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飞涛 李晓萍:中国式产业政策的取向与根本缺陷——中国产业政策批判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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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飞涛   李晓萍  

  1987;张军,1998;曹建海,2001;罗云辉,2004)。该定理的成立严格依赖于次可加性的成本函数和商业盗窃效应两个强假设,由于多数竞争性行业中这两个条件均不能满足,以过度进入定理解释竞争性行业的过度竞争、重复建设并不合适。

  (4)以保有过剩生产能力促进企业间的价格合谋来解释重复建设或过度竞争(植草益,2000;罗云辉,2004)。该理论的根本缺陷是忽略了过多的产能投入会带来更多的成本投入;此外,由于真实价格信息的不对称性和滞后性,而产能投资可观测性很高,保持与默契合谋时均衡产量数量的产能而不增加额外产能,相对于价格协调更有利于保持企业间合谋。

  2.从产能过剩形成机理研究的新进展看政策依据的根本性缺陷

  中国的产能过剩和重复建问题并不是市场失灵,而是有其深刻的体制背景。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转轨体制下地方政府竞争过程中对于微观经济的不当干预是导致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的主要原因。我国转轨体制下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可以用以下三部分来表述(江飞涛,2009):

  (1)财政分权和以考核GDP 增长为核心的政府官员政治晋升体制,使得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干预企业投资和利用各种优惠政策招商引资的动机,特别是对于具有高投入、高产出等特征的行业,无论从政绩显示还是从财政、地方就业等方面考虑,各级地方政府都有非常强的动机推动这些行业的企业在本地的投资。

  (2)我国土地所有权的模糊产权问题、金融体系的软预算约束与保体制存在的严重弊端,使得为投资企业提供低价土地、减免投资企业税收等投补贴措施、帮助企业获取金融资源的措施、纵容企业污染环境的行为成为地方政府不当干预微观经济、吸引投资的主要手段。

  (3)地方政府在地区经济竞争中不当干预微观经济的行为,主要从三个方面导致企业的过度产能投资行为和行业产能过剩:①地方政府低价供地等投资补贴,会显著扭曲投资企业的投资行为,导致企业过度的产能投资行为,并进而导致行业产能过剩。②地方政府为吸引投资和固化本地资源,纵容企业污染环境,使本地高污染行业企业的生产成本严重外部化,从而导致这些企业过度的产能投资和产品生产;普遍的牺牲环境竞争资本流入的做法使得高污染行业产能过剩。③地方政府的不当干预下,企业自有投资比率过低,投资风险显著外部化,投资风险显著的外部化进而导致企业过度产能投资行为和行业产能过剩。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市场失灵”并非导致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的根本原因,体制上的根本性弊端扭曲了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行为,才是导致“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因而,以行政规制手段抑制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的政策是缺乏依据的,也不能从根本上治理“重复建设”。

  3.新兴行业发展中重复建设问题与政策反思

  2009年出台的《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认为,在风电设备和多晶硅等新兴行业也出现了重复建设的倾向。而在此之前,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主要出现在传统行业。从本质上看,与传统行业相同,地区竞争过程中地方政府对投资行为的干预是新兴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形成的主要原因。略有不同的是,此前这两个新兴行业是政策部门扶持的行业[ix].在中国,处于鼓励类的产业目录中,意味着更容易获得审批,意味着更容易获得地方政府廉价土地的支持,以及更容易获得地方政府在融资上的帮助。一旦技术壁垒被打破,在地方政府投资优惠政策的作用下,大量新的进入者会涌入这个新兴行业,对于这个行业的产能投资会随之激增。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将会对企业投资产生补贴效应、成本外部化效应和风险外部化效应,扭曲企业投资行为,导致企业过度的产能投资和行业产能过剩。在这种体制下,当某个新兴行业的市场出现市场需求的扩张时,整个行业和行业中的多数企业都会对需求的扩张做出过度反应,导致行业产能远大于市场需求的扩张。

  培育新兴行业的发展一直是产业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采取何种政策措施必须慎重考虑。对于新兴产业研究开发活动进行普遍性支持(即:不只对政府所选定企业的研究开发活动进行支持);或者对于节能减排等绿色产品提供消费补贴,以促进新兴产业市场的形成;都是培育新兴产业的重要的手段,这些手段对于市场的干预程度相对比较低,不良效果也比较少。但是,对于生产制造环节产能投资的各种优惠手段,会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企业的投资行为,并导致行业严重的产能过剩。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对于产能投资环节大量的投资补贴会诱发企业的寻租行为,使得企业经营者将更多的精力和更多的资本放在追逐地方政府的低价土地等寻租行为上,而不是把更多的投入放在研究开发和技术工艺的改造升级上,这也使得新兴行业中企业在国际竞争中更依赖以政府补贴和低污染排放标准所带来的所谓低成本竞争力。

  

  四、中国式产业政策的进一步反思:基于市场竞争机制的重新认识

  

  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西方经济理论的广泛传播,中国学界和政府对于市场的了解也逐渐加深。但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流以及教科书中的主要内容,新古典经济学及其对市场的理解深刻地影响着政策部门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对于市场机制理解上存在的缺陷,也制约着政策部门对市场机制的进一步深入理解。在市场机制认识上的不足,又进而导致政策部门在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的过程中政府行为边界和行为方式上的错乱,甚至初衷良好的产业政策总是阻碍市场运行过程与动态效率的实现。重新认识市场机制,对于反思中国产业政策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产业政策的新古典理论基础及其对市场竞争机制的认缺陷

  新古典经济学中一般均衡理论及由此派生的“市场失灵”,成为中国产业政策的主要理论基础。新古典框架思路以理想均衡状态作为判断现实经济运行是否有效率的参照标准,通过比较复杂的现实与完美竞争的理想状态,一旦发现现实与理想标准出去差异,就断定出现“市场失灵”,真实世界就必然是无效的或者低效率的,要求政府积极介入甚至干预微观经济运行,通过微观经济规制和实际干预控制经济运行(王廷惠,2005:48)。实际上,现实市场对理想市场的偏离,只能说明真实市场运行方式不同于理想模型中的描述,并不能证明政府施加干预和管制后的市场会具有更高的效率。因而,新古典经济学里的理想标准并非评判现行安排是否合适的有效标准。

  在一般均衡理论中,只要满足严格的假设条件,借助瓦尔拉斯拍卖人,就能实现帕累托最优。在新古典理论中,市场被抽象为瓦尔拉斯拍卖人,市场机制被描述为制定和调节价格以实现均衡的机械运动。而在一般均衡理论的假设条件下,通过计划实施协调可能同样有效。一般均衡理论的严格假设条件在现实中很难得到满足,如果现实经济偏离了这些假设条件,就会出现不同类型的“市场失灵”,现实中的市场就被认为缺乏效率,政府介入就理所当然。与其说一般均衡理论用以说明市场体系的效率,还不如说更适合于作为介入和干预经济活动的理论基础。

  一般均衡理论基础上的整个福利经济学框架,无意中变得与中央计划者的观点极为接近(柯武刚,史漫飞,2000:194)。斯蒂格利茨(1998:12)指出:如果经济中的新古典模型是正确的,那么中央计划经济遇到的问题比实际情况要少得多,市场社会主义同样能取得成功。

  新古典经济学这种理论上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其并没有认识市场经济运转的真正动力和作用机制。新古典经济学,通过过分严格和极其非现实的假设,将市场经济运行理解为机械和没有真实时间的运动,忽略了最为重要的知识问题。

  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的产业政策理论完全忽略了知识问题,只是简单假设全知全能的政府最了解情况,政府代理人全部都慷慨正直,忽略了政府知识匮乏和政府失灵的可能性,没有关注到人类存在不可避免的无知这一事实(王廷惠,2005:57)。知识问题是一个具体环境的问题,(产业政策部门)经济计算所要求的知识,只有从市场竞争过程自身的展开中才能获得(王廷惠,2007:70)。竞争的真正价值,首先在于发现知识。发现知识的功能,只能在争胜竞争的动态过程中得以体现。也只有通过市场竞争过程才能够解决分散知识的利用问题。作为产业政策理论基础的新古典理论过分关注于起点和终点静态分析,专注于静态的配置效率。而现实竞争过程必定是一个动态过程,争胜竞争动态过程才能实现动态效率。新古典理论中讨论的竞争概念与现实竞争没有任何联系,忽略了市场竞争性过程的作用,这种静态竞争理论本质上就是反竞争的,其结论不应该具有政策指导意义。新古典理论对于市场机制认识的根本缺陷,使得以“市场失灵”作为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的理论基础具有不恰当的政策意义,不应成为政策分析的标准以及实施产业政策干预的依据。

  (二)从重新认识市场竞争机制的角度进一步反思中国的产业政策

  新古典框架下的“市场失灵”理论之所以不能成为政策分析的标准和实施产业政策依据,主要是因为它曲解了真实的市场运行:在完全知识假设条件下将市场理解成静止、机械的均衡状态,缺乏对市场动力过程的理解。重新认识产业政策以及政策分析的标准,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市场的竞争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对此前的产业政策进行反思。

  1.作为过程的市场竞争——重新认识市场竞争机制

  处于“必然无知”状态中的知识社会时代,考虑时间和无知的理论必然是过程理论而非状态理论(Loasby,1976),理解市场的关键在于真实时间、知识问题和人类行动(尤其是企业家发现)。真实世界里的竞争,首先必然表现出动态性质,是一个探索和发现的过程。敏感机灵的企业家,受到利润的诱惑,总是在寻找新的市场机会,开拓新的要素组合方式,提供新的产品和服务,不断发现并尝试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和内部管理方式以及合适的企业规模。随着真实时间的展开,风险和不确实性必然伴随着行动主体发现知识的争胜竞争过程。竞争者无法完全准确地预测其行为结果,正是这样的无知状态,激励着他们去发现、尝试和试验。对生产者和消费者而言,竞争过程的发现和探索性质,均为一个获取和扩展信息与知识的学习过程。竞争过程的结果,将造成更具效率的企业占领市场,企业家争胜竞争的发现性行动,将不断创造更低成本的技术和更有效率的资源利用。市场的生存检验过程是通过不同个体向各种可能的方式尝试,这种在分散的知识和不确定性市场下的尝试、竞争和创新,导致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的动态调整(王廷惠,2007:44-45)。

  2.产业政策应尽可能避免用以政府的判断和选择来代替市场机制

  中国产业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以政府的判断和选择来代替市场机制,以政府对于产品、技术和工艺的选择,来替代市场竞争过程中对于产品、技术和工艺的选择;以政府对市场供需状况的判断以及控制供给来代替市场的协调机制。

  实施这样的产业政策,需要关于生产成本、消费者偏好、开发新产品及实现技术创新的完全知识,而这些知识只能依靠市场竞争过程的展开而逐渐显示和暴露出来,在市场过程产生这些信息之前获取它是无法实现的(Lavoie,1985)。并且这些知识具有的主观性、私人性和分散性,伴随着默示的和与特定时空有关的知识,是无法进行汇总的知识(哈耶克,2003),政策制定部门无法利用这些知识进行有意义的统计并据此进行正确的经济计算和预测(Powell,2005;江飞涛等,2007)。

  竞争是一个发现某些事实和知识的过程,通过竞争过程市场能够解决分散知识的利用问题。如果不存在竞争,这些事实要么仍然不为人所知,要么至少不被利用(Hayek ,1978:179)。在市场竞争所凸显或隐含的利润机会的驱使下,经济主体积极主动的去发现、获取和利用未被他人发现的经济世界的知识,通过知识的交流、传播和扩散及其他学习过程,进行试错、纠错和适应的市场行动,进而推动知识增长和经验积累促使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出现。有关技术、偏好和其他数据等有关信息尚未为人所知时,竞争作为发现这些信息的动态过程,是经济主体分散和默示的知识的协调过程。信息是竞争过程的结果,“哪些产品是稀缺的或哪些东西是产品,其稀缺程度有多大、价值有多高,这恰恰是有待竞争过程发现的事实”(Hayek ,1978:181),包括有关市场的信息和知识以及有关制度的信息与知识。竞争是一个发现的过程,不管是运用于经济还是运用于科学,都不可能预先知道尚未展开之过程的结果(王廷惠,2007:72)。(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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