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国东:基于合道德性的合法性——从康德到哈贝马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21 次 更新时间:2010-07-20 21:5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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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国东  

  策略性互动被大量释放出来。实现社会整合的出路只能是对策略性互动进行规范性调节,亦即将“策略行动”转换为“规范调节的行动”,而实在法正扮演着这样的角色:它“使得在达致理解的努力中已不堪重负的行动者摆脱了社会整合的任务。”[27]在现代社会,伴随着世界之除魅的是法律与道德、伦理的分化,但法律与道德并不是从属关系:“在后形而上学的辩护层面上,法律规则和道德规则同时从传统的伦理生活分化出来而并列成为两种不同但相互补充的行动规范。”[28]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然法的“高级法”观念显然已不合时宜,道德可以转化为法律,但不能代替法律而发挥作用。

  在哈贝马斯看来,康德式理性自然法基于实践理性的合法化论说之所以会出现上述问题,其关键在于:它对实践理性或合道德性的狭隘理解使得它将道德置于过高的位置。“现代自然法理论的‘理性’本质上是实践理性——是一种自主性道德的理性”;但是,“在康德那里,从实践理性中先天地引出来的自然法则或道德法则,则居于太高的位置,使法律有融化进道德的危险:法律几乎被还原为道德的一种有缺陷模态。”[29]在哈贝马斯看来,这一切都是源于康德对实践理性的理解太过狭隘,即仅限于纯粹实践理性(绝对命令)。

  康德曾经指出:指导人的实践的主要有三种命令:“它们或者是技艺规则,或者是机智规劝,或者是道德戒律(规律)。”[30]他区分了实践中的技术性命令、机智规劝和道德戒律。但由于前两者属于“假言命令”,他所谓的实践理性仅限于第三种表现为“绝对命令”的道德戒律——因为只有这第三种命令才符合意志自律的要求,才是实践理性中最纯粹的部分。显而易见,如果将实践理性仅限于最纯粹的绝对命令即道德可普遍化原则,那么基于实践理性的合法性只会导致一种“高级法”观念的产生。

  为了回应康德式理性自然法的上述困境,哈贝马斯在其商谈论合法化论说建构的过程中所做的一项关键工作即是对康德的“实践理性”概念进行重建。他所采取的主要理论步骤如下:

  首先,他综合了经验主义与实用主义哲学、康德以及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的实践哲学论说,结合现代社会情势,一般性地提出了实践理性的“三分法”,即实用理性、伦理理性和道德理性。在《实践理性的实用、伦理与道德的运用》一文中,哈贝马斯指出:实践理性的基本问题是“我应当做什么”,但这一问题在不同领域呈现出不同的理性形式。“根据其是否呈现出目的性的、善的或正义的取向,实践理性分别将自己表现为:目的行动主体的选择;本真性的(authentic)即自我实现之主体的决断力;或者具有道德判断能力之主体的自由意志。”[31]它们分别对应着实用理性、伦理理性与道德理性:实用理性的“应当”是目的合理性的“应当”,解决的是具体生活问题的思考;伦理理性的“应当”是有关好生活的“应当”,解决的是“自我实现”或善问题;道德理性的“应当”是超越具体生活而具有普遍性的“应当”,解决的是“自我决定”或正义问题。在哈氏看来,实践哲学的三大传统都只涉及到其中的一个方面,只有将这三者结合起来,我们才能获得对实践理性的完整理解。

  其次,他以建基于“程序普遍性” [32]之上的商谈原则将实践理性的诸形式统合起来。在商谈论模式中,实践理性的上述三种形式分别体现为三种不同类型的商谈:实用性商谈要以目的合理性原则进行;伦理性商谈要以“我们的”政治共同体的生活形式为参照系;道德性商谈则要以整个人类或者假定的世界公民共和国为参照系。哈贝马斯强调,不同的商谈所依赖的论据有所不同:“在实用性商谈中,其结果依赖于这样的论据:这种论据将给定偏好的经验知识与目的相联系,并根据被预先接受的准则(maxims)或决定规则来评估可替代选择的(通常是不确定的)后果”;“在伦理性商谈中,其结果依赖于这样的论据:这种论据建基于对我们历史性地传承下来的生活形式之自我理解的诠释性解释。它们在这种历史性的情境中将价值决定同那种本真性的生活品行(authentic conduct of life)——即对我们具有绝对性的那种目标——相平衡”;“在道德商谈中,其结果依赖于这样的论据:这种论据表明包含在那些被争辩之规范中的利益是普遍性地可普遍化的。”[33]

  最后,经由从商谈原则到民主原则的转化,他又将实践理性的诸形式与法律商谈联系起来,并考虑到了法律商谈中公平妥协的必要性。哈贝马斯认为,道德理论本身是有限度的,它并不能有效地保证实践理性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要留给法律哲学来解决:“实践理性的统一只有在一种公共形式的沟通之网络和实践中才能明确地实现,在这种网络和实践中,合乎理性的集体意志形成之条件呈现出具体的制度化形式。”[34]因此,在法律领域中,商谈原则[35]表现为“民主原则”:“商谈原则被期待以法律制度化的方式采取民主原则的形态。这样,民主原则就赋予立法过程以合法化力量。”[36]商谈原则的制度化是将民主原则作为权利体系的核心而实现的,即将商谈原则所要求诸种权利以民主原则的形式而制度化。于是,实践理性的诸种形式就进入法律商谈之中,表现为立法或政治意志形成中的实用商谈、伦理—政治商谈和道德商谈。然而,法律问题并不都能在有限期限内以共识的方式加以解决,但法律又必须制定出来,这时互相妥协就成为必要。因此,法律商谈中除了运用前述实践理性原则之外,还需要公平妥协的补充。但是,这种公平妥协本身还是要受到实践理性限制:妥协必须不能违反正义的要求或不能破坏所有群体共享的伦理价值,而且应当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

  

  四、结语

  

  不难发现,经由对“实践理性”概念的上述重建,哈贝马斯显然已经消解了康德式基于实践理性的合法化论说在道德与法律之间所设定的等级关系。“康德将可普遍化的道德有效性作为具有合法性之法律的模式,而哈贝马斯则主张用一套更为复杂的商谈作为具有合法性之立法的基础。”[37]由于实践理性和法律商谈的“多态性”,实质内容上的合道德性并不是法律合法性的惟一辩护理由。除此之外,法律合法化的辩护理由还有伦理的、实用的,以及公平妥协的理由。“的确,有效的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相和谐,但除此之外,它们在下列意义上也是‘合法的’:表达了法律共同体的本真性自我理解,是对该共同体中分布的诸价值和利益的公平考虑,以及是政策追寻中之策略和手段是目的合理性的选择。”[38]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定意义上讲,哈贝马斯的法律合法化论说仍然建基于 “合道德性”之上,但这里“合道德性”已经和康德所理解的完全不同。哈贝马斯的“商谈原则”在一定意义上仍符合道德的普遍性原则,只不过这里的“普遍性”已不是规范内容上的“可普遍化”,而是规范辩护主体的普遍性。换言之,哈贝马斯是用“程序的普遍性”代替了康德那里的“语义普遍性”。在这个意义上讲,他的商谈论合法化论说仍是一种基于合道德性的合法性论说,只是这里的“合道德性”已不是康德式形式主义的合道德性,而是一种“程序性的合道德性”。

  

  注释:

  [1] C.B.Gray (ed.), The Philosophy of Law: an Encyclpedia, Vol.3,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9, p.493.

  [2] Jurgen Habermas, 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trans.Thomas McCarthy, Polity Press, 1991, p.205.

  [3] 参见孙国东:《同意:从契约论到商谈论——简析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中的合法化论说》,载邓正来主编:《复旦政治哲学评论》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6-167页。

  [4] 参见A.M. Melzer, Rousseau’s Moral Realism: Replacing Natural Law with the General Will, 77 (3)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Sep., 1983), p. 645.

  [5] 参见[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9-20页。

  [6] 同上,第46页。

  [7] 同上,第120、122、135页。

  [8] 同上,第48、35页。

  [9]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02-203页。

  [10] 同上,第203页。

  [11] 同上,第203页。

  [12] Alexander Kaufman, Self-Legislation and Legitimacy: Conceptions of Freedom i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Rousseau and Kant, 59 (1) The Review of Politics, (Win., 1997), p.46.

  [13] Alexander Kaufman曾专门考察了卢梭与康德合法化理论不同的原因。在他看来,其关键在于他们对“实践理性”之地位的理解不同:卢梭仅仅把理性看作是工具性的,并因之预示着后来的后现代主义和经验主义(理性选择理论)对目的之理性选择的怀疑;而康德则是那种拒绝对实践理性之怀疑的当代正义诠释的先驱。卢梭对实践理性的怀疑使其将合法性的判准与个体事实上的偏好直接联系起来,而康德更为厚实的实践理性观则使他可以主张一种更具一般性和灵活性的合法性判准,并把合法性的诠释与其实践理性观的合理性直接联系起来。“康德和卢梭在确定立法合法性的原则上是一致的,但他们在建基于这一基本原则的正义判准上却出现分歧:卢梭认为,个体意志的确定主要建立在个体的倾向(inclinations)之上,并因之具有不可预测性,要求所有公民能够据以批准立法的具体程序;康德则认为,所有自律的意志必定达致关于特定立法之正义性的同样结论,并主张将一种假定性的检验作为正义的判准。”Ibid., p.46.

  [14] 参见刘杨:《法律正当性观念的转变:以近代西方两大法学派为中心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9-150、156-157页。

  [15] T.C.Grey, Serpents and Doves: A Note on Kantian Legal Theory, 87 (3) Columbia Law Review, (Apr., 1987), p.580.

  [16] T.C.Grey, Serpents and Doves: A Note on Kantian Legal Theory, p.580.n.2.

  [17] [德]黑格尔:《精神哲学 哲学全书ž第三部分》,杨祖陶译,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4页。

  [18] Immanuel Kant,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Mary Gregor (ed.)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4.

  [19] Ibid., p.20.如果我们假定康德的思想是逻辑自洽的,他此处所谓的“morality”应是狭义的,即指私人道德(“伦理”)。当然,从思想史上看,康德那里的“道德”与“伦理”的区分只是隐含的区分,真正将“道德”与“伦理”区分开来的是黑格尔——尽管他明确强调“伦理”高于“道德”。参见前注17,黑格尔书,第313页以下。

  [20] [德]赫费:《康德:生平、著作与影响》,郑伊倩译,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5页。

  [21] Immanuel Kant,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p.146.

  [22] J.Weinrib, Law as a Kantian Idea of Reason, in B.Sharon Byrd & Joachim Hruschka (eds.), Kant and Law ,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p.32.

  [23] [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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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评论》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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