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冶:青年的选择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52 次 更新时间:2010-07-25 10:5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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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冶  

  

  诡谲的年代,是个没有共识的年代。

  数年以来,我们说现在是个没有共识的年代,顶多说是没有改革共识,是在讨论在经过“猫论”、“摸论”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社会体制如何进一步改革的问题。然而,近一两年来,非常诡异地出现了反改革的声音,一如当年改革开放之初的“老左派”的声音。比如在颇具特色的“乌有之乡”网站,近期充斥一批批评改革开放的文章,其行文逻辑荒诞无比,然而却极具煽动力。

  由此看来,如果说几年前我们是没有怎么改革的共识的话,现在以及往后一段时间甚至会面临对改革需要不需要这一共识的撕裂。

  “乌有之乡”的声音还只是表面现象。在深入分析时,有一个事实值得注意:“乌有之乡”吸引了大批的年轻人!韩三洲最近在一篇题为《“说实话的日子不多了”——90岁的聂元梓在想些什么》文章里面也提到这个细节,在“乌有之乡”网站举办的纪念毛泽东的116岁冥诞的讲座中,“讲堂里早已经挤满了人,而且是年轻人居多”。[1]

  “年轻人居多”,这个字眼想必令自诩“自由派”[2]的各类人士大吃一惊。二十多年前青年学子是何等的意气风发,追求自由民主理想,现在的年轻人竞蜕化到如此境地?在笔者看来,原因远非那么简单,这里有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

  首先,从中国最根本的问题说起:所有人关心的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最近看到一位年青学生写的文章《关注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3]中提到:“面对一个无良政府,所有人关心的问题,其实说到底只是一个自由问题。”很可惜作者在提出这个命题之后,忘了做基本论证,就将其当做结论用来批判他人了。这个问题上的模糊性,就是对中国国情的不深入了解,也是注定争取不到青年的结点所在。

  自由问题真的是所有人关心的问题吗?恐怕这是部分人一厢情愿的想法。当然如果硬要从解释学的最大范围来定义自由,那另当别论。就以《问题》作者作为前提的“无良政府”来说,比如,一个个面对强制拆迁的普通民众来说,他们最关注的问题是自由问题吗?比如,一个被政府官员几乎强奸的洗脚女,她最关心的是自由问题吗?再比如,一个被内部人士打残的政法委领导夫人,她最关心的是自由问题吗?

  当然不是!就像温家宝总理说的,公平正义比太阳更有光辉。面对中国当前很多问题的时候,公平正义比所谓自由恐怕高出不是一个数量级。

  其次,从当前青年自身的选择来看。贴上标签的80后90后,如果不是通过刻意地学习,基本可以看作是缺乏历史感的一代人。他们没有经历过前三十年曲折生活,没有参与过学潮洗礼;他们是真正的成长在新时代的一批人。就像陶东风说过的一样,这代人(主要指80后),是“去政治化”的一代人。这代年轻人身上最大的凝聚力就体现在爱国主义情操上,在汶川地震、在北京奥运等全国性的大事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的教育是钦定的教育,他们学的历史是钦定的历史,但是他们依旧有很强的独立性,他们跟上了时代的步伐,跟上了近十几年来经济的飞速发展,他们算得上是幸福的一代。

  所以,当改革进入瓶颈,社会问题日益凸显的时候,当80、90后真正独立踏入社会,面对理想与现实差距的时候,当他们需要途径去发泄自身不满的时候,由于自身成长经历、社会环境与政治环境等多重因素,他们在精神支柱的选择上偏向公平正义是必然的。因为他们大多数都在社会主义新条件成长,所谓自由受到压抑只是很小的一个方面。

  当然这样的讨论过于笼统,如果再把青年按社会分层细分,我们就不难发现,接收“自由”为首要理念的青年(如《问题一文作者》)往往都具有高学历、能够充分浸淫在互联网而且有接收墙外信息能力的人。这样的青年在中国恐怕也没有多少。如果自由派自认为很多,桑坦斯在《信息乌托邦》里有一个很好的解释,这就是所谓的群体极化效应。[4]一群人自由分子聚集在一起,整天代表大多数人讨论国家大事,自然就形成思维惯式,以为潜在的追随者不在少数了。

  而我们再想想,诸如富士康那样的大工厂,四五十万的员工中高学历的并不多。当里面的青年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不可否认他们开始有了自己的人生诉求,这种人生诉求与其说是因为工厂管理制度限制了他们的自由,倒不如说是其他理想人生理念的幻灭。就像一位跳楼的青年留下的留言一样,他感受到的是侮辱、是不公平,而不是不自由。

  而这种感觉的年轻人,才是沉默的大多数。所以,“公平扩大内需,正义创造财富,平等激发活力,自由享受激情”的“乌有之乡”的口号会更有吸引力。

  又次,回到“自由派”自身。历史是有延续性的,二十多年前的学潮风波是对自由派一次沉重的打压,这么多年还难以抬头。历史对错姑且不论,单看现实。自由主义不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也不可能是官方主流意识形态。所以,这种与官方有违的理念,放之学术讨论尚可,若想真正以意识形态姿态出现并试图进入政治领域,面对的阻力必定是全方面的。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自由派”的自言其说,更多的是带有人文关怀,而缺乏实操能力。从实际效果来看,诚如任剑涛所言:“中国自由主义的言说者大多缺乏政治智慧,无法有效介入中国实际的政治生活之中,因此他们在着重申述自己的自由主义人文立场之外,对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有效影响实在是可以忽略不计。”[5]这就是自由派的尴尬现实,他们在中国建构的更多时候是没有根基的乌托邦。

  最后,回到“乌有之乡”,看看它的合法性。不管“乌有之乡”之流逻辑如何混乱,如何胡搅蛮缠,如何煽动拉拢底层多数青年,但是有一点,它是与主流意识形态一致的。用革命时代的话语来说,这叫做“根正苗红”。一个“黑五类”分子与高干子弟PK,这就是“自由派”与“乌有之乡”的身家对比。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互联网上,“自由派”的东西要翻墙去看,而“乌有之乡”骂政府无良的东西却能大行其道的原因。

  青年喜好刺激、容易浮躁、缺乏理性、对整个社会的运行架构理解有限,而“乌有之乡”恰恰能够迎合青年的以上特征,而“自由派”的阵营只能越来越小,随之而来的就是改革共识的继续分裂。更可怕的是,“自由派”还在诉诸人文关怀,脱离最需要抓住的青年,殊不知“洞中才数月,世上已千年”,空谈自由的激情年代早起过去,残酷的社会才是青年安身立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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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韩三洲:《“说实话的日子不多了”——90岁的聂元梓在想些什么》,载《领导者》总第34期,2010年6月。

  [2] 这里所说的“自由派”,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讨论中的“自由主义”理论学派,而是网络上一大批以自由理念为至上信念并付诸于空谈的人。。

  [3] 谷溪:《关注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http://www.ibeidou.net/?p=3763。

  [4] 桑坦斯著,毕竟悦译:《信息乌托邦》,法律出版社,2008年。

  [5] 任剑涛:《意识形态与中国改革》,载《战略与管理》2010年第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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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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