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纪云:近距离感受邓小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73 次 更新时间:2010-07-16 15:4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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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纪云  

  

  众所周知,小平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个评价名符其实。

  

  近距离感受邓小平

  

  1985年至1987年是我与邓小平同志接触最多的时期,因为那时我在国务院与万里一起主持日常工作,同时又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每年总有几次陪同总书记和总理去邓的家里向他汇报请示工作。

  记得我第一次去邓的家里是1985年7月11日,那是向邓汇报价格改革的思路和初步方案,由我主讲,赵紫阳作补充。邓对于价格改革持非常积极的态度,他认为早晚要过价格改革这一关,迟过还不如早过。他说:“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所以,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这件事必须坚持下去。”“物价改革是个很大的难关,但这个关非过不可。不过这个关,就得不到持续发展的基础。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九个月的实践证明,物价改革是对的。……改革的势头好,要坚持搞下去,这个路子必须走。今后即使出现风波,甚至出现大的风波,改革也必须坚持。否则,下一个十年没有希望。”后来他多次强调,搞价格改革是要冒点风险的,但只要搞改革就会有风险,小乱子难免,只要不出大乱子就行。他也同意,价格改革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针,走一步看一步,顺利时就步子迈大一点,发现问题就及时调整,把步子放慢一点。

  1985年下半年出现了物价上涨过高的情况,人们对调整工资也有不少意见。中央书记处决定召开一次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由我给大家讲一讲经济形势问题。机关干部大会是次年1月6日召开的,会议由胡耀邦主持,中央、国务院主要领导差不多都参加了,由我作了《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的报告,针对当时经济工作中的一些认识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胡耀邦、杨尚昆、王兆国也讲了话。随后向邓作了汇报,他说,中央机关干部大会上的报告讲得好,可作为中央二号文件发到全党(一号文件是农业问题)。

  1986年6月10日,赵紫阳和我又向邓汇报经济形势,当时整个经济形势是好的,但农业滑坡的局面未见大的好转。造成粮食生产滑坡的原因,主要是领导层在农业连续五年大丰收,全国性出现卖粮难、卖棉难、卖肉难等形势下,对粮食生产过分乐观,认为粮食问题已基本解决,不能再继续鼓励农民多种粮食,并采取了一些限制粮棉生产的措施,如不再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的余粮,取消奖售物资等,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我们到邓的客厅刚刚坐下,邓就说,紫阳啊,农业问题要注意呀!农业一旦滑坡,三、五年转不过来。邓小平平时比较严肃,但很少见他发脾气,批评人也是和颜悦色。

  邓在听完汇报之后说,当前经济情况总的是不错的,是不是有三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将会影响我们经济的发展。

  “一是农业,主要是粮食问题。农业上如果有一个曲折,三五年转不过来。粗略估计一下,到2000年,以十二亿人口每人800斤计算,每年要增产一百多亿斤才能达到这个目标……有位专家说,农田基本建设投资少,农业生产水平降低,中国农业将进入新的徘徊时期。这是值得注意的。我们从宏观上管理经济,应该把农业放在一个恰当位置上,总的目标始终不要离开本世纪末达到年产9600亿斤粮食的盘子。要避免过几年又要大量进口粮食的局面。”

  “二是外汇问题。外汇短缺,外贸发生逆差,会不会拖我们的后腿?中国有很多东西可以出口。要研究多方面打开国际市场,包括进一步打开香港、东南亚和日本市场。”“要打开出口市场,关键是提高产品质量。质量不高,就没有竞争力。逐年减少外贸逆差是战略性问题,否则,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就不可能,总有一天要萎缩下去。”

  “三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

  邓小平讲的三个问题都是战略性的,十分重要。赵紫阳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很快采取了加强农业、加强外贸工作的措施,提出了沿海发展战略的设想,并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1986年12月19日上午10时,赵紫阳、姚依林和我向小平同志汇报经济形势和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一坐下,邓小平就说:改革要过几关?我讲了“过五关斩六将”,但究竟要走几步?去年走了一大步,今后还要走几步,花多少时间?

  赵紫阳回答说:要研究一下才能回答清楚。姚依林汇报了86年经济形势,在讲到外债时,邓小平插话说:外债不怕,但要用于生产,用到补财政赤字那就不好。

  接着,赵紫阳汇报了下一步改革的设想。改革的问题,重点讲了调整钢材价格、原材料价格、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以及提高粮食价格和金融改革等问题。在讲到提高粮食价格,同时提高职工工资时,小平说:“学校伙食要解决一点,300万人,加点钱,解决一点,伙食改善一下。”

  关于1987年工作,邓小平强调说:明年工作重点是两条,一是农业,增加粮食生产;二是搞活企业,从长远看搞活大中型企业更重要。

  在讲到金融改革时,小平同志说,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我们过去的银行是货币发行公司,是金库,不是真正的银行。对金融问题,我们知识不足,可以聘请外国专家做顾问嘛。

  在讲到要把大中型企业经营权交给企业家时,邓小平说:这个问题没解决,主要是老框框的束缚。其实许多经营形式,都属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方法问题,既可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为社会主义所用,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

  在讲到要重视基础设施建设时,小平同志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问题。基础设施,包括电力、交通、港口、铁路、通讯、原材料等,这些都涉及到发展后劲的问题。

  在讲到要利用外资时,邓小平说:墨西哥过去借了多少外债,不能说都是失败的,有得有失。巴西人均外债4000元,墨西哥人均2000元,由落后国家发展到中等发展水平。他们用外资多了。我们要学习他们勇于借外资的胆略,但要适度,不能借得太多。但不能认为他欠债多就是失败的。

  最后,邓小平说:关键问题还是粮食、外汇这两个问题,不要忽视。再花大量外汇买粮食不行。另外,电子工业太分散了,为什么不与左邻右舍挂钩,联合起来搞?太分散,各搞各的不行,那样质量上不去。汽车工业如何得组织起来,也要研究一下。形成企业集团,就形成力量,信息也就比较灵通了。

  对于企业下放,邓小平说,企业下放,政企分开,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下放的阻力来自婆婆太多,听说经委有上万人,必须精简,计委一定要小。这些人在中央机关工作多年,多数都还有一定知识,到基层去竞选厂长、经理,显示自己的本领去嘛!

  1987年7月22日,在北戴河办公期间,邓小平在一份关于与南韩关系问题的材料上作了重要批示,大意是:与南朝鲜实现关系正常化不能再拖了,……随之,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中、韩经济协调小组,由我任组长,在与南韩未正式建交之前,许多经济交往,都是由这个小组首先研究提出意见报中央、国务院决定的,这对后来中韩正式建交,确实起了促进作用。

  1987年11月初,胡、赵和我,向邓汇报沿海发展战略问题,这个问题是赵紫阳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后首先提出的,汇报时赵主讲,讲得非常详尽生动,主导思想是在沿海两亿人口的地区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把这个地区的近两亿人口甩到国际市场上去,到外国找饭吃,把国内市场让出来给内陆地区。还讲了沿海的有利不利条件以及需要在政策上解决的问题等。邓听后非常兴奋,当即表态,这是一件大好事,要放胆地干。1988年1月23日,小平在一份关于加快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报告中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地干,加快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在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方案时又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的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

  从我与邓小平的直接接触中,我认为邓小平的确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和实践家,他虽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又不受任何教条的束缚,一切着眼于实际效果,所谓“黑猫白猫”论可能是他的基本哲学观点。他思想敏锐、高屋见瓴、胆识过人,雷厉风行、势如破竹,言必行、行必果。毛泽东夸他棉里藏针,柔里有刚,人才难得,我看是符合实际的。

  

  小平同志的历史功绩

  

  邓小平首先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他是同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一起,率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打碎旧世界、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粉碎“四人帮”之后,在中国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毅然决然地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两个凡是”错误路线,把中国推向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

  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于1978年末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真正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强调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要打破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的僵化状态,把人们的思想从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下解放出来。他肯定了由胡耀邦领导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明确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强调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他说:“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他指出:“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自主权。”在这个报告中,他第一次提出了“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的观点,提出了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先富起来,以带动其他地区、其他企业、其他人,使全国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的观点。在这个报告中,对党的干部路线,对于如何评价毛泽东都作了明确阐述。邓小平的这篇讲话,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定下了基调。

  在邓小平的主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得非常成功,是一次真正的拨乱反正的会议。全会果断地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确定了全党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政治路线。全会指出,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应着手认真地改革,认真解决党政不分、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等等。全会决定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全会肯定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全会还对党的领导成员作了调整。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那些在文革中搞打砸的、帮派思想严重的、出卖灵魂陷害同志的人很快被赶下了领导岗位,大批挨批、挨斗、靠边站的老干部重返工作岗位,大批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昭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及其以后的一系列重大政策调整,大得党心,大顺民心,它像一股强劲的春风迅速吹拂神州大地,使万物复苏,鲜花盛开。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建设经济特区、实施沿海发展战略、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等等,都是在小平同志的倡导和支持下,由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决策。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超越和平》一书中说,二十世纪是最不幸的世纪,它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半个世纪的冷战,冷战中无数次的局部热战,给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牺牲。但正是这个不幸的世纪造就了无数的英雄,造就了一批出人头地的领袖人物。毛泽东就是在中国大地造就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伟大领袖人物之一。他又说:“一般来讲,出色的革命领袖都不是优秀的国家建设者。革命领袖必须摧毁旧体制,国家建设则必须建立新体制。”在我看来,小平同志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而且也是一位优秀的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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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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