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轴心突破和礼乐传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878 次 更新时间:2004-07-07 20:56:55

进入专题: 轴心突破   礼乐文化  

余英时  

  

   前言

  

   下面这篇文字是我用英文撰写的一篇解释性的长文——《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的起源试探》中的第二章,由《二十一世纪》托盛勤、唐古译为中文。《二十一世纪》这一期是关於“轴心突破”的专号,编者因为此章与之有关,特将拙文收入其中,以供读者参考。我愿意趁此机会向编者和译者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於这是长文中的一章,开端和结尾都不免有些兀突。现在我要写几句话说明此文的原委。《论天人之际》主要在探讨中国思想的一个主要特色,大致以“天”代表超越世界,以“人”代表现实世界。这两个世界在“轴心突破”以前已存在,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则因“突破”而发生了重要变化。此文论旨甚为繁复,这里不能详说。此章论“轴心突破和礼乐传统”,不过是全文中的一个历史环节,可以单独成立,但其涵义则必须在全文中才能充分显露出来。全文其他部分也有涉及“轴心突破”的,但这里无法包括进去。这是要请读者原谅的。

  

  

   “轴心突破”的观念是1949年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在《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中首先提出的,1953年有英译本问世。1975年美国Daedalus学报春季号有专号讨论这个问题,题为“ Wisdom, Revelation, and Doubt: Perspectives on the First Millennium B. C.”。英语世界对“轴心突破”的观念发生较大的兴趣,这一专号是发生了影响的。

  

   关於古代世界中几个主要文明(或文化)在公元前一千年之内都经过了一次精神的觉醒或跳跃,学术界早已有此共识,并不是雅斯贝斯个人的新发现。他的真正贡献毋宁是把问题提得更尖锐、更集中。据我阅览所及,雅氏的新说法基本上是在韦伯(Max Weber)的比较宗教史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突破”这一观念也早已涵蕴在韦伯的著述之中。1963年菲施贺夫(Ephraim Fischoff)译韦伯有关宗教社会学的著作为英文,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为该书写了一篇很长的“引论”(Introduction),对“突破”的观念作了重要的发挥,稍后帕森斯自己写〈知识份子〉(“Intellectual”)一文又继续阐释此义,并提出了“哲学突破”(philosophic breakthrough)的概念。所以我注意到古代“突破”问题是从韦伯与帕森斯那里得来的,远在我接触雅斯贝斯之前。如果我们要深入研究古代“突破”的问题,韦伯著作所蕴藏的丰富资料是更值得发掘的。一般社会学家和史学家重视韦伯关於“现代性”问题的理论,而往往忽略他对古代各大宗教起源的讨论,在我看来,这至少是过於偏颇了。这里我要对雅斯贝斯和韦伯的关系。雅氏(1883-1969)虽比韦伯(1864-1920)小十九岁,但在学术上是极为相得的。他们自1909年相识以后,雅氏便进入了韦伯的学术内圈之中。雅氏能在海德堡大学立足(先教心理学,后主讲哲学),最初也是由於韦伯的大力推荐。韦伯不立门户,不要信徒,雅氏也不是他的学生和信徒,但受他的影响则甚大。我们只要一读雅氏在1932年所写的长文“ Max Weber: Politician, Scientist, Philosopher”,即可知其别概。雅氏论“突破”特别重视哲学家作为个人(individuals)的贡献。此意最初即由韦伯论“先知”(prophet)和卡里斯玛(charisma)时所发。举此一例,已可见雅氏所承受於韦伯者是如何深厚了。

  

   我们读韦伯和雅斯贝斯关於古代“精神突破”的讨论,可以获得一个相当确定的印象:即“突破”造成了世界各大文化的长期传统,至今仍在支配著各大文化中人的思想和情感。这里我要介绍一下闻一多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1943年作)中所说的话:

  

   人类在进化的途程中蹒读硕嗌偻蚰辏?鋈徽舛越?牢拿饔跋熳畲笞钌畹乃母龉爬厦褡濉??泄?⒂《取⒁陨?小⑾@啊??荚诓畈欢嗤?泵吞?罚?蹩?舜蟛健T嫉奔驮?耙磺?曜笥遥?谡馑母龉?壤铮?嗣嵌几璩?鹄矗?⒔??堑母杓锹荚谖淖掷铮??舸?胶蟠?T谥泄???倨?镒罟挪糠帧??吨芩獭泛汀洞笱拧罚?《鹊睦杈惴屯樱≧igveda),《旧约》里最早的〈希伯来诗篇〉,希腊的《伊利亚特》(lliad)和《奥德赛》(Odyssey)——都约略同时产生。

  

   闻一多在这里所描述的正是雅斯贝斯所谓“轴心突破”的现象,不过从文学方面著眼而已。但此文比雅氏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要早六年。所以我说,关於古代“突破”,学术界早有共识,不可视为雅氏的创见,更不可视为西方学人的独特观察。闻一多在此文中又说,这四大文化互相接触既久,个性必将逐渐消失,最后将无可避免地形成一个共同的世界文化。这个意见其实是受到西方现代性论述的暗示,在今天看来似乎并没有足够的根据。

  

   我在《二十一世纪》的最近一期(2000年2月号)上读到艾森斯塔特(Shmuel N. Eisenstadt)〈迈向二十一世纪的轴心〉一文,论及“第二个轴心时代”的问题,不免引起一点感想,顺便说一说我的看法。艾氏所谓“现代方案”其实便是50、60年代红极一时的“现代化理论”。闻一多的世界文化也可以属於此一方案之内。艾氏本人对“现代化理论”及其修正曾有重要的贡献,所论自是出色当行。不过他从古代“轴心”跳到启蒙运动以来的“第二个轴心时代”,语焉不详,似尚未有透宗之见。如果把源於近代西方的“现代方案”定为“第二个轴心时代”,我们首先必须指出:这是“轴心突破”时代两个文化——希腊与以色列——在欧洲混合与冲突的结果——至少从“精神”方面看是如此。希腊的“理性”传统与以色列的“启示”传统在中古欧洲汇流之后,两者之间始终存在著紧张和不安。文艺复兴以来,由於种种俗世力量的出现,这两个传统之间的冲突也愈来愈不能调和,终至破堤而出。西方近代所谓“宗教与科学之争”便是其最显著的表征。但是希腊与以色列的“轴心突破”,从我个人的观点说,都是属於“外向超越”型,因此一方面互相激荡,另一方面又互相加强。在激荡与加强中,近代西方文化才发展出极大的力量。这一近代西方的“轴心”终於在近两三百年中宰制了世界,使其他文化(包括经历过“轴心突破”的中国、印度和近东)都淹没在它的洪流之下,十九世纪兴起的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想像更是“宗教”与“科学”的矛盾统一体,所以它特别有吸引力,也可以说是“现代方案”中最后一个版本。非西方地区的知识人,有的为它的“宗教狂热”(“革命”)所吸引,有的为它的“科学预断”(“历史必然性”)所吸引,最多的是两者兼而有之。直到苏联解体,这个“现代方案”才真正引起不少人的反思。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虽然包涵了许多不符事实的论断,但他能突出“现代化理论”的蔽障,承认西方文明不可能统一全世界,终不能说不表现一种觉悟。他的理论虽未触及“轴心突破”的问题,但已预设“轴心突破”的几个大文化仍然保存了它们的个性,至少这些个性并未完全消失。从历史事实出发,我们不能不承认西方的“现代方案”构成了十九、二十世纪世界文化的“轴心”。我在此所强调的是“现代方案”并非纯现代现象;我们分析所谓“西方现代文化”,应该认出其中主要精神因素源於希腊和以色列的“轴心突破”。所以“第二个轴心时代”与第一次“轴心突破”之间有一脉相承之处,这是不容否认的。

  

   大体上说,西方“冷战”的终结使我们对於古代“轴心突破”的持续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今后是否有第三个“轴心时代”的出现,或者还是“第二个轴心时代”以经济全球化的方式继续,变相地支配著其他文化与民族,这个问题太大,不是我能在这篇“引言”中发挥的。姑止於此。

  

   回到本题,我在〈轴心突破和礼乐传统〉中所处理的仅限於中国古代“突破”的历程及其具体的历史背景。以整个“轴心突破”为比较参照,我强调中国古代的“突破”有其独特的取径。儒、墨、道三家都是“突破”了三代礼乐传统而兴起的。而所谓礼乐传统则包含著很大的“巫”文化的成分。这三家都曾与“巫”的势力奋斗过,最后“扬弃”了“巫”而成就了自身的“超越”。这是为甚么它们一方面致力於消除礼乐传统中的“巫风”,另一方面又对礼乐本身作了新的阐释。它们的“超越”不是与礼乐传统一刀两断,彻底决裂。中国古代“突破”所带来的“超越”与希腊和以色列恰恰相反,我现在可以更明确地界说为“内向超越”(inward transcendence)。我以前曾用过“内在超越”一词,虽仅一字之差,意义则完全不同。“内在超越”早已是immanent transcendence的标准译名,这是西方神学上的观念,与我所表达的意思根本不合。“内向超越”的涵义很复杂,非一言可尽,详见《天人之际》其他各章。以礼乐为例,孔子提出“仁”为礼的精神内核,庄子重视“礼意”都是其例。儒、道两家都摆脱了古代礼乐传统中“巫”的主导成分,“天”与“人”之间沟通不再需要“巫”为中介,代之而起则是“心”。庄子的“心斋”尤其值得注意。总之,在“轴心突破”之后,人与超越世界(可以“天”为代表,无论取何义)的联系主要是靠“心”。中国无西方式的“神学”,而“心性”之学则自先秦至后世有种种发展,这决不是偶然的。所以“内向超越”成为中国思维的特色之一,直到与西方接触以后才发生变化。

  

   我在1978年写〈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一文8,曾立“哲学的突破”专节,但所据者为韦伯与帕森斯,未用雅斯贝斯,因为我对於“轴心”一词稍有犹豫。雅氏不但有“轴心时代”之说,而且更进一步提出“轴心民族”(axial peoples),以与“未经突破的民族”(The people without the breakthrough)对比9。这种提法在过去视为当然,在今天多元文化的时代恐难免引起无谓的争议。现在我改用“轴心突破”则是因为此词已普遍流行,便於读者。但是我愿意特别声明一句,我虽用“轴心突破”一词,并不存文化沙文主义的偏见。如果我可以自由选择,则“超越突破”(transcendent breakthrough)更能表达我的想法。下面便是译文,但原有附注一律削去,俟全文出版时再增入,读者谅之。

  

   一 中国古代突破的背景:礼坏乐崩

  

   现在,问题在於我们如何理解这场“突然”的精神启蒙,并且将之与天人之间的分际联系起来。我在本章中,打算从比较角度提出此问题以作为开始,因为,中国并非古代世界里唯一经历了这场启蒙的国家。大约四十年前,雅斯贝斯提醒我们注意这样一个极其有趣的事实:在他称之为“轴心时代”的公元前第一千纪,一场精神“突破”出现於几个高级文明之中,包括中国、印度、波斯、以色列、希腊。其形式或是哲学思辩,或是后神话时期的宗教幻想,或是中国的道德—哲学—宗教意识的混合型。显然,轴心时代的众多突破都是各自独立发生的,无法确证彼此互有影响。我们至多只能说,可能当文明或文化发展到某个阶段,或许会经历某种相同的精神觉醒。雅斯贝斯更进一步提出,这场轴心突破的终极重要性对於各有关文化的性格具有定型的影响。

  

在过去几十年间,针对雅斯贝斯的“突破”概念已经进行了大量讨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轴心突破   礼乐文化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史学理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3494.html
文章来源:《二十一世纪》双月刊总第58期

4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