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1895年的中国:思想史上的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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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时代批荀子、批韩愈一直到五四时期的批孔家店,就是这种心情的结果;其次,中国的政治、宗教与文化权力,本来就高度集中,互为倚角,政治权力通过种种仪式,依赖宗教得到合法性,通过知识阶层的文化论证获得合理性,而宗教与知识则在政治权力的护佑下得到合法存在的理由,并获得其权力,正所谓政统、道统和神统三位一体,体用之间密不可分,并没有各自独立的领域[48],可是正如《红楼梦》那句人人尽知的话一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也正如谚语所说的那样,"兄弟七八个,围着柱子坐,一旦站起身,衣服就扯破",当本来就因为由满族建立而缺乏汉族文明认同的有缺陷的政治权力已经在"坚船利炮"下失去了天然的合理性的时候,当本来就并不独立的宗教在天地翻复的时代并不能够起"收拾人心"的作用的时候,当历史传统中就过于偏向人文学而缺乏技术知识和实用意味的知识在这种"全球竞争"时代已经不能支持国家与民族的自信的时候,痛感体用皆无的知识阶层就很容易引出"反传统"的思路。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所谓 "传统"并不是只强调接续的意义,在中国的传统中是有一种内在的紧张的,人们常常忽略了"传统"中本来就包含了"复古"、"革命"、"更化"等等反传统的倾向和资源,因此,当人们在痛感传统失去意义的时候,也会从传统的另一个口袋中找到资源,正因为如此,中国近代反传统主义者,恰恰是从传统和经典的资源出发的,像康有为、梁启超,像公羊学、大同论等等,在这些思想中,民族主义由世界的普遍价值出发,世界主义靠民族的实际存在而获得普遍意义。

  

  威尔·杜兰(Will Durant)在观察了近代中国历史后说:"今天中国人最强烈的感情是痛恨外国人,同样的,今天中国最有力的行动是崇拜外国人,中国知道西方不值得这样崇拜,但是中国人却被逼得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事实摆在眼前,工业化或殖民化二者任由选择"[49],这种两难处境和矛盾心理使得中国近代的思想史变得很复杂,正是在这种状况下,还拥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而且暂时还拥有政治自主权力的中国,被这种外在的压力和内在的紧张,既激活了一种民族主义的感情,又激活了一种普遍主义的追求。由于"根"还没有断,所以"续根"的心情就更加迫切,这种延续民族和文化之根的想法支持着民族主义的情绪,在"救亡图强"的口号下相当有吸引力,由于判断是非曲直的"尺度"已经被西洋话语所控制,所以"追求富强"的价值观念和"追求实用"的工具理性,又取代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理性,在西方的比照下人们似乎都在一条跑道上竞赛,于是世界主义又成了一种被认同的真理,其间的原因正如罗志田《权势转移》所说,"领土主权的基本完整,应该是士人确信中学可以为体的根本基础,由于不存在殖民地政府的直接压迫,中国人在面对西方压力时显然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更多的选择自由,同时也更能去主动接受和采纳外来的思想资源"[50],而这正好导致了中国思想界后来在"救亡"和"启蒙"、"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紧张。

  

  六

  

  这一年,严复写了《论世变之亟》的名文,题目就表达了这些知识分子对中国处境的紧张和焦虑,同在这一年,他又写下了《原强》,题目同样表达了这些知识分子给中国选择的出路,只有"富强",才能应付这种巨大的"世变",只有应付了这次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才能保存民族的血脉不至于香火断绝,为了这种绝对优先的目标,中国只能接受西洋现代化的途径。据说也是在这一年,他译好了赫胥黎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他还没有拿出去印,却在不久就已经不胫而走,陕西味经售书处抢先把它拿去印刷出版,很快就风行一时,特别是一开头的"物竞"、"天择"两词,给处在十九世纪末那种难言心境中的中国人,增加了几分紧张,几分焦虑,而结尾处的"天演之学,将为言治者不祧之宗"[51],这句话仿佛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的谶言。

  

  原刊于《开放时代》2001年1月号

  

  注释:

  [1]《翁同?日记》第五册,2792页,中华书局,1997。在甲午海战前后,翁氏曾经急得上火,"一团热火尽在上焦,有燎原之势","闻平壤已失,益决肝火上炎",他是坚决的主战者,大约正因为如此,他才对城下之盟特别痛心,同上,2730-2731页。

  [2]《郑孝胥日记》482页,中华书局,1993。

  [3]《缘督庐日记》光绪乙未三月廿五日,转引自《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书信日记集二》338页,上海书店,1992。

  [4]《张謇全集》第六卷,37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5]《翁同?日记》第五册,2795页。

  [6]《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六六,光绪二十一年四月,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本3320页。

  [7]同上,2797页。关于1895年的历史情况,参考郭廷以编《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二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台北,1963。

  [8]《辩夷、洋》,载陈旭麓《近代史思辩录》22-3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9]《翁同?日记》第三册,1113页,陈义杰整理,中华书局,1993。

  [10]《薛福成选集》53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11]在清代很长时间里,很少有人把日本称作"东洋"的,如清中叶的赵翼《天主教》、姜宸英《日本贡市入寇始末拟稿》、蓝鼎元《潮州海防图说》、纪昀《传闻少实》虽然都说"东洋日本",但是这东洋是说它在东面大洋中,"洋"并没有与"土"相对,只是一种空间位置而已,分别见于《清经世文编》卷六十九,五页B、卷八十三,九页A,四页A、卷六十九,十一页A。

  [12]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参看伊藤之雄《日清战前のい国绰鲜认识の?成と?交论》,载古屋哲夫编《近代日本のフジア认识》103-171页,绿荫书房,东京,1996。

  [13]《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20辑,643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96。

  [14]《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20辑,605-622页。

  [15]《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20辑,627-638页。

  [16]正如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所说,其实在士大夫中,"自强"从十九世纪中叶平定了太平天国之后就已经开始了,"在那些老练的、正直的、坚韧的儒家政治家的支持下,镇压了十九世纪中叶的叛乱,这一现象显示了可能中国会对新的挑战作出回应,并在较低的普通水准上重建清帝国的秩序,他们将设法发展新的结构去把握对外的关系,集中应有的关税,建造现代船只和武器,开始教授国际性法律和基本的现代科学,'自强'(Self-strengthening)被证明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一个显然可行的通向未来的安全道路",216页,Hutchinson:London,Sydney,Auckland,Johannesburg,1988。

  [17]《翁同?日记》,1895年10月31日,第五册,2843页

  [18]同上,1895年10月26日,第五册,2844页。正如郭廷以指出的,1895年以后"改革运动到了高潮",首先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知识分子以及他们创办的强学会、《时务报》,象征着知识分子集团的求变取向,其次是广学会的中外人士,如李提摩太、林乐知等等,也用办《万国公报》、翻译西书等方式影响社会,并力促朝廷官员变法革新,再次是政府官员如陈宝箴、黄遵宪、张之洞等也参与主持了变制更新的实际活动,甚至中央的主要官员如翁同?等也支持类似的政治行为,于是,"朝野上下皆向一条新路上迈进",见《近代西洋文化之输入及其认识》,载《近代中国的变局》43-44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87。

  [19]《新政真诠——何启、胡礼垣集》,182页,郑大华点校本,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20]见《戊戌政变的回忆》,载《新建设》一卷三期,18页,北京,1949年10月6日出版。

  [21]《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六六,三页,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本第五册,3320页,台北。

  [22]《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六六,七页,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本,第五册,3322页。

  [23]引自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3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24]《新政真诠——何启、胡礼垣集》183页,郑大华点校本,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25]《栩缘日记》,载《王同愈集》16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6]什么是民族主义?也许我们可以用孔恩(Hans Kuhn)的定义:"民族主义是一种思想状态,认为国家是政治组织的理想形式,也是文化创造与经济繁荣的源泉。人的至高无上的忠诚就应该献给国家,因为人的生命只有在国家的存在与国家的兴盛中才有意义",见Hans Kuhn,:Nationalism: its Meaning and History,P9。New York,Van Nostrand Co。1965。参看霍布斯邦(一译霍布斯鲍姆,Eric J. Hobsbawm)《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Programme,Myth,Reality),李金梅中译本,8页,13页,麦田出版,台北,1997。

  [27]李鸿章《中日议和纪略》中《第一次问答节略》,7-8页,原光绪二十一年刊本,收入李毓澍主编《近代史料丛书汇编》第一辑,台北,大通书局。

  [28]关于这一历史历程的研究,可以参看丁伟志、陈崧《中西体用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以及薛化元《晚清中体西用思想论(1861-1900):官定意识形态的西化理论》,稻乡出版社,台北,1991。

  [29]《康南海自编年谱》29-30页。中华书局,1992。

  [30]《满清的认同与否定——中国近代汉民族主义思想的演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认同与国家》91-130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北,1994。

  [31]张灏《再论戊戌维新的历史意义》,《二十一世纪》45期,19页,香港中文大学,1998年2月。

  [32]张灏《晚清思想发展试论——几个基本论点的提出与检讨》,载周阳山、杨肃献编《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晚清思想》27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

  [33]朱维铮《万国公报文选·导言》,24页,《万国公报文选》,三联书店,1998。

  [34]《新政真诠——何启、胡礼垣集》,104页,郑大华点校本,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35]谭汝谦《中日之间译书事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参看实藤惠秀监修、谭汝谦主编、小川博编辑《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37-63页,香港中文大学,1980。

  [36]张灏《再论中国共产主义思想的起源》,载《中国历史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55-62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2。张灏指出,"意义危机"(the crisis of meaning),正是从十九世纪这个年代开始的,见张灏《新儒家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危机》,载姜义华等编《港台及海外学者论近代中国文化》280页,重庆出版社,1987。

  [37]关于这一点,胡思敬《审国病书》第六页中曾经说到,"中国不受甲午之辱,则康梁邪说不足以惑众,而戊戌之变可弭,戊戌政变不作,则德宗不至于失势,端邸不至擅权,而庚子之祸可弭",见《退庐全书》,癸亥南昌刻本。

  [38]《康南海的三世进化史观》,载周阳山、杨肃献编《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晚清思想》541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所以谭嗣同的《仁学》中一连用了七个"冲决"来表现决心,表面上是否定一切历史与传统,实际上是用反传统的形式来延续一种革命的传统。

  [39]分别见于《湘报类纂》甲集,上卷,37页、4页。

  [40]正如梁启超《新民说》所说,近代危机的意义就在于它提醒了"同种族、同宗教、同习俗"的中国人,要"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参看黄进兴《中国民族主义的特色之一:梁启超的终极关怀》,《当代》第十七期,1987年9月。台北。

  [41]据说正是在1895年,《强学报》上刊登了一篇谈论伊斯兰民族为何衰落的文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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