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宁:转而未变——论鲁迅“向左转”的内在奥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88 次 更新时间:2010-07-27 22:32:58

进入专题: 鲁迅  

张宁  

  

  内容提要:关于鲁迅“向左转”问题,传统的鲁迅解释框架,无论是左翼论,还是启蒙论,皆遮蔽了诸多认知视野,同时也把鲁迅的一次历史选择,当作终极选择。本文则排除左翼论和启蒙观的二元对立,采取让鲁迅和“左翼”相互注释的方法,重新回到瞿秋白、王任叔、舒芜等提出的既有命题,认为“转变”和“不变”,在鲁迅那里以不同形态同时存在着,变化的是某些实体性思想,不变的是一种思想结构或主体性结构。鲁迅在触摸到欧洲精神的根底时,便开始把等级社会孕育的非“人”状态当作“罪”来感受。“罪”和“责”,使他在个人存在与民族和人类之间建立了一个稳定的中介。但鲁迅把“人”的观念推向极致时,却成功规避了绝对主义逻辑陷阱。“自由”和“平等”的断裂是通过“罪”的意识和“赎罪”行为连接在一起的。而“罪”感和责任意识,又使他始终保持着一种“非政治”的政治性。鲁迅正是带着这种主体性结构和“非政治”的政治性走入“新的阵营里”的。这不足以改变原有的历史形态,但却“改变”着一种文化的内在品质。

  关键词:鲁迅、“向左转”、“罪责”、政治性

  

  一、“向左转”问题与方法论

  

  围绕着鲁迅“向左转”问题,七十多年来人们发表过各种看法,其中的主流观点不仅在中国大陆长期塑造了鲁迅最后十年的形象,也成为“新时期”以来许多人臧否鲁迅的潜在根据之一。在某种意义上言,鲁迅的“向左转”已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事件”,也成为重新解读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一把钥匙。

  本文试图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重新回应“鲁迅为什么向左转”的问题。由于篇幅所限,对于这个问题的学术史考察将另文处理,需要说明的只是,在什么样的叙述框架里来讨论这个命题,曾是最初思考这个问题时所遭遇的困难之一。我至今也不认为把鲁迅继续放在“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个他自己曾经交代过的框架中去思考鲁迅有什么不对,但我无法做到的是把启蒙主义和左翼文化对立起来,把鲁迅从左翼文化的框架中剥离出来。如果这样做,不仅鲁迅身上那种无法用“启蒙者”加以涵盖的内容无法得到揭示,而且也会发生“倒果为因”的方法论错误。但接下来的问题则是:如果把鲁迅放在左翼文化框架里来加以叙述,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由于鲁迅的“向左转”融含了中国现代历史中太多的复杂性和悖论性,而鲁迅的早逝又使这个问题的“自解释性”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仅仅从左翼文化在当时的正当性着眼,尚不能揭示鲁迅“向左转”的深层奥秘。同时由于“左翼文化”通过一种既有的历史形态已被镶嵌在某种既成的史学框架中,在这一框架里所做的许多论述,不管导向对鲁迅的正面肯定,还是潜在否定,大多不仅没有增加我们对鲁迅丰富性的认识,反而阻碍了这种认识,并且可能导致对待左翼文化截然相反的两种倾向。这两种倾向分别是:“复古的”,即变相地导向传统意识形态;“否定的”,即80年代以来新启蒙运动中的某种本质主义的延续。于是,如何理解20世纪的中国左翼文化,便成为如何解释鲁迅“向左转”的关键。但这里却遇到一个循环,因为如何理解鲁迅“向左转”,也同时是如何看待20世纪中国左翼文化的关键。两个互为关键的问题,需要找到一个“破解”。

  我尝试“破解”这个问题的路径,是回到瞿秋白在1933年提出的命题,即“鲁迅……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1]( P116)。对于这个命题的理解自然不是拘泥于字面,而是抽取其中最为抽象的部分,即:鲁迅是带着“什么”走进了“新的阵营里来的”?换言之,瞿氏所言的“宝贵的革命传统”可以被重新解释成什么?在进入这个命题之后,随之而来的问题就不能不是:由鲁迅带入“新的阵营里来的”东西,仅仅是被动地作为“客体”而被使用,被镶嵌,被吸纳吗?它是否也作为“主体”改变着这个阵营的内部面貌,或者更确切地说,参与建构着左翼文化的内在结构呢?如果把这个问题放置于今天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中,就不仅仅是一般性地重新评价左翼文化的问题,而是如何理解左翼文化了。这里“如何理解”的意思是,究竟把左翼文化理解为一个不加区分的整体而加以肯定或否定,还是理解为一个由多种要素和形态组成的复合体而切入其中?我以为,这一区别具有方法论的意味。因为如我在另一处中所简单涉及到的,左翼文化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的“整体”。它在中国现代史上的每一发展阶段,都是依靠剪除内部的多重可能性而完成的。换言之,左翼文化拥有着多样的历史形态,并且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也呈现着多重可能性。但历史的荒谬结果,以及左翼文化内部贯穿始终的那种绝对主义逻辑,容易促使人们于事后跳出历史,以一种同样是绝对主义的逻辑,以一种拒绝深入内部的“隔岸观火”态度,把部分视为整体,把结果推论为过程,从而导致重新审视这一历史文化现象时的盲点。此外,这种将左翼文化理解为一种不加区分的整体而非复合体的意识,也极易导致在历史之后把“中国左翼文化”看作历史终结的观念产生的原因之一。

  那么,在本源的意义上,鲁迅究竟是带着“什么”走进了“新的阵营里来的”呢?这个问题的内含前提则是:在鲁迅那里是否存在着一个始终如一的东西?而这正是当年王任叔以混乱的逻辑和后来胡风以怪诞的形式所极力加以肯定和辩白的。[2]但不论是半个多世纪前的王任叔,还是新时期开始后的胡风,都遇到了表达上的困难,即他们无法用已经固定化了的通行术语,来概括自己对鲁迅的独特感受和发现。这种独特感受和发现是在既成的思想和学术范畴之外的。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向我们透出了如下信息,即:一、鲁迅身上有一种一以贯之的内在精神或某种“不变”的东西;二、这种内在精神或“不变”的东西是可以用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加以定义的;三、这种可用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加以定义的内容,又是在中国现当代既有的理论框架和语义情境中难以阐发的。而这些从王任叔和胡风那里提取出来的信息,与本文解释和分析鲁迅“向左转”命题时的思路和方法正好存在着契合之处。

  

  二、“不变”的内在结构

  

  那么,什么是鲁迅一以贯之的内在精神或“不变”的东西?它的内在结构又如何?

  其实,就在中国“左翼”文化界为鲁迅思想是否“转变”而争执并产生某种潜在焦虑之际,日本中国文学学者也开始回应这一问题。1943年,竹内好在被征入侵华日军派往中国之前,写下了他那本日后影响深远的小册子《鲁迅》。在这本书里,竹内好对鲁迅的“向左转”并没有展开论述,但却用一段话谈到这种“转变”:“人们用各种说法来表述着这种转换,如从进化论到阶级斗争说,从个人到社会,从虚无到希望等等。我并不认为这些说法所表述的东西子虚乌有,但我却不同意把它们看作某种决定性的东西。”竹内好陈述了他“不同意”的理由:

  这是一种把思想从人身上抽取出来的办法。把思想从人身上抽取出来的办法,其本身并无不可,但操作这件事的是人,作为实现这一操作的支撑,如果不是在看待人的决心的基础上,那么是下不了正确与否的判断的。认为鲁迅产生了质变的看法,站在某种立场上来说,是对的罢。但如果让我来说的话,那么正如反复所讲的那样,他是不在那里的。我希望的是确定他唯一的一次时机。[3]( P110)

  在这种模棱两可的表述中,我们可以读出竹内的某种犹疑和某种坚定。他所说的“惟一的一次时机”,是指鲁迅在正式登上文坛之前就已经具有的“某种决定性的东西”所形成的时刻。这种“决定性的东西”似乎无法用通行的词语来概括,竹内好借用宗教词语把它称作“回心”,或在转义的意义上称之为“文学者”。他写道:“读他的文章,肯定会碰到影子般的东西。这影子总在同一个地方。虽然影子本身并不存在,但光在那里产生,也消失在那里,因此也就有那么一点黑暗通过这产生与消失暗示着它的存在。倘若漫不经心,一读而过,注意不到也便罢了,然而一旦发现,就会难以忘怀。就像骷髅舞动在华丽的舞场,到了最后骷髅会比其他一切更被认作是实体。鲁迅就背负着这样一个影子,度过了他的一生。”[3](P46)在竹内好看来,这个让鲁迅“背负”了一生的“影子”,也就构成了鲁迅一生中不断“通过内在的自我否定而达到自觉或觉醒”的回心之轴。如果把竹内好从鲁迅那里择取的问题,重新放回到鲁迅那里的话,那就是鲁迅本人一再表述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看来这并非是竹内好的主观之见,因为在他写下这些话之后不久的1946年,舒芜在与竹内并无任何关联的情况下,也提出了“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正是鲁迅的“基本认识”,也是“他的道路的路基”。[4](P337-344)这一方向相同的认识,是他们通过各自切身的生命体验和历史体验,揭破了鲁迅箴言的谜语般的外壳,而抵达到鲁迅那独特的生存奥秘的结果。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人们从这些句子里可以体会到鲁迅深深的绝望和虚无,但却不容易体会到鲁迅那没有希望的对绝望的反抗,和从虚无中生发出“实有”的那种对“虚无”的认可。而正是从鲁迅对“绝望”与“希望”双重的否定和对“虚无”与“实有”的双重肯定的悖谬性感知和悖论式表述中,竹内好和舒芜发现了鲁迅之为鲁迅,本质在于鲁迅所形成的一种内在结构。这种内在结构类似于一个人的宗教信仰,但在鲁迅那里却是以一种非宗教的方式存在的。而且其悖论性和动态性,也在我们的常识和通行逻辑之外。这是一种怀疑之际的确信和确信同时的怀疑,是一种在怀疑和确信、绝望和希望、虚无与实有、生与死之间的不断游弋。竹内好将之表述为“惟有绝望才生发自身当中的希望”[3](P10),恰当地画出了“希望”在“绝望”之中的位置。正是这种“位置”的空间感而不是固定化,使希望、实有、确信与绝望、虚无、怀疑等不再是彼此对立的两类实体,而是相互交织的一组关系。所谓“上下求索”正标识出其间的动态性质,也进而标识出所有原本以二项对立方式存在着的对立之物的动态关系。孙歌在评述竹内好和丸山真男时所一再强调的“机能性”和“虚构精神”[5],大约正可意指发生在鲁迅身上的“希望”与“绝望”、“虚无”与“实有”、怀疑和确信之间的这种张力和动态关系。

  这种处于一个人信仰位置上的精神结构,也是存在于一个人的思想内部而又承载其思想的思想结构。自我、主体性与思想之关系的奥秘,就蕴藏在这种结构之中。对此,我们从一个方面可称为“思想结构”,从另一个方面可称为 “主体性结构”或“结构性自我”。竹内好、舒芜企图把我们带进的就是鲁迅的这种“结构性自我”,他们分别命名为“回心之轴”或“基本认识”。于是我们看到,仅仅单纯地谈论鲁迅拥有何种思想,将会与鲁迅之为鲁迅的本质特征失之交臂。因为鲁迅的思想是个复杂的双面体,它的“外面”是被我们称之为“思想”的那种东西,当然指的是实体性思想,如“进化论”、“阶级论”、“个人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不一而足;而它的“内面”则是一种结构性所在。竹内好、舒芜均认为,鲁迅之为鲁迅的本质特征,不在于他拥有何种实体性思想,而在于他拥有一个动态的思想“结构”。

  鲁迅随后所做的一切,都是围绕着这个“结构性自我”或“回心之轴”、“基本认识”而进行的。无论是他做出的理论选择,还是实践选择,也都是历史选择而不是终极选择。而竹内好说他不看重鲁迅的“转变”,甚至认为不值得一提,正是因为他认为,从一种思想转向另一种思想,正是那种值得怀疑的“单纯的思想转换”[3](P10)。这意味着人们通常所做的那样,只是从外部接受或放弃一种思想。而任何一种思想、理论、主义、学说、社会理想等等,不管其本身如何,都是作为一种客体或对象而存在的。即使你在学理层面对它们全面知悉,完全掌握,倘若没有经过一个类似竹内好所言的“回心”过程,没有一番否定自我又否定对象的“挣扎”或“抵抗”,它们仍然外在于你,继续作为你的客体或对象。不仅如此,由于它们本身可能具有的新颖性、逻辑性或权威性,反而使它们仿佛有着魔法一般的力量,由被造的客体一跃而成为似乎有着“造物者”属性的主体,吸纳着一切准备服膺于它的人,使之成为它的附属物,成为丧失了自主性的客体或对象。这一异化的过程,也就是“理论信仰”产生的过程。在这一异化过程中,一种更为内在的“奴役”发生着,它使反“奴役”的理论学说也会成为“奴役”的温床。在《阿Q正传》中,鲁迅就曾通过一个细节触及了这一点:当阿Q被提到堂上,习惯性地下跪而又被吆喝起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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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史哲》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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