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中国如何走出价值观念的误区

——只谈红色革命文化不能适应和平时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85 次 更新时间:2010-07-17 18: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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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 (进入专栏)  

  

  内容提示:自杀、灭门、富二代现象、消费主义盛行。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同时,我们的价值观却进入了迷思。在上周的节目中,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先生为我们解读了社会悲剧的深层原因,描绘了当代社会的价值图景。那么今天,对于个人以及社会的价值批判与重建该如何进行呢?有请任剑涛先生继续为我们解剖。

  凤凰卫视7月10日《世纪大讲堂》:社会结构断裂与价值迷失,以下为文字实录:

  

  王鲁湘:我曾经在改革开放第十年的时候,做过一个大型的纪录片。那个时候从我们创作者包括我们采访的人来看,大家的幸福指数是最高的。做改革开放二十年的时候,仍然前后的物质对比让大家充满着一种幸福感。但是做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突然发现,这种幸福指数在下降。我们实际社会财富的积累在增加,但是人们的幸福指数在下降,因为这个时候开始发现,社会转型带来的痛苦已经出现在我们的心里头了。我想等到我们做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时候,很可能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们的痛苦指数会急剧上升。

  

  物质丰富程度和幸福指数不成比例

  

  任剑涛:毫无疑问就是,幸福指数作为一个物化指数来讲,它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它是一个非常顺利的、渐进积累的、日益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丰富的物欲世界。但这个物欲背后呢,可能有两种情况。第一我们在贫困的时候,物欲本身就是一切;而我们在相对富裕的时候,物欲之外的世界突然展现在我们面前。当一个物欲之外的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有可能使我们对他人更丰富、更奢侈,而且可能是我们这一辈子不能够感受到的那种生活状态的一种嫉恨心理,开始在我们的内心浮现。

  另外一方面就是当我们看到还有更贫穷的人的时候,而我们就会感受到生命的无常,我珍不珍惜当下,而我展不展望未来,而我又回不回忆过去,这个交叠的各种复杂的心理开始撕咬我们的内心。这个就比我们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那样一种很简单、一种物化要求,我们能够吃得饱,我们能够端起碗来吃肉,我们就感觉到不错了。但是就像王鲁湘说的,你做改革开放20年的时候,就出现了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的事。骂娘就是我们物化的东西使我们的幸福指数很难提高了,为什么呢?因为物化的指数它是一个无穷尽的指数。但心理的指数跟物化的指数一脱钩的时候,可能我的痛苦指数和幸福指数对等了,甚至错位了,痛苦指数开始盖过这个幸福指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思考,我这一生究竟干啥,我怎么活着是值得的。我在这个社会里头我究竟有什么价值,如果我没有价值我陷入了一种绝望状态,我痛苦也好,我幸福也好,跟我人生来说都无关了。所以只有一个事情可能是有刺激的,那就是死亡。这个是对我们这个社会的挑战性,可以说是非常之大。

  

  王鲁湘:所以啊,在未来我们中国社会的发展中间,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不论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小的,都应该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你要准备活得更深刻。

  

  任剑涛:我们今天面对的中国社会,可以说在生活的模式上,在生活的情态上和个人的感受上,跟我们改革开放前30年相比,可以说都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如果说30年前我们的改革开放主要是要解决一个物质匮乏的问题,那么2008年告别这个30年之后,我们忽然发现,解决贫困的、匮乏的物质生活背后,其实还有相当多的社会问题、人生问题和价值问题出现在我们面前。

  因此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必须要强调,我们今天的社会悲剧过后,我们的深刻的、人生的、道德的、制度的和我们个人价值目标的反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这种反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关键的问题是要强调什么呢?那要看我们中国人价值观念是不是在某些价值基因的角度略有缺失。

  1.可以说我们中国人5000年的悠久智慧,积累了很多价值瑰宝。它提供给了我们日常的价值规范,也提供给了我们制度的价值规范。诸如说在日常生活中,"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而改之。"善与不善的日常生活判断,就在我们的衣食住行中间,而在制度伦理上,我们也有一套智慧,那就是一定要强调儒家的德政。如果你施行德政,就如众星拱月,大家都服从于你。但是在这样的千年积累当中,和我们在革命时代积累的宝贵的献身崇高的这样一种价值体系当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另外的一些可能对我们的行为产生妨碍的价值因素。

  而这样一些价值因素就要求我们深刻地反省,痛彻地思考,重新地建构,因而面对我们究竟哪些价值缺失,从而来确定我们解决社会悲剧事件、个体悲剧事件和恶搞性事件,以及消费主义流行的这些价值迷失。

  可以说有四个方面可以归纳。第一个方面简单地说,就是我们的价值教育体系可能是出了一些问题。价值教育体系出了问题可以说从两个角度来可以分析。哪两个角度?一个是教育的纵向发展来看,那就是从幼儿园教育到小学教育到中学教育到大学,大学后教育,这一个教育过程可以说我们都是崇高的政治教育,我们的政治课可以说从古至今都是教育当中的主体结构部分,这当然没错。教育是要使人社会化,是要使人尊重秩序,是要成为社会化的人,有没有错?没错。但问题在于只是崇高的政治教育,就免除了政治教育之外,比如政治教育之外的经济教育,做人的教育,规则的教育,对他人处理人际关系的实际日常生活智慧的教育就没了。因而在以政治教育替代了所有教育的情况下,我们以现代教育楔进传统教育里头的时候呢,增加了一个政治教育之外的知识训练。然而人的价值判断,既不因政治控制,也不因知识教育可以摆在我们面前。因为知识越多,并不见得价值判断就越准。因为政治教育越强,不见得你价值判断的是非准则就越明晰。因而在这样的一种教育选择的情况下,由于日常生活教育的缺失,我们跟人一旦发生冲突,我(常常)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我不能战胜你的时候,我就是忍耐;要么我能战胜你的时候,我就克敌制胜,所以这样两种判断,就使得我们这个社会的忍耐和恶性事件两极跳。平常的恶性事件少,就在于我们都能忍耐。就像我们改革开放30年,30年来的社会矛盾我们大多数人都能忍耐,因为明天会更好,所以我能够忍耐。当我发现明天不会更好的时候,我的幸福生活指数直线下降的时候,我就逮着谁看不顺眼我就想把他砍掉。这样的一些悲剧事件的背后的文化教育基因缺失,确实我们要深刻反省。

  文化基因缺失,忍耐与宣泄两极跳,社会与个人悲剧事件,如何从更深层次反省?人生矛盾如何排查?突发事件如何处理?英、美、日的历史经验又该怎样观察?

  第二我们要强调,就是千百年来中国人的行政管理体制,也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今天说是党政机构,那么传统社会可以说是政府机构或者国家机构,来进行管理的时候,我们追求的是一种声势浩大,气势恢宏的行政措施。哪怕一个个案刚刚出现的时候,我们一旦对这种事情的出现感到非常悲愤,因为对这种事件出现不可理解,而且对这种事件可能循环性、重复性发生的危险,而有所感知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举国动员。一个小小的个案全国都动员起来了,给其他人就是一个示范,原来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表达我心中的愤怒。于是跳楼就成为连续性的,杀人就成为灭门性的。而个体生活意义的丧失就成为弥漫性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我们的举国体制的行政管理办法,确确实实它使我们的价值诱导、价值教育、价值塑造,丧失了一个把问题从细微的角度、具体的角度、可行的角度,潜移默化的一种方式来加以引导的可能性。

  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的引导下,那么人生该如何引导,人生矛盾该如何排查,而突发事件该怎么处理,而突发事件后我们怎么样去挽救价值迷失。可以说基本上就在我们忙于应付的举国体制当中,渐渐消失了。我们只是把社会危机事件和个体危害社会事件当作一个法律事件来对待,而由法律的政治化管理,掩盖了社会事件本身的长期的、细微的功夫,丧失了我们对价值引导和价值培育的这样一个细致的培养功夫。这样一个功夫的丧失,就导致我们反省中国人价值迷失的第三重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们传统文化上有一些政治文化的偏差。中国人可以说是政治上非常成熟的民族,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政治上极不成熟的民族。中国人政治上成熟就在于千百年来我们有发达的政治思维,想到一个问题我们就能举一反三。所以把一个社会事件背后的政治因素,中国人都能够看穿。而这样的一个高度发达的政治思维,一方面使我们中国人千百年来能够很好地管理国家,让我们有绵延的智慧。所以五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能够绵延5000年之久不中断。但另外一方面不幸运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当这种政治文化主导我们的时候,所谓政治文化说到底,到最后一定是暴力文化,而不是协商文化,因为协商文化是现代政治规范的产物,而暴力文化是革命政治的产物。我们千百年来古典社会叫替天行道,周公革命。到现代社会我们是以反对阶级压迫进行政治革命,这样一些革命的传统,可以说都跟暴力密切相连。对于革命氛围当中来说,暴力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但是对于要建立和谐宁静的幸福人生和幸福生活的时候,这样一种暴力的革命文化,就变成了一种恐怖文化。而对于这种恐怖文化的因子,可能我们并没有通过长期的公民疏导,长期的和平教育,长期的生命价值教育,在社会转型的时候去加以疏导,去加以改变,去加以重塑。因而革命政治文化的流行,在某种意义上,它对于最后解决的暴力手段的引入,始终具有正当化的充分理由。但它对我们这个社会形成尊重他人的生命,尊重他人的判断,尊重他人的理性,对人与人之间的宽容,对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对人与人之间的共同发展,这样一些现代价值我们可能就忽略了。所以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条件下,我们就得还要深刻反省一下,在我们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情况下,我们中华传统文化,为我们的伟大复兴提供了深厚的动力的同时,是不是我们文化上也有一些是需要反省的东西。换言之在文化的基本价值基因方面,是不是我们也得要承认,我们的某些文化基因是缺失的。可以说,传统中国社会是尊重生命的,主要以道家的生命哲学和养生智慧来作为写照。但个体的生命价值的哲学追问,个体生命价值的文化尊重,个体生命价值的制度保障,个体生命价值和生命意义的文化的培育和激发,对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其实是缺乏的。

  我们可以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但在何种情况下是仁是义;在何种情况下,需要付出杀身的代价,而不必要付出杀身的代价,分水岭究竟在哪里?判断的刻度究竟在哪里?我们的文化从来通过一种登高一招,叱咤风云的气势,而掩盖了具体的判断。而这样一种具体的判断,使我们对于爱的教育,对于尊重的教育,基于过程的相互尊重,和对于后果本身的日常担忧,这些问题都被掩盖起来。我们对于生命和爱的价值的追究,比之于我们对某种社会悲剧性事件的恨,要来的弱得多。因而才发生我们在价值判断当中,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价值失准。

  譬如说邱兴华杀了10个人,大家知道最后判了死刑,据报道10个受害者的家属起初一分捐款没有,而邱兴华得到了巨额捐款。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质问,请问究竟是施害者具有道义性呢,还是受害者具有道义性。不管这个受害者可能在基本的社会公平上,他可能有偏斜,而这个施害者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没有得到公正的待遇,但绝不等于说你谋财害命,你屠杀他人,你妨碍社会,你进行了社会治安的严重的破坏,我们居然还应当同情你。

  可能我们在一般的道义上来讲,我们对受害者应当有这样的同情,他是社会的牺牲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本着宽容精神,也要对他表示,他这个受害者,社会要承担责任。但对于他恶搞也好,到犯罪杀人也好,只要他违背了社会规则,违背了基本的人生价值判断准则,对不起,我们一定要建立整个社会认同的,是非、善恶、好坏的判断。

  一定要对这些违法犯罪的人表达我们的道德义愤和法律惩戒。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个社会建立不起它的价值正气。因而如果正气树不起来,邪气开始弥漫。为什么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头,哪怕是基于愤怒的反社会行为,我们有些人都对犯罪本身抱有同情的态度,而不是抱有愤怒的态度和遗憾的态度呢?这就是我们文化基因上因为缺乏对爱的教育,缺乏对理性的教育,缺乏对这一基本价值让人们变换为日常生活当中,去尊重自然,尊重生命,尊重他人与学会关爱,树立互助思想。因而在我们的文化价值里头,我们对于生命价值的思考,一定要成为我们这个社会从个体日常生活,到你社会组织生活,到你在组织当中失错,或者是受到不公待遇时候的价值救济,你都得要有一种价值思考能力。

  所以讲到这里,最后我们就需要来思考一下,我们中国社会在急剧转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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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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