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治平:我们离法治有多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38 次 更新时间:2010-08-03 14: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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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治平 (进入专栏)  

  哪些是不利于它的,在我的报告里更多的是不利于它的,一些现象;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矛盾的现象,怎么来解释这个矛盾的现象,那我们见到一个更具体也更复杂的情况,我想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法治的发展具有阶段性。如果说一个社会生活的快速的变化是这个社会的常态的话,那么这个社会想要严格的依法行事,是比较困难的,相应的要求,比如法学家的培养,他们的思想方法等等,可能会更多地强调政策的方面;但是一个社会进入到相对有规律可循的比较平常的阶段,或者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进入到这个阶段的时候,那么法律的效应就会显得更重要一些。刚才我也讲到这一点,我们看过去不合理的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和合理的社会生活变化要求之间的冲突,这个是我们解释很多现象的一个考虑的主要因素,一个方面,但是在改革开放很多年以后我们看到很多情况是这样的,比如说土地制度,像小产权,还有像民间金融,你可以说,这仍然表明了社会生活的一些要求,比如说民间金融的要求不能被正式的国家的金融机构满足,法律又维持这样一种紊乱性和排斥性,实际上民间金融对社会的正常运转起到很大的支持作用。这两者之间不能够协调一致,产生了这样一种情况。小产权房的问题呢,当然有绝对意义上的应该取缔的情况,但是更多的情况首先是基于极其不合理的制度,就是土地制度上的基本权能,对于两种土地类型的划分,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土地。国有土地的根据严格说起来都是有问题的,82年宪法突然出现了国有土地,国家所有的规定,就算这个前提没有争议的话,把土地分成两部分,集体土地实际上不属于国有,根本不能自己处理,要变成国有土地以后才能变成建设用地,那么这个土地的差价,原因很清楚,对不对?造成这种不合理的制度、这种现象使得利益被剥夺的、受侵害的这部分人希望用这种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某些利益,而社会也有这种需求。房价的不断的攀升,很多人就没有办法进入到住房市场。总之,大情况如此,法律从宪法到具体的法律都是有问题的。这是一种情况,与我们改革以来看到的情况很像。还有一种情况,刚才举的宗教的例子,宪法里面是有信仰自由的,对这些有宗教信仰的人,如果没有做犯法的事,据我所知,那些家庭教会,我有一个朋友是专门做教会研究的,他说那个很大规模的,北京的家庭教会能聚到一千多人,教派是特别温和的,基督教首先强调的是要遵守国家的法律,这对国家是多好的事情,却不让他们去集会,用各种难以言说的手段去阻止他们集会,租的地方,不给他们租了,几天之内筹到了上千万的钱自己去买房子。为什么要压制这些人呢?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这是法律上宪法上的权利呀,这种情况是宪法上的权利被架空了,而变成实际上许多的条例、作法,都是违法的,对不对?这类情况,根本不能说是因为社会变化快造成的,是法律制度在打架,实际的作法是比较下位的管理的体制有问题。这种情况下应该是改革不合理的制度,让他变得合法。违法的不是老百姓,违法的是执法者。这种情况也很多。工会也是这种情况。任何组织,包括工会,我们最近在讨论罢工权的问题,你对罢工权予以规定,其实是对罢工很大的限制,因为罢工是有条件的,什么情况下,为什么事情才可以罢工,比如你不可以因为政治愿意罢工,它是对罢工很大的限制,你把条件规定清楚,他就是为了经济利益嘛,作为一个谈判的筹码,这与法律在另外一些地方想要做的事情是一致的。法律不是要向劳动者倾斜吗?怎么样倾斜呢?所以我们看到像这一类的事故,它并不是表现为要不断地去违法,其实要合法合宪的,法治要求的本身也是宪法的规定。所以我特别加了一条,执法、司法机关尤其是法院要诚实地解释和适用法律。我觉得这个诚实和忠诚是一样重要的。我们宪法也有规定,法院要独立地适用法律,没有人说法院不是服从法律,而是服从其他的东西,一定是服从法律,问题是如何让他真正地服从法律。这就是法治的最基本的涵义。你要让法治成为可能,你当然要让一部分人专门地以法律为中心,以规则为中心工作。那么我们讲权力的问题,为什么有很多混乱呢,法律对权力的界定,如果法律是按照规范展开活动的,那你这个社会关于权力应该有比较清楚的界定,而不是说我们现在很多的事情都不是按照规范来做,比如我们处理某件事情,社会学家研究很多,说我们现在维稳变成什么呢?变成没有规范的维稳。这件事情,如果说是变成一个稳定的问题,那就是一个上升到政治的重大问题,就不是利益的表达、纷争问题了,但你的利益问题想要让它得到解决,一定要让它变成一个稳定的问题,否则的话你得不到解决。所以就变成自相矛盾的了,你不是按照规范解决,而是每个案子的具体情况,讨价还价的能力,局势,情况,曝光的程度,主政者是谁,有没有压力而定,所以这个社会不是按照规范治理的,规范应适合于所有的人,在同样的情况下同样处理。这就是法治。今天我们没有去讨论法治的好处,但是我们显然是肯定,包括我们的执政党也是肯定法治是有它的好处的,所以才把它变成一个我们要实现的制度目标的,所以我觉得进入到具体的问题上我们要具体的分析。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越来越看到遵守法治的重要性、必要性。如果在过去阶段很快的不断变化的时候,很多的违法现象是有它的合理性的话,而且这种现象仍然在有些领域存在,那么我们也看到建立一个法治的政府也有助于解决我们所看到的那些问题。当然我们并不是把法治看成灵丹妙药,以为一旦有了法治,社会一切就变好了,这根本是达不到的。法治是受很大限制的,法治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但如果能把这一部分问题解决来了,就大不一样了。最近的陕北石油案、山西的煤矿重组案,我们都看到,这些都不是很好的征兆,它所表现出一种很随意的政策导向的行政便利的,把秩序的稳定性放在一边,它的代价是很高的。

  

  主持人:非常感谢梁老师今天为我们做的演讲。我们离法治有多远,现实的确令人有点悲观,但是我以为这并不是法律制度有问题,我们有相对完整的司法体系,而且大部分是和国际接轨的,包括我们的宪法,我们也加入了很多国际公约,尽管这些法律法规,包括宪法,还有许多地方需要修改和补充,但如果我们能遵守,能够尊重这些现行的法规,并认真地执行,我们还是有希望逐步建成一个法治社会的。问题出在我们的政治制度。我们的政治制度是和法律制度相冲突的,是破坏和摧毁法律制度的。首先一个政党凌驾于国家之上,就使宪法变成了一纸空文;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就使法律成为了御用工具,毛泽东就公开讲,我就是和尚打散,无法无天。虽然他已经死了三十多年,但是基于这一理念继承下来的权力,至今仍然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我刚说的这一点,大家可以参照刚出版的新一期《炎黄春秋》,第一篇文章是于一夫先生写的《“以党治国”面面观》,他在里面有详细的论述,共产党如何看待党和法律的关系的。大家有兴趣不妨去看一看。我们且不去说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个人专制集权所做出的那些违法的事实,我们先看看至今口头依旧高喊“依法治国”的权力是如何对待法律的。首先,它的政治制度设计就使法律直接遭到了践踏,在法律之上,在法律系统之上,设置党的机构政法委,法官不能独立判案,法官断案要经听政法委的。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法官自嘲,他这样说自己,我是党的看门狗,死心塌地跟党走,党要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整个社会,整个法律和司法工具,法官、警察和军队都成了私产私用,看看今天所有的社会问题,可以说,无一不是权力滥用,权力腐败的产物。他们用没有任何约束的权力,无情封锁、镇压批评意见,无耻摧毁社会赖以存在的法律、道德和伦理底线,无度地榨取属于社会的甚至于子孙的财富。从最高层的无法无天的狂妄,到最下层的“你们算个屁”的赤裸直白,也只有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下才会产生。在民主社会,一位部长用公车办了点私事,对不起,引咎辞职。一位高官出访,家属混用了公款,对不起,直接下台。就连我们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陈水扁虽然是总统,犯了法,对不起,一样要穿囚服,蹲班房。而据说我们的陈良宇,虽然出于种种原因,也不得不走走法律形式,可是听说他今天住在浙江的一座高级宾馆里,每天一千余元的生活标准,另外加每月七八千元的零花钱。让我惊讶的是,怎么有人还喊得出,我们坚决不搞西方那一套。事实证明,今天高喊依法治国的人的理念和我们的法治理念是不一样的,他们不是要把权力牢牢地关进笼子里,而是要把人民关在笼子里,而且不惜成本,打着维稳的旗号,不断地加固着这个牢笼。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更为可怕的是,这种无限的权力在数十年意识形态的洗脑下,不但使大多数人变成了恐惧沉默,丧失了追问、质疑和思考的能力,而且对现实表现出了失去了理性的麻木。为了片刻的安宁,宁愿接受一切谎言和不公正,这又一次证明了戈培尔的那句名言,“谎言说一千遍就是事实”。这就是我们的现状,我们的确离法治很远,我们有理由悲观。但是这并不等于我们无所作为。首先我们必须做到,而且能够做到,就是针对谎言,讲出事实,讲出真话,发出和那些无良媒体、无良喉舌们的不同声音,让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在基于事实的基础上去鉴别、去思考。因为办了这个讲座,我和我的老伴儿经常得到朋友们的一些褒奖,其实我们感到非常惭愧,我们只是一对德薄才浅的平凡老人,我们没有改变国家改变社会的雄图大志,我们只是想找回我们自己在那灾难的岁月被剥夺的做人的尊严,使我们的余生过得充实一些。真正支持这个讲座,首先要感谢很多的学者,他们秉承了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不避风险,不计得失,真诚地为大众奉献着他们的研究成果,使讲座能够保持讲事实,讲真话,提高思想,推动改革的宗旨。他们才是支撑这社会和人的灵魂的脊梁;其次要感谢的是众多的志愿者,他们有的是国家干部,有的是知识白领,有的是在读的大学生,更难得的是还有中学生,他们端茶倒水,打扫卫生,发布信息,整理文稿等所有的工作,没有他们的无私帮助,这个讲座也是维持不下去的。当然,最重要的要感谢的是广大的听众,就是在做的朋友们,没有你们的积极参与,这个讲座就毫无意义,也是不会存在的。正是你们的这种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心,维系并推动着文明的延续,一句话,是我们大家在一直默默地、不弃不舍地在做一件小事。我们发现要改变别人很难,更别说改变社会。但实践也证明,要改变自己还是有可能的。只要你有了明确的生活目标和价值理念,需要的仅仅是一点淡定和坚持。在这里我愿意借用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中大学生们提出的依据口号,叫“从我做起”。不管别人如何界定这次运动,叫反革命暴乱也好,叫一场政治风波也好,都不能掩盖这句口号的现实意义。从我做起,做什么?就是丢掉恐惧,建立其自信,从说真话做起。只有越来越多的人敢于讲真话,用真话用事实去击破谎言,并战胜谎言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可以说,我们离法治很近了。好,今天讲座到这里(掌声)。

  

  本文根据演讲录音整理,未经演讲人审阅,如有疏漏,敬请谅解。

  来源:三味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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