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北大校园中，勺园的北侧有葛利普（A. W. Grabau）教授的墓。葛利普是美国著名的古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他长期在北大任教，帮助丁文江等人创办了中国地质学会，为中国地质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死后就葬在了北大校园中（原本在沙滩老北大校园，后来移到了燕园）。
业师何兆武先生常爱聊起一件和葛利普相关的民国旧事：1930年代初，蒋介石夺了汪精卫的实权后，行政院中吸纳了众多有名学者，一时间“好人政府”似乎成了气候。杰出的地质学家翁文灏也和胡适、蒋廷黻等人一起，被延揽进了国民政府。一家报纸采访葛利普，让他对此发表意见。没想到，葛利普对此深感惋惜，他的理由是，中国可以做官的人很多，而地质学研究做到翁文灏这个样子的，可就他一个人。
身在大学校园，时时也会生出葛利普教授那样的感慨。政府和大学的管理者，关系人民福祉和学术教育事业的发展，固然应该是由最优秀的人才来充当。可适合于做管理者的，未必一定得是最优秀的专家学者。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虽然不过是何兆武先生一辈人所亲历的事情，却成就了不少在今人看来已然遥不可及的神话。其实，蔡元培、梅贻琦和张伯苓分别成就了北大、清华和南开校史上最辉煌一页，但这三人中，蔡元培的学术地位无法和北大为数不少的名教授相提并论，梅贻琦也不是第一流的学者，张伯苓更是没有专门领域内的学术成就可言。然而，他们同为第一流的大教育家，却是毋庸置疑的。
而如今，但凡有头有脸的大学，校长必定得是院士，文科学校也得是大牌教授才能充任此职。记得若干年前，某省要集中精力办好一所大学，主事者首要的考虑，就是找一个本省籍的院士来做校长。只是直到如今，那所大学似乎依旧默默无闻。就办大学而言，第一等的学术人才，未必适合于做管理工作；能够做好管理工作的，未必非得是第一流的学术人才，只要他具有足够的学术判断力就行了。文武兼备、内外双修的人并不是没有，能够把管理工作和学术工作都做得很出色者，就我有限的见识来说，也确乎并不罕见。只是，如果像国内不少名校中那样，让第一流的人文学者去管基建，让出类拔萃的物理学家去管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未免有些浪费人力。其中的理由，绝非说这一类工作不重要，而是如葛利普教授的逻辑一样：在别的很多人都可以干得很好的情况下，何必浪费一个专业上的佼佼者呢！
也许，这样的情形屡见不鲜的缘由，还在于根深蒂固的“官本位”的传统观念和制度安排。既然只有拥有权力者，才能够更加自如地支配各种资源，更加受到社会的“高看”，于是，官位也就自然成了对于专业技能突出者的“酬劳”；专业干得出色的人当中，也就自然会有人以此作为进身之阶，而不是在自己的事业中寻找最终的归宿。运动员或者教练员拿了冠军当体育官员，学者研究做得好当处长、校长，文艺工作者唱歌跳舞出色了升官阶，也就成了见怪不怪的常态。
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靠建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学术教育事业要可持续发展，也得形成“人才友好型”的机制。在我看来，此种机制得以成立的一个标志，就是官位变得不再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只希望，目下各种吸引海内外人才的这个项目、那个计划，少为有的人充当加官晋爵的脚手架，而是能够让跻身其中者，真正多做些实际提升学界研究能力和学术水准的事情。
（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