也很茫然。以张掖来说,虽然接触到不少贫下中农的家史、村史和公社史,但这些材料怎样写进书里去呢?如果让历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可现在看到的都是贫穷、落后。“四清”中查出来的种种材料能如实写出来吗?高明的历史学家如刘大年,对此也是摇头叹息、一筹莫展。

如以前李新所编的《中国心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遇到平江起义,彭德怀的名字不写,连滕代远、黄公略也略去了。到了八路军,只写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不写,新四军只写军长叶挺,忽略副军长项英。有人说编者“用心良苦”,可作者自认为心是苦的,也是良的,怎么在历尽千难万险才缔造出来的新中国,书写历史竟是这样困难呢?多少人梦寐以求的自由、民主和幸福,怎么到了今天这种情形呢?

为红四方面军抱不平

过去教党史,知道西路军是在高台地区被马家军打败的,现在来到了位于张掖的高台地区,当地还有不少当年失散下来的红军,作者就做了一番实地考察。

原来1936年,三路红军即将在陕北会师,党中央考虑到陕北地方小,而且地瘠民贫,难以养活这么多军队,决定向外发展,于是首先东征。东征军虽然对阎锡山作战取得了胜利,但却招致十万国民党中央军入晋相援。党中央为了避免内战扩大,便回师陕北,随后,又决定举行宁夏战役,向西发展,希望通过宁夏,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取得第三国际和苏联的援助。后来宁夏战役计划没有实现,已经渡河的红四方面军红军便称为西路军。他们是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正式命令而行事的,决不是像《毛选》第一卷有关注释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张国焘的命令。至于11月改称西路军,不但有中央军委的命令,而且还有中共中央的决定。作者考察时,对其中的原委尚不清楚,这些事情到80年代才搞清楚。但根据地形地物和残垣废垒,可以想见当年红军浴血奋战的情形。

在作者弄明白了这次战斗的时间是1937年3月的具体日期后,又让人心中极为愤懑。《毛选》中,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是这样写的:“为敌人吓到的极端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可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竟是1936年,他怎么能在1936年就预见到1937年的西路军失败呢?很显然,这时毛著编委们帮助整理成这样的。作者在60年代曾认真研究过“西安事变”,知道当时党中央考虑的中心问题就是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所以西路军的前进、停止、后退、再前进等等,中央都有指示,而西路军都是按照这些指示行事的。怎能把西路军的失败算在张国焘头上呢?尽管张国焘错误很多,“罪该万死”,也不能如此对待呀,更何况还有两万多西路军战士呢!党内斗争如此复杂而残酷无情,此时才有所领悟,发人浩叹。(原载《湘声报》)

《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 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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