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求新声——汪晖的学术世界与当代中国思想之进路

——学术座谈会摘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15 次 更新时间:2010-08-08 22:46:53

进入专题: 汪晖事件  

戴锦华   胡志德   严海蓉    

  

  戴锦华:首先代表我个人欢迎大家,很久没有出席过这样规模和这样级别的大的学术会议了。我很荣幸被大家推举为大会的主席,我也很少有机会做这样的会议的主席,所以很荣幸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今天大家从世界各地、全国各地到北京来参加这个"汪晖的学术世界与当代中国思想之进路"学术座谈会,面对大家可能班门弄斧了,但还是要说两句。

  大家可能有一个基本共识,就是:已经过去的20年和未来20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段,或者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段。不久前在美国加州伯克利我见到了一些不同层次、不同背景、不同立场的朋友,发现他们共同在关注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对他们变得格外突出,这个问题就是"中国问题"。从美国主流社会的商界大型机构的领导人到大学校长,他们都认为中国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或者说中国问题对于世界、对于美国已变得非常重要。这不是简单的"中国崛起论",对此我也保持高度的警惕。但是显然中国的变化、世界的变化、后冷战的格局对每一个学者、每一个当代人,对每一个关注当代世界、当代生活的人们,都在提出全新的问题和挑战。

  再说一个我非常个人、非常过分的观点,就是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个理论的年代,而今天,从某种意义上冷战年代构成的理论已死,但是如果真正存在一个after theory,那么是否意味着我们要回到post theory?我认为这毫无疑问是不可能的,我们其实只是在呼唤新的理论,呼唤着新的应答。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我们选择汪晖做一个个案。因为汪晖近年来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不仅是在中国,而且是在世界,他被命名为一种示范,被命名为一种例证,今天我们选择汪晖,汪晖作为一个将被我们解剖的麻雀,是因为我们和汪晖面临共同的挑战,共同的问题,我们选择他只是把他作为一个例证,更重要的为了通过今天会议的议题,进一步的提出我们的问题。

  有一个说法,先在已变得非常恶俗,这个说法就是问题意识,但是这个恶俗的说法在今天变得格外真切,我们到底应该提出怎样的问题,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方法、使用什么样的语言,什么样的径路,所有这些问题都已经成为非常急迫的问题。

  大家在这么酷热的时候,来到这么酷热的北京,是因为我们大家分享着同样的紧迫感,这是因为我们大家对整个学术生产和学术格局的抱有的这样一种责任感和这样一种焦虑的结果。

  这样大的同仁学术会议很多年没有开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这样的会议很多,这些年来,我们更学科化、专业化了,这样既宽泛又跨学科的大型会议,我们希望能更为有效地处理一些有意义的问题,同时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来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这个学术环境是有利于我们的学术生产的,有利于思想的交锋的,有利于我们对真理的追求的。

  我就说这几句非常多余的话,接下来我交给第一场的主席。

  

  第一场: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问题

  

  主持人:胡志德(美国加州洛杉矶分校教授)

  这个世界上我怕的东西不多,其中最怕的事情之一就是跟戴锦华教授讲话。我们今天第一场的议题是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问题。第一发言人是台湾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于治中先生。

  

  于治中:首先非常感谢各位同仁举办这样的会议让我来参加,实际上我个人来讲,去年写了一篇文章,讨论汪晖先生的一个思想的世界,这篇文章在台湾发表,我只是把我这篇文章主要的一个内容做一个简单的摘要。

  我个人认为,自从1949年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发生了一个剧变,这个剧变实际上从49年就开始了,不仅是30年的改革开放,这至少对我个人而言是如此。对中国的认识,其实每个时代的人都有不同的认识,无论是作为认识的对象或者是自我的反思,这种认识往往也折射出这个时代的一些特色。

  从近现代以来,面对着千年没有的变局,中国虽然一直不断的发展与转变,可是在西方文明的强大压力之下,所谓的中国,好象令人遗撼的一直是一个被认识的对象跟客体,这种主体性的沦丧与话语权的失落,不仅肇因于双方力量的对比,更起源于我们对世界理解的方式,因为我们自从移植了西方的教育体制之后,我们认识世界的领域、理解自己的方式也在模仿过程中被颠倒,造成主客易位,所以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我们生活世界中的意义与价值似乎只能在对方的框架中得到自我表述,原本只是外在性的西方,事实上已经不知不觉成为我们内在组织的一个部分。认识自我与认识他人事实上已成为一个事物的两面,我们无法跳脱世界历史的语境以本质主义的方式建构一个自给自足的中国,因为长久以来,西方理解他者,并且同时建构他自身的方式,如果我们无法察觉以及接受这个前提的话,实际上对我个人而言,所有的形式的反思只不过是在不同程度上重复与肯定既有的认识框架。如果当代中国问题的框架事实上已经变成现代性文化自身内部的问题,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如何避免陷入自身特殊性这个陷阱当中,勇于去面对这个已经内在于我们自身的现代性。

  我个人认为,汪晖先生的著作从早期开始,一直到现在,他的四大卷书的出现,我认为基本上或隐或显的在回应这样一个东西。在汪晖的著作里面,他很少从纯理论方式阐释这个命题,而是设法去挖掘思想跟社会两者之间互动的过程,从具体的历史分析里面去论述思想如何成为一种历史语境的构成性力量,也就是去讨论所谓的历史动力的问题。所以说他讨论的方式,不仅与超脱外在现实,专注讨论思想内部的作品不同,也与把思想仅仅作为社会关系产物的看法相异。我们说,前者是以内因说为代表,将思想孤立的称为一种自在的存在,后者是以外援论为依归,将思想还原为他维的存在,这是黑格尔式的讲法,这两者理论各异,我们看起来是相反的,实际上分享了一个共同的前提,也就是对思想构成性力量的遮蔽,也就是对他动力的一个遮蔽。

  汪晖处理问题的时候,我个人认为,他并不是简单的将概念放置在一种时间性的序列之中,而是在问题形成过程之中去展开,他反对任何不证自明的概念和假设,他以问题的架构为主导提出他的问题。这样的一种方式,虽然将社会纳入他的视野,却与所谓社会史的研究方向大异其趣。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社会史只是将所探讨的领域扩大,纵然强调思想上的语境化,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背景纳入,可是在认识论上不仅没有反思上述各个领域划分的合理性,以及存在于这些领域之中既有概念的合理性、有效性,而且经常也并没有跳出线性因果论和单纯因果论的假设。

  汪晖的这种提问方式,跟另外一个我们熟悉的学科接近,就是所谓的历史社会学,我们知道,二战之后,历史社会学在英语世界兴起,改变了以往社会学家缺乏历史意识与历史学家缺乏社会学理论的通病,以长时段的范围与跨学科的思路研究过去,虽然它强调探讨社会如何运作变迁,可是作为社会学一支的历史社会学,虽然强调理论上这样的问题,可是在认识论的层次上,似乎跟社会史创造的困境几乎相当的类似。所谓在历史学里面打破学科之间的藩篱,往往只是留在本位主义的立场,借用其他学科的方法,或者抽离具体的语境,任意玩弄理论,缺少从研究对象本身出发,充分认知所使用概念的有效性,从而有时不自觉陷入普世性的概念,化约人类存在的多样性,产生过度全称性的一种抽象化的东西,做出超越不同具体历史经验范围的一些概发性的推论。

  汪晖的作品,我个人认为,他起初最早是以所谓的矛盾性作为理解鲁迅作品的一把钥匙,以个人一致性作为起点,去思考这种复杂的悖论性之后,又促使了他对中国现代史中"五.四"启蒙运动的再思考,面对这样的思想纷然层陈与互相矛盾的五四运动,他又提出了一个所谓历史同一性的概念,作为分析悖论性历史运动的框架。我们看汪晖从讨论鲁迅的个人一致性到所谓的讨论五.四运动的历史同一性来讲,所改变的不仅仅是范围的扩大,他所关切的焦点我个人认为也有些不同,我认为他早期讨论所谓鲁迅的个人一致性,依然停留在一种各类思想本身的含义,换言之,也只是属于一种一般性问题的内容的层次上来讨论,可是他后来研究五四运动的东西,以一种所谓历史同一性的概念,我个人认为,他更深入地将问题的核心,将早期的个人一致性的概念更进一步的深化,更深入的将问题的核心指向这些不同思想之所以能够存在的可能性条件与其合法性的过程。

  他从历史同一性的问题架构出发,总结了五四启蒙运动所呈现的、采取的态度同一性的特质,之后他又提出所谓文化同一性的范畴,更进一步将这个方法扩展至中国现代思想的整个领域,作为讨论产生现代性悖论思想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意义的框架。

  这是我认为的他的一种方式。

  以同一性的问题架构,我们看他反思各种悖论性之所以产生的可能性条件,从鲁迅研究开始,一直到他后来作品的主题,从《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也就是目前比较有争议的这本书来看,这本书新版序言里面,汪晖以事后回顾的角度说:鲁迅研究是我个人学术生涯研究的起点,这点对我至今很重要,因为我觉得鲁迅始终可以作为一个衡量现代思想变化的特殊的坐标。他倒不是说鲁迅的思想如何高超,而是他思想的复杂性能够为我们从不同方向观察现代提供了一些不同的线索。

  汪晖讲的同一性的概念,我个人认为,他的重点不是放在什么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上,而是说,是先于是,是如何是可能的,换言之,不是什么是悖论性,而是悖论性如何是可能,在这个问题架构中,重点不是放在矛盾的内容,而是矛盾的前提,不是讨论矛盾的解决或者扬弃,而是矛盾是建立在各种可能性条件之上,这是我个人认为从比较认识论的角度看汪晖,我个人认为比较重要的特点。

  汪晖从中国思想上社会变化的过程展开,对中国现代性的理解的方式,不是一种简单的抽空的历史事实,任意套用西方社会科学中既有的分析概念,也不是一种本质主义的方式去寻求中国自身的特殊性,因为这种特殊性相对于西方普遍主义的特殊性,所呈现的无非是一种黑格尔式的普通与特殊的二元对立,这种结果只是将自身再次的东方化而已,不可避免成为西方普遍性话语内部一种另类的复制,事实上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特殊性的内容,而是在于我们如何进入这种特殊性方式的本身,在拒绝接受任何概念先验的同时,汪晖也拒绝了这些先验性之中可能暗含的各类的假设。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汪晖对思想进行历史性分析的时候,他并不是简单的将概念放置在一种时间性的序列之中,寻求某个决策的起源或者不断延续的实体,而是要面对历史不同的一些所重复性的历史碎片,从反复呈现的历史要素之中,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去重新提出问题、重新再组织这些东西,在断裂性的前提之下思考所谓的连续性,最终在问题架构形成的内在过程中,也是我个人强调的所谓的内在视野,通过具体的例子分析,去展示思想如何成为历史语境的构成性力量,也就是构成所谓历史的主动力。

  围绕着汪晖的作品来讲,最后我个人认为,他所提出的东西,不仅使作为研究客体的中国从对象的位置之中获得解放,同时也挑战了西方从19世纪以降人文以社会科学领域中既有学科划分的合理性以及各领域既存概念的有效性,从而将对中国的认识得以突破,像我们所讲的传统的汉学、支那学、中国学、东洋史、东方学、区域研究等等,在所谓的域外知识体系之内,一直处于一种边缘性学科的位置,最终成为所谓的中国或者中国研究括弧里面的中国,使它最终成为真正是世界学术核心领域中平等对话的一员。

  换言之,汪晖的作品对我个人而言,他不仅仅是使西方的普遍主义、现代性去自然化与去神秘化,将它还原为各种特殊主义中的一支,同时也使所谓中国的独特性得以进入历史范畴之中,获得真正的一个主体性的发言位置,与世界上所有不同的各个历史主体同等的共享与共创的一个开放性与普遍性的论述场域。

  大概是这样。谢谢。

  

  主持人:下一位发言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姚洋教授。

  

  姚洋:我自己是搞经济理论的,在座的大多是搞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所以也算少数派了。我个人和汪晖接触算比较多,但也只是对他的跟我研究领域相关的东西,有一些了解,所以总体上不如各位了解多。

  我只是以一个外行说点自己的感受,刚才锦华一开始说到了自己去美国的感受,我自己是做经济学研究的,跟国外的同行接触比较多,而且我也在组织一个中美经济对话,我感觉是,中国想再像以前那样只关注国内的问题,关注自己的问题,不把自己放在世界范围内考虑,实际上已经不可能了,在过去,国外研究中国,多多少少只是一个了解,是国外了解中国,现在,我们的需求应该是完全改变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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