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儒敏:关于郭沫若的两极阅读现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95 次 更新时间:2015-02-08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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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儒敏 (进入专栏)  



我们已经对郭沫若的《女神》及其文学史地位有大致的了解,这里准备换一个角度,谈一谈对郭沫若的不同评价,也涉及到经典的阅读与评价问题。我们知道,郭沫若的《女神》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公认的经典之作,最能体现五四的时代特色,标志着新诗初期创作的最高成就。郭沫若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主要是由《女神》奠定的。但据我所知,现在一般年轻的读者,对郭沫若作品不会有很大的兴趣,评价也不一定高;而另一方面,文学史的评价却很高。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两极阅读现象”。事实上确实存在两种读法:一种是“文学史读法”,注重从历史发展的链条中考察作品,确定其特色、价值、影响与地位。当今各种现代文学史著作,几乎都是这样评价郭沫若以及其他经典性的作家作品的。有一种学术界很流行的排座次的说法是“鲁郭茅,巴老曹”,不一定准确,但也可见对郭沫若的评价甚高。这也可以说是“专业的读法”。另一种读法,则是“非专业读法”,一般比较偏重个人的或行时的审美趣味,注重作品本身,不太顾及“历史的链条”。因此象《女神》这样时代性很强的经典作品,而今已事过境迁,有了历史的隔膜,读者就比较难于唤起大的阅读兴趣;加上社会上对郭沫若其人其诗也的确存在某些误解或苛求,也会影响到“非专业阅读”的评价,对郭沫若的评价也就不高。就文学接受而言,无论专业非专业,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也不好轻易评判其高下。然而当今许多专家的研究论文或大学的讲台对郭沫若甚表称许,而一般读者,甚至就是听课的青年学生,却对郭评价偏低,或者不感兴趣。这就形成“两极阅读现象”,值得正视和思索。


作为专业的研究,或者在课堂上讲文学史,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消除对于经典的隔膜,特别是象《女神》这样本来时代感特别强,而今已经是“事过境迁”的经典?


“专业阅读”的评价与一般读者的理解和感觉存在大的差距,也可能是专业评价本身有问题。以往对《女神》的评价,大都是从两个角度进行的。一是思想内容方面,即考察《女神》如何体现反封建以及改造社会的要求,如何代表了五四的声音,等等。常见的对郭诗的基本主题作摘句式的归纳,以及对郭诗中“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分析,都特别注重思想和内容的倾向 。这种评论能抓住时代精神特征,理解作品的内涵价值,却未必能充分说明《女神》何以能在五四大受读者的欢迎,又何以能成为影响巨大的文学史经典。其实,《女神》是诗,诗歌是主情的,很难说在思想内容方面能提供什么深刻的东西。若论反封建求民主的思想激越深入,五四读者大可不必从诗中去求觅;而且类似某些论者后来从《女神》中所归纳或引申的那些思想主题,在五四当年的各种激进的出版物中比比皆是。可见《女神》引起轰动的原因远不止于思想内容。


那么,是否加上形式的因素,就可以对《女神》的影响做出完满的解析呢?也不一定。以往许多论著都高度评价《女神》形式上的创新,特别指出其在自由体诗的建立上所作出的典范性的贡献,这是有根据的。若要考察新诗形式的流变,“郭式自由诗”自然是重要的一环。但谁也不能否认,富于独创性的《女神》毕竟又还比较粗糙,形式上并不完善。郭沫若开一代诗风,《女神》成了现代自由体诗的发端,然而郭诗那种绝对自由的写法,也给新诗带来散漫的负面影响。思想内容加上形式因素的论评,虽然可以自成一说,让人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其文学价值,却仍然未能充分解析《女神》在五四能迅雷闪电般征服整个文坛的原因。现今一般“文学史的读法”都想尽量复原《女神》在当年的精神和影响,因目光多限于主题思想和自由体诗形式等方面,缺少历史的现场感,终究难于感受其独特而巨大的艺术魅力。同样,一般读者也是由于事过境迁,而专业的解析又不能补给他们历史的现场感,他们也就难于体验《女神》独特的时代审美内涵,甚至对这样一类经典“敬而远之”,不感兴趣。


所以要真正欣赏《女神》,了解其独有的不可重复之美,应当从作品——读者所构成的互动互涉的关系中去寻找历史现场感,理解当年《女神》热的原因,而不是局限于对文本的分析。这里必须强调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女神》激发了五四读者的情感与想象力,反过来,五四读者的情绪和想象力又在接受《女神》的过程中重塑《女神》的公众形象;或者说,《女神》是与五四式的阅读风气结合,才最终达至其狂飙突进的艺术胜境的。《女神》独特魅力的产生离不开特定历史氛围下的普遍阅读心态和读者反应。《女神》作为经典是由诗人郭沫若和众多五四热血的青年读者所共同完成的。


作为当代的读者读《女神》,如果不是满足于了解一些文学史上通常的定论,诸如思想、诗体之类,而要真正领会其作为经典的涵义,读懂其时代审美特征,就不能不充分考虑与《女神》同一时代的读者接受状况。因此,读《女神》,特别是其中那些最具有五四特点的代表作,最好采用三步的阅读法,即:第一步直观感受,第二步设身处地,第三步名理分析。“文学史读法”往往偏重于“名理分析”,非专业阅读则多是停留在“直观感受”,一般都不大注重还原历史氛围的“设身处地”;而对于象《女神》这样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的作品,不尽量“设身处地”反顾历史现场,消除历史距离带来的隔膜,就难于领略其特有的艺术价值,也难于解析那些文学史经典成功的原因。所以,读《女神》最好是把三步阅读结合起来,这大概也是除去“两极阅读”偏颇的办法。下面不妨做一些阅读的实例。


我们可以举《天狗》为例,看看怎样去进行“三步阅读”。先读一遍《天狗》,大家先抛开一切既有的结论或看法,完全投入,努力去获得第一印象:


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我是月底光,

我是日底光,

我是一切星球底光,

我是X光底光,

我是全宇宙底Energy 底总量!


我飞奔,

我狂叫,

我燃烧。

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

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

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

我飞跑,

我飞跑,

我飞跑,

我剥我的皮,

我食我的肉,

我吸我的血,

我吃我的心肝,

我在我的神经上飞跑,

我在我的脊椎上飞跑,

我在我的脑筋上飞跑。


我便是我呀!

我的我要爆了!


初读此诗,如果全由直觉感受,第一印象便是狂燥、焦灼,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又仿佛自身储有无穷的精力能量,一时难于找到宣泄的渠道,憋得难受,渴求自我扩张,简直要爆炸了。我们不急于分析这种“第一印象”,最好转入第二步,即设身处地想像是在“五四”时期,自己也是刚跳出封建思想牢笼的青年,充满个性解放的理想,非常自信,似乎整个世界都是可以按照自我的意志加以改造;但同时又很迷惘,不知“改造”如何着手,一时找不到实现自我、发挥个人潜能的机会;自以为个性解放后理所当然得到的东西,却远未能获得,因而一方面觉得“我”很伟大,威力无穷,另方面又会发现“我”无所适从,这便产生焦灼感,有一种暴躁的心态。这些只是“设想”,每个读者都可以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有关“五四”的历史氛围尽可能设身处地,暂当“五四”人,若如此来读《天狗》,便感同身受,比较理解诗中所抒发的那种情绪与心态。接着可再转入“名理分析”,这分析也并非只是摘句式地归纳其主题思想或倾向诸方面,最好还是感受《天狗》所形成的整体氛围,或者可借用传统批评的概念来说,是充溢于《天狗》之中的“气”。这种“气”是由其所包涵的情绪、丰富的想像,以及诗的内在节奏等因素综合体现的“五四”时代读者本来其自身也有类同的焦躁感,一读《天狗》便如同触电,能在那种“气”中沟通,沉醉,宣泄。如果在设想在特定时代的阅读“场”中去感触把握《天狗》的“气”,分析就不会流于零碎、僵化,由三步阅读所达到的对作品—读者互动互涉关系的探求,有可能摆脱那种空洞的或过于情绪化的评论套式。


《女神》中诗有许多显得太散漫、太直、太坦露,是很粗糙的。如果光凭直觉印象或者名理分析,可能认为这并不成功,以往许多论者也都是这么批评的。然而如果不把形式内容分开来考究,而是着眼于“气”的整体审美,那么这些“粗糙”便另有一种痛快淋漓的阅读效应。例如《晨安》一诗,仿佛在向世界的一切大声地打招呼,全诗所有句子一律用“晨安”开头,非常单调,而且用词粗放,不加纹饰,似乎全不讲求形式。初读起来甚至刺耳,让人感觉怪异。但郭沫若是有意为之,就是要造就这种效果。他曾说过:“诗无论新旧,只要是真正的美人穿件什么衣裳都好,不穿衣裳的裸体更好” ,又说:“我所写的一些东西,只不过飞翔我一时的冲动,随便地乱跳舞的罢了” 。他是以不讲形式作为一种形式,一种追求坦直、自然、原始的形式;以“不像诗”来表现一种新的诗体,有意于对传统的温柔敦厚诗风来一个冲击,造成审美的逆差。“五四”时期处于大变动,青年一代追求的是新异的叛逆的艺术趣味,反精美、反匀称、反优雅成为时尚,所以类似《女神》中《天狗》、《晨安》一类粗糙的不成熟的形式更能博得读者的喝彩。就如同当今的摇滚乐、霹雳舞,也以反精美、反优雅为时尚一样。如果对《女神》的形式作如此读法,着眼于其“气”的整体审美效果,并结合特定时期的读者反应去重加体察,我想是可以读出一些新意的。


《女神》的主导风格暴躁凌厉,虽然也有一部分比较优美的诗 ,影响大的代表性的作品都是具备并能引发这种暴躁凌厉之“气”的。结合读者反应来看《女神》,其成功主要在于宣泄压抑的社会心理,或可称为能量释放,一种渇求个性解放的能量。《女神》主要不是提供深刻,而是提供痛快的情绪宣泄。“五四”时期的读者审美需求是有各种层次的,那时的人们需要深刻冷峻(如鲁迅的小说),需要伤感愤激(如郁达夫、庐隐的作品),需要天真纯情(如冰心的诗和小品),更需要郭沫若式的暴躁凌厉。在充分满足而又造就新的时代审美追求这一点上,郭沫若称得上第一流的诗人。这样的读法,也许能站到一个更宽容也更有历史感的角度去理解像《女神》这样的经典;这些经典因为太贴近现实而往往时过境迁,得不到后人的认同。当今读者郭沫若诗歌不欣赏、无兴味的原因,主要也是“时过境迁”。当今已不再有“五四”那样的新鲜、上进而又暴躁凌厉的“气”,不再有“社会青春期”的氛围,在一般“非专业阅读”的层面上也就较难欣赏《女神》这类作品。然而文学史家说明历史,就必须体验和理解历史。这历史不光是由一个个作品的本文构成的,读者反应实际上也参与了文学发展的进程,因此,适当关照作品—读者之互动互涉的“场”,才更有可能接近历史原貌。



当今的研究者和读者对郭沫若的评价形成两极,跟对郭氏人格的不同理解也大有关系。一种流行的观点是把郭沫若看作是政治人物,反感他的立场多变。然而如果由《女神》等作品的创作反观郭沫若的人格,也许我们对这位诗人的浪漫气质会有更多的了解与宽容,我们就不一定再以政界的标准去衡量一位文人。


郭沫若可以说是一位天才,但也有凡庸的一面,这两方面交织成他的一生。惟其是天才,又出了大名,所以当凡庸的一面表露时会格外引人注目,人们容易苛求。在他的前期,主要是“五四”时期,天才表露多,几乎极至,是“至人”,即使有凡庸俗耐一面,也常被天才的光彩所遮蔽;三、四十年代以后,天才的成份越来越稀薄,扭曲,凡庸就更突出。郭本质上是一位浪漫的诗人,其天才也多表现于创作中;而当他转向从政时,诗人与政治人的歧途往往就令尴尬,俗气。不能简单断言从政=庸俗,只是说扭曲了本性去从政(或从事别的事业)才容易表露凡庸。遗憾的是现今有关郭沫若的传记极少写其凡庸一面所以没有立体感。


下面我们还是先看看闯过郭沫若人格的心理素质。如果说鲁迅像一座山,学者深稳崇峻,郭沫若可以说是一个海,波涛汹涌,热情奔放。


郭沫若心理属天才型,或文艺型,热情、冲动、活跃,多变是其重要特点。这可以从其创作返观。他自己说,写《女神》中的那些代表性诗作时,他如同奔马,冲动得不得了,写完后如死海豚;灵感来时,激动得连笔都抓不住,浑身发烧发冷。 这都证明,他属于天才型或文艺型心理素质。这种素质直接影响和决定着他在文艺观方面是追崇天才、灵感、直觉的,所以他总认为诗是“写”出来的,并非“做”出来的。他还说:“诗人的心境比如一湾清澄的海水,没有风的时候,便静止着如一张明镜,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涵映在里面;一有风的时候,便云翻波涌起来,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活动着在里面。这风便是所谓直觉、灵感。起了的波浪便高涨着的情调。” 可见郭不但性情冲动,在文艺观上也很追慕天才式的冲动灵感。《女神》中的许多激情的篇什都是在这样冲动的心理状态中依靠灵感去构思,所以充溢着情绪流与奇丽多彩的想像,不一定深刻,却真切感人;虽然粗糙,却更显坦成。郭沫若这种心理素质是非常适于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


三十年代“革命文学”论争中,郭沫若曾经很冲动地著文攻击鲁迅,鲁迅反击时称郭为“才子+流氓”,并鄙夷其所谓“创造气”。这当然带有论争的意气。但冷静地看,也还不失中肯。郭沫若的确富于“才子气”,浪漫、叛逆、爱独出心裁。如果再深入分析,可以看到郭沫若这种天才型、文艺型的心理性格跟他在少年时期的某些特殊的心理挫折有关。郭小学毕业时经历过“考榜风波”,他本来在24岁毕业考生中名列榜首,却被教师私下改定为第八。这件事使少年郭沫若第一次感受到成人世界的恶浊,促成其叛逆的、破坏性的心理倾向。此外,由家庭包办的“黑猫”婚姻更使他一度陷于心理危机,甚至想自杀,后来从歌德的诗作中汲取了力量,才振作起来,并因此而非常明确地以追求个性解放,实现自我的完满作为生活目标。 这些阅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郭沫若的心理成长趋向,并不断地作为“情绪原型”或隐或现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还可以补充分析的是,郭沫若本人的生理状况也显然制约其浪漫主义的心理性格,并影响到创作。郭沫若很早熟,七八岁就发育了,性意识过早觉醒,所以很小喜欢浪漫主义作品,养成热情、敏感、多变的心性。另外,郭沫若15岁时患中耳炎,留下耳聋的后遗症,这反而强化了其他感官功能,激发“超验”的想像力类似的例子,在中外文艺史上很多见。适当关注这些由生理机制特殊性形成的心理性格特征,也可能有助于加深对郭沫若诗作艺术特色的了解,并有助于更全面地考量郭沫若的为人及其创作生活道路。



郭沫若的创作生活道路是多变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落是“五四”时期。主要作为浪漫主义的天才诗人,以《女神》喊出了时代的真声音,震醒了一代青年,释放了被压抑的社会心绪,满足了时代的精神需求。这是郭沫若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他的个性得到充分的表现,自我实现的程度很高。这当然跟“五四”时期特定氛围有关,那种宽松、自由、充满朝气的环境也有利于形成郭沫若浪漫的人格与创作风格。


第二个段落是三、四十年代,郭沫若变为“诗人—社会活动家”。由“文学革命”、“两个口号”论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郭沫若常因其文名簇拥到政坛,虽然其浪漫的个性并不宜于政界,却也以相当多的精力投入社会活动。他的创作告别了“五四”时期那种朝气,而逐步强化了现实感,而浪漫主义的想像力和激情也衰落了。从文人普遍感时忧国的时代风尚看,郭沫若这种转变是必然的,甚至也是必要的,然而这种转变并不适合郭沫若那种天才型、文艺型性格。郭作为浪漫诗人的心理、性格不能不被现实政治所扭曲、束缚,这一时期虽然也创作过《屈原》历史剧这样有影响的作品,但总的来说,郭沫若的创造力与时递减。


第三个段落是中国内地解放后,郭身居高位,杂务缠身,虽仍不时动笔,但多为应制之作,艺术上不足观。


综观郭沫若的一生,前后期有很大变化,但郭主要以诗名世,是诗人、文人,并非政治家。他留给人们的也主要是诗。所以评价这样一位人物,应着眼于其诗,特别是《女神》等早期诗作。后期郭沫若最为人诟病的是表现太趋时,但考其心理性格特征,此“趋时”仍可说主要是文人表现,大可不必以政治人物的标准去要求和衡量。况且郭毕竟是一个曾经非常真实过的人,那是一种比较彻底正视人性一切方面的真实,一种令传统的沉闷心态难于忍受的真实,这就很难能可贵了。一个社会所要求的文学产品必然是多方面的,既要有哲人式的深邃,也要有天马行空的想像力和真诚的抒情,我们应当承认,现代文学的这两方面都还太少。正因为这样,我们应以宽容和知人论世的态度去评说郭沫若其人其诗,理解和珍惜《女神》等“五四”文化遗产,而不是苛求这样一位天才诗人。


(原载《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春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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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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