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国东:基于合道德性的合法性——从康德到哈贝马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21 次 更新时间:2010-07-20 21:5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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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国东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康德与卢梭都主张将“全体公民的一致同意”作为法律合法性的判准。但不同的是:卢梭的“一致同意”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或相应的媒介来保证其实现的可能性;而康德所作的即是将他所主张的实践理性作为媒介并用实践理性的普遍性来确保全体人民一致同意的可能性。从“自我立法”的视角来看,康德其实将卢梭思想中的自我立法观系统化为一种道德原则论说,进而为其提供了丰富的道德哲学基础。[13]就康德而言,他将法律的合法化建基于实践理性法则之上,实质上形成了一种“基于实践理性(合道德性)的合法性”模式。

  

  二、“道德优先于法律”与“正当优先于善”: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看康德的法律合法化论说

  

  在当下汉语世界的康德法律哲学研究领域,有论者以康德在《法的形而上学原理》[又译“正义的形而上学要素”(Metaphysical Elements of Justice)]一书中所强调的“合法律性”(legality)与“合道德性”(morality)的区分及强调前者优先于后者等为依据一般性地认为:康德主张“法律义务具有对道德义务的优先性”,“康德法哲学的重大贡献正在于奠定了现代自然法的新基础,同时开启了法律实证主义之门”。[14]如果上述论断成立,我们在上文中所得出的结论显然会面临挑战。在我看来,这种观点的关键失误在于:它忽视了康德所强调的广义道德与狭义道德即“伦理”的区分,忽视了“Recht”含义的丰富性与“Tugend”含义的限定性,以及法律哲学在其整个哲学体系、特别是实践哲学体系中的从属性位置。

  首先,从康德的实践哲学体系来看,其法律哲学是从属于其实践哲学的。康德的法律哲学(法权形而上学)是作为其实践哲学(康德所谓的“广义的道德哲学”)的一个分支而出现的,这可以从他将“道德形而上学”区分为“法权形而上学”和“德性的形而上学”中可以清楚地瞥见。在康德看来,“法权形而上学”关注的是法律问题,而“德性形而上学”关注则是的伦理问题。在康德那里,他将法律与伦理区分了开来,但却又将两者归于“道德”或实践理性的名下:“康德的法律意味着其不与道德相分离,而与康德意义上的伦理——即关切人及其行动的善行(goodness)或价值(worth)的那部分道德——相分离。”[15]据此,我们可以初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康德的哲学体系中,与其法律哲学从属于其实践哲学相适应的是,“法律”和“伦理”都是从属于“道德”的,即遵循的是实践理性法则。

  其次,只要我们细致爬梳,就可以发现:康德不仅使“法律”从属于广义的道德,而且也使狭义的道德即“伦理”从属于法律,即主张“正当优先于善”;换言之,论者们所谓的康德主张“法律优先于道德”其实不过是“正当优先于善”或法律优先于狭义的道德(即伦理)而已。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康德所谓的“rechtslehre”(英语一般译为“the doctrine of right”)的词根是“recht”,其有法律、权利、正义、正当等丰富含义,可中译为“正当法”或“法权”。由于英语和德语的差异,在相关的英译本中既有将其译为“law”的,也有将其译为“right”或“justice”的。对此,Thomas C.Grey解释说:“‘Recht’没有完全充分的英语翻译:‘law’包括德语‘Gesetz’和‘Recht’,因此不足够规范;‘justice’与‘right’(在道德哲学家将‘正当’和‘善’相对照的意义上)又不是足够符合具有合法性之强制实施或法律与秩序的含义。”[16]由此可见,“recht”的这种丰富含义使得康德所谓的法律并不限于一般意义上的实在法,而是可以容纳合道德性的“正当法”;用黑格尔的话讲,“recht”“不能只理解为有限制的法律的法或权利。而是要广泛地理解为自由的一切规定的定在。”[17]在很大程度上讲,康德正是利用“recht”的丰富含义将其自然法思想“塞”进其法律理论中的。而他所谓的“Tugendlehre”(英语一般译为“the doctrine of virtue”,即美德或德性学说)的词根是“Tugend”(对应的英语是“virtue”),其不同于他所使用的“Sitten”(对应的英语一般为“morality”),是指狭义的、古典意义上与善生活相联系的道德,即“伦理”。因此,他所谓的“rechtslehre”关注的是法律、正当或权利的一般问题,而“Tugendlehre”关注的则是狭义的道德即伦理问题。因此,他所谓的‘Recht’优先于“Tugend”事实上所预示的是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所谓的“正当或权利优先于善”(the priority of right over good)的命题,而不是论者们不加限定地所谓的“法律优先于道德”。

  在康德看来,义务是一种道德性的命令,它可以区分为法律义务和伦理义务法律与伦理所遵循的都是相对于自然法则的自由法则,即道德法则,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是否涉及行为的动机:“与自然法则(laws of nature)相对照,这些自由法则被称为道德性法则(moral laws)。就这些法则仅仅涉及外在行动及其与法律相符而论,它们被称为法律的法则(juridical laws)。但是,如果它们还要求这些法则本身成为决定行动的理据(grounds),那么,它们又称为伦理的法则(ethical laws)。”[18]也就是说,“一种行动与法律相符或者不相符而不考虑它的动机(incentive)被称作该行动的合法律性(legality);但在其间如果产生法则(law)的义务观念(idea of duty)也构成了该行动的动机,这种相符性就被称为该行动的合道德性(morality)。”[19]从自由的角度看,尽管法律和伦理都遵循实践理性的自由法则,但法律关切的是“外在自由”即“正当”或“权利”,而伦理关切的则是“内在自由”,即“德性”或“善行”:“法律涉及的是不受他人强制性的随心所欲所左右而有所作为的外部自由,而不是涉及内在的或道德的自由,即不受本能欲望、需求和情欲左右的意志的独立性。”[20]由于法律涉及的是在社会视角中的外部自由,所以它不关注内在的动机,一切内在的东西(即需求和利益等)只有当它们变得有行动能力并且显现为外部自由的时候,才对法律具有意义。可见,康德对法律与伦理的区分其实就是德国哲学家奥特弗里德·赫费所谓的“政治道德”与“个人道德”的区分:前者属于公共的正当领域,而后者则属于私人的德性领域,这正是前述“合法律性”和“合道德性”的区别的关键所在。

  但是,康德并没有从个体道德(伦理)中推演出政治道德(法律),即主张“善”之于“正当或权利”的优先性,相反,他主张“法律”优先于狭义的道德即“伦理”,亦即“正当或权利优先于善。”这既可以从他将“法权形而上学”作为“道德形而上学”的上篇并将其排在“德性形而上学”之前部分地瞥见,也可以从其对两者关系的隐含阐述中得到验证。康德认为,法律“处理的仅仅是外在自由的形式条件……伦理则超越了这一点并提供了一种质料(matter)(自由选择的一个对象),即被呈现为一种客观上具有必然性的纯粹理性的目的,亦即对人们而言使其具有一种义务的一个目的。”[21]法律允许除了侵犯其他人自由之外的所有行动,进而是由限定了许可领域的禁令组成的,伦理则开始于义务概念并指向义务性的目的(obligatory ends)。但是,在现代政治社会,这些义务性的目的并不具有强制性,除非它们是被允许的;而如果它们违背了其他人的法律权利,它们就不被允许。因此,在政治社会条件下,法律(正当)在逻辑上优先于伦理(善)。根据Ernest J.Weinrib对康德的诠释,“正当优先于善,乃是因为正当关系使得那种自由选择的强制性对象之伦理的具体化所赖以为基的目的性能力(capacity for purposiveness)得以现实化。”伦理包含的是属于义务的目的,而法律仅仅关切目的性的能力。只要法律的实施与所有其他人的目的性相一致,法律就不关切这种能力据以成熟的个殊化目的。而“由于义务性目的预设了其所例示的共同目的性,因此,经由共同目的性之正当所达致的和谐化(harmonization)在概念上就优先于在任何这些个殊化目的上所坚持的伦理。”[22]

  尽管康德在法律(正当)与伦理(善)之间确立了上述等级关系,但康德所谓的法律(正当)仍从属于其实践理性法则。实践理性法则对康德法律哲学的影响集中体现于他将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在法律哲学中具体化为正当或权利的普遍法则。众所周知,康德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是:“要这样行动,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看作是一个普遍立法的原则。”[23]在法律哲学中,康德又将其转化为正当或权利的普遍法则:“正当或权利(right)的普遍法则可以表达为:外在地要这样去行动,以至于你的选择的自由运用能够根据一条普遍法则同每个人的自由共存。”[24]可见,康德的权利或正当的普遍法则其实是从其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中推演出来的。他所强调的权利或正当仍是服从实践理性的可普遍化原则,亦即强调权利或正当在于所有不同主体的自由之间要相互并存。

  因此,我们可以说:康德的法律和伦理都是服从其实践理性法则的。在康德那里,“实践理性之自由选择的支配——其在自我决定的能力中是隐而不显的——以如下两种方式外显出来:行动者自己可以将实践理性作为其行为的目标,或者某个外在的当事人可以强迫该行动者外在地符合实践理性的要求。内在的途径(avenue)导致了康德的伦理学,而外在的途径则产生了康德的合法律性。”[25]而且,康德在道德、法律与伦理之间建立了一种大体上层层递减的等级关系。这不仅使得他在法律与道德之间建立了一种等级化的关系,而且也因在法律(正当)与伦理(善)之间建立起了等级关系而预示着当代自由主义在与社群主义进行论争时所提出来的“正当优先于善”的命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德被视为现代自由主义实践哲学(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的主要奠基人。

  由此可见,通过对康德法律与道德关系之论说的考察,我们仍可以得出与前文一致的结论:康德的法律合法化论说仍是自然法论者所坚持的基于合道德性的合法性模式,即法律的合法性有赖于实践理性基本法则的检验——尽管这种检验由于康德道德哲学的形式主义倾向而更多表现为一种形式化的检验,即形式上符合实践理性的可普遍性原则。

  

  三、“实践理性的多态论”:哈贝马斯对康德式合法化论说的重建

  

  如果说哈贝马斯1980年代初以“沟通行动理论”为代表的社会理论建构主要是以韦伯主义传统对接马克思主义传统并因此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韦伯”( 威廉·欧塞特语)的话,那么他1980年代中后期的道德哲学、和政治法律哲学建构则主要从康德那里汲取思想养料,并将其“沟通行动理论”运用于实践哲学领域。

  哈贝马斯对康德式理性自然法合法化理论最大的不满是:其在道德与法律之间设定了一种等级化的结构,进而牺牲了对现代社会而言不可或缺的实在法的“不可随意支配性环节”。哈贝马斯强调:在现代社会,自然法已经法定化为实在法的一部分,道德并不能代替法律在现代社会整合中所起的媒介作用。在《自然法与革命》这一早期的文章中,他比较了美国和法国革命时期主流自然法构想的不同,并考察了它们进入实在法的历史进程。在他看来,自然法的不确定性与社会和自然状态的区别决定了美法两国最终都是通过自然法的法定化而最终实现自然法原则的。这种法定化的举动就是基本权利宣言。通过将人权或自然权利转化为政治权威保证的基本权利,自然法已经成为实在法的一部分:“自然法的道德原则在现代立宪国家中已经成为实证法”,“道德不再像理性法理论所设想的那样作为一套超实证规范高悬在法律之上,它进入了实证法之中,但并没有与之重合。”[26]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认为,由以权力为媒介的行政系统和以金钱为媒介的经济系统所形成的“系统整合”在现代复杂社会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法律正扮演着沟通“系统”与“生活世界”之媒介的作用。在他看来,现代社会是一个价值多元、功能分化的世俗化社会;在现代复杂社会中,没有了宗教和形而上学等元社会保障,生活世界中的异议风险(risk of dissension)不断增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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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评论》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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