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中国家庭教会调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96 次 更新时间:2010-08-03 11: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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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 (进入专栏)  

  

  凤凰卫视7月15日《社会能见度》节目:中国家庭教会调查,以下为文字实录:

  

  家庭教会在中国是什么面貌?

  

  曾子墨: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国的基本宗教政策,这是《宪法》赋予中国公民的权利,同时,《宗教事务条例》也规定,宗教团体要按规定来办理登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督教信教人数大幅增长,家庭教会相应激增,但一个公开的事实是,这些家庭教会绝大多数没有按规定登记,处于“地下”状态,人数超过千万。这样的组织状态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他们为何游离于监管之外,为此我们也采访了社科院教授于建嵘。

  解说:于建嵘在家里专门辟出一个小房间来,用于收集和家庭教会有关的资料。他感到,近两年来,随着政策的宽松,他所研究的处于“地下”状态的家庭教会,也能够见得阳光了。

  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家庭教会的?

  于建嵘:家庭教会是我们的一个项目,国家委托的一个项目,国家有个部门,当时它有一次开会,开会的时候,有一个很多部门开会,有一个部门汇报了家庭教会的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们提出了建议,就是说进行打击,我当时提几个看法,我说你没搞清楚你怎么打击,到底多少人,怎么活动,当时汇报时发生争议了,争议了有一个领导说那你去搞清楚,所以他给了我一笔钱去搞清楚。

  解说:于建嵘和他的团队用一年多的时间,在中国十多个省展开调查。他们首先需要确认的就是中国基督徒人数。根据中国宗教事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基督教徒约1000万人,但因为家庭教会的大量存在,研究者们大多认为,这

  记者:根据你们调查的结果,现在中国家庭教会的教徒大概有多少人呢?

  于建嵘:西方有一些宗教组织,说中国家庭教会有一亿二千万,国内也有一些家庭教会说它有八千万,七千到八千万,根据我们的调查,大约四千万左右的这样子,全国的基督教徒应该在七千万左右。

  记者:其余的那三千万都来自于“三自”教会。

  于建嵘:“三自”教会,应该是差不多是三分之二,因为这个数字很难有一个很准确的数字。

  记者:那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官方的数据如此之少,而西方的数据又如此之大呢?

  于建嵘:官方的数据小,我曾经有一个故事,我到河南省的一个地方去调查,河南省那个地方的家庭教会很多,教会基督徒也很多,发展得特别快,我一问宗教局的领导,他们一个领导陪我去调查,我说这么多,你们为什么不报呢?他说这个不能,这个问题比较麻烦,他说,我说怎么呢,他说又不像种树,种树可以多报一点他说,这个报多了中央领导也不高兴,我们一般总的原则往小的报。

  另一个方面,可能现实调查地区也有关,关于统计还有一个问题,有什么问题,不好确定,你说什么叫基督徒,你不是共产党员,党员要发证书,大家知道,那基督徒他说他受洗了,他有些没有,有些叫慕道友,所以这个数字很难统计,很难统计,就为这个数字我们开了两次会,讨论,请一批各种人士讨论,讨论之后,我们大概确定在七千万左右是比较确定的。

  解说:1950年7月,基督徒吴耀宗先生倡导发表《三自宣言》,即“自传、自治、自养”,号召“促成一个为中国人自己所主持的中国教会”,获得全国教徒的热烈响应。到1954年,签名拥护宣言的教徒已达40万人以上,占当时全国新教教徒人数的三分之二。但是在这样一个热烈的局面下,根据于建嵘的调查,那时家庭教会就已经存在了。

  记者:那当初政府对于这种私自的家庭教会的活动是什么态度?

  于建嵘:当时实际上政府也没有完全拒绝他们,因为你们几个人聚会在一起,聚会在一起也没有,但是后来又发展到了,因为一旦变成,大家几个人聚会,可能政府你们都信教的人在一起,但是你一旦久了之后,它有个固定的场所,它必须固定的人,还有一些比如讲,你神职人员开始产生了,所以政府是当然要打击的。

  记者:这个打击大概是持续了多久,在哪一年?

  于建嵘:打击应该一直到文革之后,而且文革的时候,而且原来“三反五反”“打反革命”那些政治高压下,文革的时候比较严重。

  

  文革期间 牧师被批斗 教堂被捣毁 但家庭教会依然存在

  

  于建嵘:我们在温州调查,发现了另外一个现象,越打击它,越发展得快。

  记者: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于建嵘:就这个原因,我当时在温州,我也去访问了很多人,它有一个,它的教义中间有一个赎罪心理,就我遭到打击越严重,我离上帝越近,所以这个时候反而带来了反弹,所以很多人加入了这个,我更有动力去发展人去入教,那么这个是反而发展得很快。

  解说:改革开放以后,更为宽松的宗教政策在中国推开,一批在六七十年代放弃宗教信仰的人又开始公开信教,而另一方面知识阶层大量进入教会,城市家庭教会也发展起来,写字楼、出租房或者家庭中,都成为他们的聚会场所。

  记者:那现在这种不同类型的家庭教会的活动,多半是公开的以宗教的名义进行呢,还是说也有的是偷偷的秘密进行的?

  于建嵘:基本都是公开的,我见到这些教会他们现在都不隐瞒。还有很有意思,我们认为信教都是私人的事情,你到湖南去了他都贴在门上,贴对联,我们家信教,我们家有教会贴一个十字架,贴一些对联。

  记者:这对联上一般都怎么写?

  于建嵘:都是感谢感谢主啊,什么什么嘛,都是这个宗教的一些话语,贴到对联上去。

  记者:用中国最传统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是基督教徒。

  于建嵘:对对,所以这个中国的,他现在隐瞒下来的很少。但也可能有一些地下的,我们都不知道的,也有,但是那些我分析,但是一般的基督徒,你去和他交往之后他都会说我是信教的,我怎么样,他会告诉你。

  解说:这是我们在一次采访中拍摄的画面,老奶奶的孙子讨要工钱被人砍伤,她就不断地向主祷告,这个一无所有的家庭在宗教中得到现世的精神温暖。在中国农村,许多地方都能看到基督教的符号,一贫如洗的家庭也不忘在显要的地方贴上关于信仰的对联。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显见的事实,地方政府采取了怎样的管理方式呢?

  记者:那在不同的区域,比如说当地的基层政府对待家庭教会的态度会有不一样吗?

  于建嵘:有不一样,有些地方它是一个装作不看见,就我在这一项调查,调查家庭教会,我们发现一个很大的家庭教会,就问那个地方官员说,你们家庭教会有没有啊,他说没有,没有。我说你看看,因为他那个家庭教会,不像我们说躲在家里,他已经打了很大的牌子,很大很大的牌子。

  记者:牌子上写的什么?

  于建嵘:叫做基督教聚会区,很大的一个牌子,它也不是教堂,挂了个大牌子,那么我一说,你看看那个地方不是有吗?他说没看见,我说你看看,我都看见你没看见,他说没看见,我说为什么,他说中央没看见,我怎么看得见,另外一种以非法聚会的地方进行打压,还有一些地方,最近一个两个月来,发生了一些新的情况,取缔你这个地方,我现在要通知你这个房主,你不能租房子给这些人,你没办法了吧,所以讲公开对抗有过,公开对抗,也就是所谓非法聚会的名义,但是主要的方式还是比较软,比较软。很多的大量的地方,会装作没看见,没看见,我看不见。

  记者:有没有一些家庭教会的成员给您描述过,当他们的活动被取缔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场面?

  于建嵘:对,不但描述过,他们还给我看过录像,我到浙江调查的时候,有一个小女孩给我看录像,取缔他们的时候,她说他取缔我们我们也不对抗,我们照样拿着我们的《圣经》,寻找我们的上帝。

  记者:那他们的心中会对采取,比如说打压措施的这些人会有愤恨吗?

  于建嵘:我曾经问过这个问题,当时给我回答两个,第一个,这种苦难可能是上帝要他接受的,我们只能接受它。另外一个说,我们向上帝祈祷,我们祷告,我们寻求上帝的帮助。很少有人问到说,我们去怎么样怎么样,很少的。

  

  家庭教会会否成为“邪教”的土壤

  

  曾子墨:关于集会,中国1989年通过的《集会游行示威法》规定,必须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并获得许可。但是大量存在的没有按规定到行政部门进行登记的家庭教会,他们的聚会显然也不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那么他们有着怎样的规模,对社会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否又会成为“邪教”的土壤呢?

  解说:在于建嵘收集的资料中,有关于“三班仆人教”的全部资料。

  2006年2月28日,黑龙江省双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邪教杀人案,一个被称为“三班仆人派”的地下教会涉嫌杀害另一个地下教会“东方闪电派”的信徒多达20人。双方都自称基督教,都被公安部定为邪教组织。争夺信徒是命案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规模对家庭教会有什么影响呢?

  记者:那家庭教会现在发展的规模一般都能够有多大?

  于建嵘:情况不一样,因为家庭教会它也有一种组织结构不一样的,有宝塔式的家庭教会,有一个总负责人,下面的不同,这个有些发展下来,可能也有几万人,也有些扁平式的,就是互相之间都不隶属关系,没有隶属关系。这种家庭教会一般的,有两三百人,三四百人的也有,也有一千到两千人,但是它没有一个严格的这个人员的隶属关系,比如说我今天这里,可能一个大教堂,很多人来参加活动,做完了就走了,那种隶属关系的,很严格的隶属关系的,往会走向一种很严重的问题。

  记者:那家庭教会内部的组织结构是什么样的?

  于建嵘:这内部组织结构不完全一样,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基本方式是一个宝塔式的。比如“三班仆人教”,他有一个大仆人,二仆人,下面有使女,各个省有使女,是吧,有各个省,有不同的,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上下关系的一个教会这种关系,这种关系应该说组织比较严密,而且人员是比较固定,另外一种现在更多的家庭教会的方式,就是比如讲,它有几个知事,有几个管事的人,我们租了一个地方,一个比较民主的一个方式,就是说我们租来一个地方,我们做宗教活动,我们请来一个有宣道的神父,是吧,我们互相之间有管钱的,有管事的,也有几个人,也有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它基本上,这种大的现在就是各个教会独立的情况,这个比较多,这种反而比较多。但是在河南的很多都是宝塔式的。

  记者:这和所有信众教徒,他的知识架构,他的眼界有关系吗?

  于建嵘:有,应该有关系,一般的知识分子,知识比较高的,他不愿意加入那个有人身依附关系的教会的,而农村有些反而愿意加入这个东西,我就在河南的农村调查的时候,有人就愿意,说这个好啊,兄弟姐妹多了,互相帮助的人多了,我可以找到人,是吧,我出了什么事有人帮我。

  解说:在许多家庭教会内部,有专门的神职人员,并且他们有专门的培训系统,为越来越多的家庭教会培养输送神职人员。而这一套体系也没有得到政府的认可,没有一个规范的模式。有的甚至处于地下状态。

  记者:那内部的学校培训体系是什么样的?

  于建嵘:我最担心的是这个,当时我在温州调查的时候,我们几个朋友,他们都赶过去看我,因为我在那里调查,他们刚好礼拜天去了,去的那一天,我带他们看了一个家庭教会的一个学校,他们当时都目瞪口呆,我们到了一个写字楼,外面也看不出是学校,不是写字楼,就是居民楼,坐电梯上去之后,一点都看不出,一个普通的居民楼,没有人知道里面是什么,里面有20多个孩子在里面做培训。而且这20多个孩子三个月之内不能离开这个门,包吃包住,你们就在这里。我当时看完之后,我心里充满着一种幽怨,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孩子你们教他什么,他们怎么来的,从网上招聘来的,有些还是大学生。

  记者:要付学费吗?

  于建嵘:不要付学费,包吃包住,不要学费,将来还有份工作,你去宣道,你想对有些现在这个社会是有吸引力的,我不是说这种学校本身有什么问题,我担心它什么地方,因为它教育了什么,学了什么,我们不知道啊,整个社会不知道,是不是,别人不知道,他在里面,我最担心的实际上是这问题,所以我在国家提出来,我说你不如让他公开办,是吧,我好管理。

  解说:于建嵘在调查中发现,江浙等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一些家庭教会甚至有自己的教堂,或者为了回避行政管理,把新建的楼当作教堂,有的可以容纳几千人。

  

  家庭教会资金主要靠教徒的奉献

  

  记者:家庭教会活动资金怎么来呢?

  于建嵘:也有人怀疑有些教会是不是境外资金,这个我讲心里话我没有发现,我没有发现,这个也属于人家的核心机密,人家也不一定告诉你,但是我的了解,主要还是靠他们教徒的奉献。

  记者:很多人担心家庭教会会成为中国的不稳定的因素之一,最主要就是境外资金由此来渗透,您有这种担心吗?

  于建嵘:我不大担心这个问题,我不大担心这个问题,为什么不担心这个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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