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生:中印决胜之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64 次 更新时间:2010-08-03 11: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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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生 (进入专栏)  

  

  2010年是中印两国建交60周年。中印两国现行政治体制也有大约60年的历史。这为我们评估两国的体制和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机会。

  有一个观点认为,中国的成功和印度的落后都是因为同一个原因——政治体制。这种观点认为中国有一个能带来高经济效率的政治体制,而印度的民主制度则阻碍了它的发展。那么,让我来讲述一下两个国家,然后猜猜哪一个是印度。

  A国在1990年人均GDP是374美元,与此同时B国是465美元。到了2008年A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714 美元,而B国是650美元(所有引用的数字是以2000年美元为单位)。你可能会说B国是印度,A国是中国。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以平价购买力调整后的人均GDP计算,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中国一直在印度后面。但到了90年代初期,中国不光超过了印度,并把印度远远甩在身后。威权模式似乎已经赢得了经济竞赛。

  事实上,B国是印度,A国是巴基斯坦。在2007年,《经济学人》杂志将印度归为世界上54个“有缺陷的民主制度”之一,而巴基斯坦则被列为世界上“成功的威权国家”之一。

  

  政治体制和经济增长

  

  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远比许多中国学者和官员所想象的复杂。那些相信威权体制拥有经济发展优势的人经常以东亚奇迹为例证。但这是对历史的严重误读。它的错误在于只去挑选那些成功的东亚国家作为“东亚奇迹”这一观点的例证,而完全忽略了那些经济上失败的东亚国家。这就好比只统计那些已经中了彩票的人,然后得出结论说中奖概率是100%。这是一个极其错误的方法论,其结论也必然是荒谬的。用社会科学的术语来说,这种错误是“因变量选取”失误。但是所谓“东亚经济威权”论在中国相当流行。

  每一个东亚威权体制成功的故事都有一个对应失败的故事。中国台湾变得富裕而独裁的缅甸没有。韩国发展迅猛,而朝鲜仍然停滞不前。新加坡的强人统治成功了,但是采取自由放任政策的香港也成功了。如果把视野越过东亚,我们可以看到在经济发展上,一些民主政权成功,而另一些民主政权失败。对于威权政权也是这样。这正是社会科学研究所揭示的:威权政体并不会比民主政体在经济上更成功。

  许多中国人都喜欢把印度GDP的低增长归咎于其民主制度。这种观点除了证明自身政治体制的优越之外,根本就不属实。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印度的增长确实是极为缓慢的,平均增长率只有3%左右。这被学界称为是“印度式增长率”。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中国经济也没有起飞虽然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威权式的。

  很多人喜欢将经济增长过分归功于政治特征,但经济增不增长实际上更多是由经济体制决定的。在20世纪90年代印度开始改革之前,印度的经济体制是模仿苏联模式的。“印度式增长率”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而不是民主制度的政治失败。许多采取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比如东德、朝鲜、罗马尼亚,在经济发展上都失败了,而且它们没有一个是民主政体。

  与以前3%的增长率相比,印度目前年均增长为6%至7%,而且它仍然是一个民主政体。在当下全球性衰退中,在几乎没有实施强大的经济刺激计划的情况下,印度保持了6%的增长速度。而中国出台了也许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刺激计划(较之于中国的GDP而言)。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对中国投资驱动型增长的可持续性抱有很深的怀疑态度。但是很少有人担心印度增长的可持续性。

  印度的政治体制没有改变,而它的经济体制改变了。在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开始推行私有化、金融改革、迎接全球化,并且鼓励竞争。与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样,印度的经济改革也提升了其增长率。

  没有证据表明印度的民主制度对其增长造成伤害。恰恰相反,印度今天的民主制度尽管有很多缺陷,但较之于上个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今天印度的政治体制更加自由、问责性更强,更加透明。很多中国人和西方观察家忽略了下面这个事实,即“印度式增长”的年代也是印度政治体制最威权的年代。

  印度政治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完全被英迪拉·甘地夫人和她的家族控制。甘地夫人领导下的印度可以被比作Fareed Zakaria所说的“不自由的民主制度”。印度当时有民主的形式但不具有民主的实质。在1975年,甘地夫人取消了民主选举并且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她以铁腕方式统治着国大党。她多次推迟或者取消了国大党的选举。她也多次废除地方政府的自治权力,实行中央集权。印度宪法第356条款授权联邦政府在紧急状态下可以接管州政府的运作。在1966年到1976年之间,甘地政府动用宪法第356条多达36次,在1980年到1984年,又动用这一权力13次。在印度的政治体制最威权的年代恰恰是它的经济表现最差的年代。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印度政府高度管控传媒业。所有的电视台和广播电台都是国有的。随着经济改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印度也开始推行政治改革,开放新闻报道和推行传媒业的全面私有化。印度的电视台现在都是私营的,它的互联网是不受管制的。在过去的20年,印度独立的媒体揭发了多起印度官员腐败的案例, 成为对政府制约的一股重要力量。这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是不可想象的。

  据我了解,印度所有的政治改革措施都是在它经济起飞的时代实施的。印度最早通过“知情权法案”是在泰米尔纳德邦(1997年)和果阿邦(1997年),其他几个邦是在2000年通过类似法案的。“知情权法案”要求政府和由政府资助的组织给于人民更多的知情权,政府和政府部门必须有专门机构负责向公民披露政府所掌控的信息。2005年印度国会通过了全国性的“知情权法案”。在印度,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经济增长都是正相关的关系。中国很多学者认为印度的民主阻碍了其经济发展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

  多年来,印度政治体制的一个最大问题是,少数城市精英垄断了政府决策过程。这是由于印度广大的农村地区长期以来一直受封建制度的统治。民主制度现在也被引入印度农村地区。这个进程的起步也是在印度经济起飞的时代实施的。1992年,印度通过修改宪法和推广乡村自治的方式推进了草根民主,也就是潘查亚特制度(又称“五人长老会”,即由五位高级种姓的村社长者组成一个乡村自治性质的治理机构——编者)。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这些政治改革的措施将极大地提高印度政治治理的质量,帮助印度克服腐败。

  

  基础设施和外国直接投资

  

  许多中国经济学家相信,较之于印度,中国的巨大优势是它的基础设施,特别是中国政府快速进行基建以及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的能力。这种观点可以说是在中国最为有害的经济观点之一,因为这种观点从理论上支持了投资膨胀和一系列非常有害的举措(比如强拆)。投资膨胀正在威胁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与许多其他有害的经济观点一样,这种观点在事实层面上也是错误的。那种相信中国成功应归功于基础建设投资和FDI的观点,源自于对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的观察。但是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宽到80年代,得到的就是完全不同的一幅图景。在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十分有活力,经人口加权后的家庭人均收入增长速度远远高于90年代。在80年代,中国几乎没有吸引多少FDI。最高只有30亿美元,在当时中国总投资额中微不足道。尽管中印两国的增长率在最近几年已经趋近,但是毫无疑问,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是远超过印度的。也就是说在中国经济表现最强劲的年代恰恰是中国依赖外资最少的年代。

  另一个不那么为人所知的事实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基础设施其实是落后于印度的。在1989年,印度的公路通车里程是140万公里,而中国只有86.2万公里。在1975年,印度拥有6万公里的铁路,中国只有4.6万公里。到了1995年,中国的铁路仍然比印度的短。一个衡量铁路系统“质量”的指标是电气化铁路的里程数,1989年,印度电气化铁路为5345公里,中国只有1700公里。80年代中国在基建上的落后并没有阻碍中国在那十年中取得远远超过印度的增长成绩。

  将中国的经济成功归结于FDI和基建投资是因果倒置。对中国经济发展更符合事实的描述应该是这样的:首先中国有了经济增长,然后因为中国有了经济增长才有了后来的FDI和基建投资的增长。经济增长是原因,FDI和基建设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现在,印度正在复制真实的中国奇迹。一旦它的经济在高速增长的轨道上运行一段时间,FDI就会进入这个国家,无论它的基建状况是怎样地不尽如人意。而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源将被随后用于提升基础设施建设。现在,印度正在吸引着巨大的FDI。其FDI流入已经从六年或七年前的60亿美元增长到今天的300亿美元。尽管没有达到中国的速度,但是印度的基建设施也有很大提高。像中印这样的穷国必须非常明智地进行资本配置。我认为印度政府的投资重点应该是它的基础教育和卫生服务,而不是修建机场和高速公路。只要印度能将增长率保持在6%到7%,它就会有足够的资源为机场和高速公路建设进行自我融资。对于穷国来说,借助未来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资源为成本高昂的基建融资要远远比向广大贫穷的老百姓征税更有效率和更公正。

  

  软件基础设施

  

  一个国家能否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拥有一个正确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印度现在的增长与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情况一样,是金融自由化、私有部门发展以及实施有助于本土企业发展的政策的结果。综合来说,这些因素就是我所说的经济增长的“软件基础设施”。印度之所以一直被西方分析人士所低估,原因之一就是这些人仅仅关注看得见的摸得着的硬件基础设施,比如飞机场和高速公路。

  硬件基础设施虽重要,但在历史上有很多拥有着良好硬件基础设施的国家没有经济增长。比如前苏联能够生产数量巨大的钢铁,但是它的经济没有增长。上世纪50年代朝鲜比韩国更具有硬件基础设施,但它的经济没有起飞。

  提升硬件基建的成就比提升软件基建更容易让人注意到。机场一旦建成,就是可见的。但是要论证一个国家的金融体制被提升了,那就比较困难。制度是无形的,它们的重要性往往体现在对投资和个人工作动力的影响上,而没有一个具体的指标。一个游客很容易就能说出北京的市容在2000年到2010年之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但是如果没有一定的努力和专业知识,你很难说清楚北京的金融体系在这两个时间点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也是为什么一些西方学者和商业分析人士特别是去了北京和上海,在泛泛体验了中国之后就会产生非常正面的评价。而去了印度则反之。)

  印度很容易被低估。它所取得的很多成绩主要是在看不见的制度领域,比如金融改革和私有化,而它主要的不足恰恰又都是在能看得到的硬件基础领域。如果我们分析问题仅仅用我们能看得到的信息来对一个问题下结论,那是一个极为错误的分析方法。在统计学里这个叫变量遗漏偏差。但是,我们的官员、中国的和西方的学者在观察印度的时候一次又一次地在犯同样的错误。

  在金融领域,印度的优势是明显的,而金融也是中国最大的软肋(两三年后这个问题可能会给我们的经济带来致命伤害)。我们有来自世界商业环境统计(WBES)的非常系统性的证据,这是由世界银行进行的对中印和世界上80多个国家本土私营企业融资环境的调查。WBES是我惟一想到运用相同的调查工具对两个国家展开调查的。这一特点使我们以一种较为系统的方式对比中印两国的融资限制。它的另一项吸引人的特点是所调查的企业大多为本土私营企业。

  WBES中第38题,询问受访者在多大程度上认为融资问题对自身的企业经营和发展是一个障碍。可选择的回答是:没有限制,较小限制,中度限制,较大限制。结果显示,中国的本土私营企业面临的融资限制远远大于印度的私营企业:80.2%的中国公司形容自己面临的形势为“中度限制”或“较大限制”,而做出同样选择的印度公司只有52.1%。如果只看选择“较大限制”的公司比例,回答的差异更大:66.3%的中国公司和25.5%的印度公司选择了这一项。

  我对WBES的数据也作了统计分析,使我能够排除可能会影响融资限制的多种其他因素。统计结果和上述公布的描述性结果是完全一致的。

  中国的比例(80.2%)与俄罗斯(79.5%)、罗马尼亚(80.5%)、白俄罗斯(82.3%)、保加利亚(73.3%)非常接近。在这一点上,中国与欧洲的转型经济体相似,但反而和它的邻国,比如印度尼西亚(50%)、马来西亚(41%)和新加坡(30.(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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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改革》201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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