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远山的《颠倒众生的外国坏蛋》写得纵横捭阖，挥洒自如，读来给人一种峰回路转而又豁然开朗的感觉，这是他的一种风格，也是一种才干，读时常想，前人所谓的“妙笔生花”，大约就指的是读这类文章时的一种感觉。
如果只是这样读下去，自然很有兴致，但细想一下，所谓“中国之迷”，所谓“逆反心理”以及好人坏蛋的价值颠倒、权利义务、消极积极的分星断两，则又不仅仅只是一个“生花之笔”所能承担的；当然也更不是我等广征博引一番此类外国概念的来龙去脉就可以应付过去。如果认真对待（也就是说不想就这么轻易放过，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太有意思的话题）的话，恐怕至少还会有这么几个问题需要商量一下。这种商量或者修正、补充，都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这个时代。
第一，“好人”“坏蛋”的界限最为分明，或者说由邱岳峰所配音的“外国坏蛋”最使国人为之“赞叹”（仅仅只是赞叹他的配音吗？）的年代，恐怕就是文革及其过后不久的那一段时间了（邱先生１９８０年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文章中很多地方都是在拿毛泽东与邱岳峰（所配音的那个坏蛋）作比较，似乎好坏很分明，然后才发生了价值观上的逆转。但请注意，至少在文革开始时，毛泽东在我们的心目中并非就是一个我们电影中所塑造的“高大全”、满嘴革命的光辉形象（请注意毛泽东的好与雷锋的好的不同）。毛泽东给人的整个的感觉（文革前，不要说对毛泽东的感性认识，就是他的文章，也没有谁知道几篇，更谈不上精读）其实是一个叛逆者、造反者的形象；把话说白了，那时的毛泽东，最使青年学生为之欢呼流泪的，恰恰是他的不循规蹈矩，不逆来顺受，一句话，那时在中学生手中所流传的毛泽东的讲话，全都是一些只有“坏蛋”（坏学生）才可能去说、去做的话与事。读一下毛泽东的诗词，也可看出他所赞扬的，除了文治武功的帝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就是“造反者”（陈王、盗跖庄）和“失意者”（屈原、贾谊等）。在毛泽东语录及“两报一刊社论”中所读到的他的讲话是一面，而在他私底下的讲话中，又可以看到他的另一面；既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人民服务”之类的口号，也有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打瞌睡，迟到早退，考试时交头接耳，冒名顶替等等之类的话。特别重要的，就是文革开始时，各级领导机关给下面的学校派来了各级“工作组”，而这些“工作组”到学校来的任务就是要“抓坏蛋”。那时的“坏蛋”是些什么人呢？无非是出身不好，无非是违反了什么纪律，或者说是因为给班主任，给校领导，给教育局提了什么意见（那时还想不到省市委乃至中央那里去）。这是一批几乎被注定了要在各种运动中充当“坏蛋”的学生，除此之外就是一些敢于把自己的看法写成大字报（难道还有别的什么渠道吗？）的真正肯动脑子、肯想问题的学生，这些人共同成为了文革开始时的第一批造反派。在“工作组”眼中，“造反派”是毫无疑义的“坏蛋”（这与现在所流行的对文革的一般的看法是一致的）；而在“造反派”眼中，那些来抓他们的“上面来的”才是“坏蛋”（这又与现实中的许多情况有了相似之处），而在当时敢这样说的，就只有毛泽东一个人，而且在这个时候能给那些要被抓的“坏蛋”撑腰壮胆的，也只有毛泽东。想想看，像“造反有理”这样的口号，在外国（的电影中），是属于“英雄”的，而在中国的语境中，从来就是“坏蛋”的标志。当共产党完成了从“坏蛋”（造反者）到“英雄”（执政者）的地位转换后，不要说“造反”，就连说上几句不同意见的话也会成为十足的坏蛋（毛泽东就当面对梁漱溟说：“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是野心家，是伪君子”等等）。还有１９５７年打成的那些右派，这只消看一下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就能一目了然。但这一切我们都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请注意，一代人不知道上一代或上两代甚至就发生就身边的事，这一点对于好人坏蛋的价值颠倒至关至关重要）那时的中学生，一提到毛的名字就热泪盈眶，不少人当场昏死过去，这种感情是完全真挚的，发自内心的，因为如果没有毛，他们就会被批斗、开除、被捕、发配、劳改，甚至枪毙。这样的情形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早已司空见惯。于是这两边，一边是权力（好人），另一边就是权力所要镇压的“坏蛋”；而当毛自认为是全国造反派的“总司令”时，他也就给了“造反派”以批斗、抄家、凌辱“当权派”的权力，就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为“痞子们”所作的辩护一样。借用一句比较生动的话来说，就是毛泽东当时号召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去整那些以前一直在或在运动一开始就准备“整人”的人。也许，最早一批拿起枪走上革命道路的人，有不少就是当时社会上普遍认可的“坏蛋”（痞子，如小说《暴风骤雨》中的“赵光腚”等人），而他们之所以要革命，又是因为有共产党告诉了他们真正的“坏蛋”是那些有身份、有地位的“压迫者”（剥夺者、得利者、有权有势者，如南霸天、黄世仁之流）。这种区分“好人”、“坏蛋”的模式，无论对“工作组”还是对“造反派”来说都一样，而且你要去工作（或者说你要去讲理），那么你所面对的，就是“不打成坏蛋就无法罢休也无法解决”的对象。这整个的一套思维定势当然是从毛泽东那里传下来的，而他用这一套思维定势也就打倒了敢与他作对（或不听他的话）的任何人。现在，“红卫兵”或“造反派”拿起的也正是这一套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武器，因为那时，至少在广大青年学生们的心目中，毛泽东与他们一起，都属于受着某种强大的官僚体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具体来说，也就是党内的“南霸天”、“黄世仁”之流）所压迫着的“坏蛋”。这一点，在现如今的许多提及文革的文章中都不多见了。一种在运动初期对成千上万的人来说非常真实而又强烈无比的情感体验也正在被人们所淡忘。不管我们后来在理性认知上的反差有多大，那种当初作为一个被一只最强有力“大手”从地狱边缘挽救出来的“坏蛋”的感激与忠诚总是真实而又刻骨难忘的。而今天指出这一点，一则涉及文革这一特殊时期（特别是初期）的史实，二则，也是想说明，任何一个人都身兼好人坏蛋两种素质。邱岳峰所配音的外国坏蛋之所以感人，也是因为他们的“坏”中有“好”；哪怕行为全是“坏”，邱岳峰的“声音”也使它有了“好”的因素，比如那种声调中的魅力或性感。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在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剥夺者与被剥夺者，或“工作组”与“造反派”之间需要找到一个典型的“坏蛋”来让邱岳峰配音的话，他该给哪一方（或谁）配才能充分展示他的才华？可悲的就是在全中国至少也有几十万打错了别人或被别人打倒了的“坏蛋”中，竟想不出一个适合于他的配音对象。陈丹青提到了邱岳峰配音中特有的那种“颓废”感，这很准确，但我更愿意理解为一种“贵族式的自制、节制或高贵”；哪怕是坏蛋，那种语调的自制与高贵也还在，而这种东西，纯属邱岳峰的创造，我们在我们所见过或听说过的“坏蛋”中都不曾遇到过（罗隆基、储安平、张伯驹怎么样？）。在前些日子纪念毛泽东诞辰１１０周年的日子里，曾有一台由许多名家出面朗诵毛泽东诗词的节目，自然是个个显得豪情万丈。但在观看与欣赏中，我的脑海中就忽然闪现出毛泽东的这样两首词中的几句：“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贺新郎）“晓来百念都灰烬，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虞美人·枕上）我想，这两首词该由谁来朗诵呢？如果邱岳峰还在，恐怕他还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因为那里有一种虽说不是“颓废”，但至少在声调中仍不失几分“优雅”、“悲情”的“魅力”（甚至可以理解为一种小资情调），即“深沉锐利又带点沙哑”。
所以说“毛泽东是全中国人民的革命领袖，邱岳峰却是全世界反动派的中国化身。毛泽东号召全中国人民“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狠斗私字一闪念”、“大公无私”、“斗私批修”，邱岳峰却唤醒激活了全中国人民贪图享受的私心杂念、好逸恶劳的小资情调、声色犬马的人性欲望”，至少用来说明那个年代的“好人”“坏蛋”之分确有些言过其实。“毛泽东是全中国人民的革命领袖”不错，但“全世界反动派的中国化身”却不是邱岳峰，而是刘少奇；至于“全世界反动派”的“外国化身”，也不会是能体现出“贪图享受的私心杂念、好逸恶劳的小资情调、声色犬马的人性欲望”的“感性上的外国坏蛋”，而是美帝、苏修的政治代表肯尼迪（或别的某个美国总统）与赫鲁晓夫。说“全中国人民理性上都热爱革命领袖毛泽东，感性上却热爱外国坏蛋邱岳峰——邱岳峰已经成了全体外国坏蛋共有的中国名字”也有些过于随意，因为问题远没有对立到那一步，就是对邱岳峰的那种独特的“颓废声音”，也是今天的一些人的独特感受，是今天的人回头看那个时代和听到那种声音时的一种感慨。配音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配音演员能达到邱岳峰、毕克、刘广宁这种水平，更令人感到神奇。说邱岳峰的声音“瓮声瓮气，深沉锐利又带点沙哑”，是“鸭子一样沙沙的、扁扁的、暗暗的、没有光泽的声音”，这似乎只涉及他的声音，而不管这种声音在说什么。事实上，由邱岳峰所配的音的“外国坏蛋”有那么多，各种人物在各种情况下所说的话也一定各不相同；能断定这种声音达到了“人类声音魅力的极限”，这也只能是就这种声音所给与我们的“形式美”而言的。但我们又显然不是只凭听觉这一种感官就获取了这种声音所带给我们的全部享受。我们还在看电影，在看电影中的人物的言行举止。所以邱岳峰的声音所达到的“魅力极限”是一种综合功能，一种介乎“可见与不可见”（电影人物的语音、内容与举止）之间的“魅力极限”。听他的声音，是在时间中的享受，而电影中的人物，又有着发生在空间中的动作；我们看到的人并没有在那样说话，尽管那些话确属他所说；而那样说的人，又是我们根本看不见的。问题只在于：那个“那样说”的“声音”（无论在说什么，甚至也无论发出这种声音的那个人是谁）到底在什么时候或在什么情况下才成为了我们单独的审美对象？我真的很欣赏也很钦佩对这种声音的独特的感受力，但要把这种感受力说成是那个时代人们就能感受到的“魅力”或“性感”，则是完全不可能有的事，邱岳峰也不会因其声音而“成了全体外国坏蛋共有的中国名字”。人们对他（这个人，而不只是他的声音）所有的只能是赞美、欣赏与羡慕（也许一个好的电影配音演员，就是一个能使自己完全隐身于银幕上正表演着的演员之后的演员；说上海这几位配音演员好，在当时，就是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存在；把银幕上的演员与配音者区别开来，再把配音者与他的声音区分开来，使声音成为孤立的欣赏对象，这恐怕不是当时人们所能感受到的，也绝非一般人在看电影时所能意识到），这就跟贝克汉姆（这个人，而不只是他的脚法）在今天的许多女孩子心目中已成偶象一样；待到有人专门研究或喜爱这种“脚法”（这大半是男孩子们的事）时，那已与“贝克汉姆”这个人没有了多大关系。我这样说，是想说明，那个时候在大家心目中的“好人”“坏蛋”，基本上还是被故事情节固定好了的。“听”服从于“看”，“看”服从于“故事”。如果邱岳峰那时候被揪了出来，或通过某种形式让我们知道了他是一个“历史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或“内控对象”，大家也会把他视为一个“坏蛋”；也可以说这个“坏蛋”肯定与“贪图享受的私心杂念、好逸恶劳的小资情调、声色犬马的人性欲望”有关，但却绝不会使其成为一个作为“坏蛋”的“共有的中国名字”。因为所有的中国人在“好人”“坏蛋”的概念上都强烈受着政治需要的支配。陈丹青说“在全中国无产阶级大合唱的共振与杂音中，那时，只有他一个人的声音竟被允许颓废，竟至于肆无忌惮倾泻着颓废而没有人意识到那就是颓废。……在那个高度政治化的年代，他的声音全然是非政治化的：在政治年代，是配音专业为颓废气质提供了合法的出口，尽情蒸发，淋漓尽致。”这话是对的。问题在于这只是今天的感受。我这样强调“今天”与“昨天”的不同，是因为在我看来，我们的苦难以及对苦难的失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我们总要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或需要而不断地切断着“今天”，使“今天”成为一个不断消失着的“当下”，而不是一个与“昨天”密切相关的“时间段”或“时间场”；也就是说，“当下”是只有在“一段时间”中才能被体验到的，而我们却非要说“当下”就是“当下”，不要回头看，可以往前看，“前”就是一个给了我们不断流失着的“当下”的“未来”。一种早已被我们所习惯了的急匆匆赶路的大轰大嗡使得时间不再是“一段一段”，而是“一下一下”（每一下都是一个从天而降的事情或一句吸引了你的全部注意力的新口号、新提法）。只有“一段时间”才能把“昨天”与“今天”联系在一起，它可能是一周、一年、十年或一辈子。这看似一个抽象的哲学问题，其实又与我们的记忆密切相关。我们现在几乎不能提及过去，而“过去”又分明活在我们的记忆中。我们都知道“昨天”与“今天”有了多大的不同（这种不同是只有把它们放在一起加以比较时才有意义的）；这并不只是在比较吃、穿、住上的不同，而是说，“今天”我们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几十年前，在“同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下，是要被批判、被杀头的。这可不是一句开玩笑的话；几十年前，人们甚至不知道世上还有玩笑可开。这是一个极其严酷的现实。而当同一张报纸、同一个播音员用同一种声调说出的是完全不同的人与事时，唯一能使自己与别人还能装出心安理得的样子的，就是对过去的遗忘，强行遗忘，或在自我麻痹、自我解嘲的说说笑笑中遗忘。不遗忘，不推托，人就没有办法给自己找到必须这样的借口。我们曾经埋怨过我们的父辈不告诉我们他们的一些经历，今天，我们的下一代也有充足的理由责怪我们不告诉他们我们的经历与感受。反差太大，反而也就习以为常，这也许是一个在民族心理学（集体无意识）上极有价值的研究话题（还有一个有价值的心理学课题就是运动心理学，这两项课题的研究可以为心理学研究作为划时代的贡献）。“今天”的“好人”，放在“昨天”，就是十足的“坏蛋”，或者说，“昨天”的“坏蛋”已经成了今天的“英雄”，而这一切的一切，又是由同一个人用同一种腔调来说出（或者说，来“配音”）的，这怎么可能有确定的“好人”“坏人”之分？在外国电影中集于同一个人身上的个人品性上的“好坏”（在外国要看是否犯法）在我们这里却是必须截然分明的。这就自然使“颓废”“性感”成为了“坏”。邱岳峰给一类“坏蛋”配音配得好，这类“坏蛋”通常不是“政治”上的“坏蛋”，而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大遇见过、也就是对我们没有过多少伤害的“坏蛋”，所以我们对这些“坏蛋”也就没有多少记忆。正是这一点，使邱岳峰检了个大便宜，因为那种个人品性上的“坏”也就正是一个人的迷人之处，而且这种声音的出现永远是“新的”。这种“新”，也可能误导张远山（及与他一般年龄的人），使他们以为现在的感觉也就是那个时候的人的感觉，现在的“新”，对那个时候的人来说也一定“新”。其实，那时候连“魅力”、“性感”、“极致”这样的词语都还没有什么感觉，遑论一个人的声音。
现在来说第二个问题：我们表达“好人”“坏蛋”内心世界的相对固定了的话语方式。
笔者曾连续写过两篇文章讨论“文革话语”（见《话语的真相》，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然而问题似乎仍然说得不痛不痒。我们几乎可以把我们所能想到的构成“文革话语”的所有因素都罗列出来，比如词语的选择、概念的使用，文章的结构、语气、逻辑的相对固定化；比如如何使事实与事实之间产生联系，怎样给事实归类排队，如何让人们一提到某些事就会自然联想到它的原因、动机、结果、意义；还有用怎样一种措词方式才能最强烈地传达出举国上下高度一致的情感、信念、理想，以及把所有的词语都从非好即坏上区别开来，使得每个人在使用每个词语时都必须考虑到自己的立场、感情、态度等等。我记得那时我特别注意话语方式上的“推理性构成”，它不仅指的是文章在气势上的“凶猛”与“宣泄”，更重要的是内容的严肃（因为它涉及真理）与形式上的规范（因为它涉及真理的构成）。那套话语有两个最基本的支撑点，一是只相信社会效益的实用理性，一是必须给人以信心的理想框架；就社会效益而言，最重要的是个人的一切必须无条件的服从整体利益，而这个整体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指的是必须以牺牲个人利益才能换得的东西（背后的隐台词就是以生命的存在相威胁）；就给人以信心而言，它涉及到与时间、进步、发展、强大、终于、最后这样一些用语有关的一整套的历史观（背后的隐台词就是对生命的存在方式的要求）。福柯曾说过，当医生们把某一类现象归结为“疯狂”或“精神错乱”时，这两个新名词也就同时造就了两种人与两种新的认知对象；那么同样的道理，必须不断地用“新名词”来造就必须重新加以认识的新对象（而无论其好坏，但一定是非好即坏）。所以，如果我们翻阅一下这半个世纪的报纸，就会发现乙批判甲的话，也就是丙批判乙、丁批判丙、戊批判丁的话，这几乎是一个可以无限拉长的链条，每个人使用的都是同一种话语方式，而无论他是“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走资派”、“黑五类”、“小爬虫”、“三种人”还是“右派”或“极左派”。于是，同一种话语方式也就造就了同一种人，同一种“大家都老老实实在说假话”（王任重语）的人。
这时，有了译制片，有了邱岳峰，人怎么能不兴奋？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为了看一部译制片，我们可以走一天的山路，可以在大雪中抱着孩子等到下半夜。什么片子呢？无非是南斯拉夫的或阿尔巴尼亚的。但那时，说真的，还根本顾不上邱岳峰的声音，甚至连配音演员是谁也不知道，大家只是看，如陈丹青所说，一切的一切（甚至连外国人的长相）在那时看来都是“另类”，而“另类”总是吸引人的。
现在回想起来，真正的可怕，就在于所有的人都说着永远正确的话，做着永远正确的事，给出一样的回答，拿出一样的表情，做出一样的动作，而且真心实意，发自内心。
后来看了许多外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或表现那一时期）的电影，发现那种话语方式竟与我们出奇的相似，人的长相和衣着也似乎差不多。我真的相信了人是被造就的。
但我依然不明白，这一切到底是这么一套制度使然，意识形态的控制使然，还是和我们古老的“八股文的传统”（这种八股文不要仅仅从行文格式上理解，而是要理解为一系列相互对称的褒贬用语），抑或经白话文革命后为现代汉语所固有的那种习惯了的革命气势（这种革命气势又与中国人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情绪、自强自立、受尽屈辱、尽快富强、长期压抑的精神状态）有关？
我真的不知道也想象不出来邱岳峰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会、在各种形式的批判会和读书心得会上是用一种什么样的语调在说话的。
谢天谢地，那个时代的那种完全一样的话语方式造就了有那么一点不一样的邱岳峰；也谢天谢地，我们直到今天才意识到了这一点（再谢，就得谢谢地球上毕竟还有外国，还有外国人和外国人——无论其好坏——的那种话语方式）。
最后，说一说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事。
我不愿意在概念上作过于严重的纠缠，也不认为张远山的这篇文章就是一篇涉及自由、特别是在中西比较中是否可以把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对立起来作如此论述的论文。但有几个问题还是得澄清一下，尽管这种澄清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否定了张先生的基本意向。
自由是一个太复杂的概念，它所牵扯出的问题也太多。也许，就我的知识储备而言，我只能谈一下意志自由、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自由以及维护个人自由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张文基本上没有涉及，而这个问题由与“恶”是怎么回事以及上帝的创世是否出于自由意志（那么也就是偶然的）有关；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与张文所论及的积极自由、消极自由也密切相关，因为如果人有自由意志，那么也就等于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种自由也就是一种积极自由。我们之所以不必为自己在文革中的“恶”负责，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因为我们没有“自由意志”，于是只能“消极”地服从“最高指示”。康德讲人的“善良意志”，讲道德“绝对命令”，也都是在人能作出自我选择的意义上讲的。这个话题可以按下不谈。
有一点必须说明：不能把消极自由理解为“先天赋予的自然权利”，理解为“私人生活的自由”。不要说本来就没有，就是有“先天赋予的自然权利”，也得要人去发现、去说明、去规定、去论证，而这一切的一切，都说明了先得有“权利”的意识（也就是说，先得有政治生活）；而只有对于过着共同体政治生活的人来说，才谈得上权利。其实对于人类而言，最基本或最重要的权力就是参与社会的公共生活的权利。这在过去（比如古代希腊）也就是对人应当享有的“自由”的规定，因为奴隶们是没有这种自由的。以后，关于妇女，关于黑人，也曾发生过此类辩论，它所涉及到的自由也就是人是否享有对公共生活发表自己的意见的权利。所以，自由、权利、义务，在早期都是相对于人生活于其中的共同体而言的。你在共同体生活中享有某种权利，那也就等于说你对共同体有应尽的义务。也只有这样的人才是“自由人”。由于共同体的政治生活只能是少数人（甚至说到底成了一个人）的事，这才有了所谓的“消极自由”，即“积极参与或有权参与”之外的“免于外在干预、强制、逼迫”的自由；再后来，由于无论是“积极参与”的自由还是“免于干预”的自由都离不了一个人事实上的地位（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才干（无论是先天的还是锻炼出来的）、影响力（也无论是家族的、门第的还是活动能力、特别是演讲的、辩论的能力），政治权力与私有财产、宪政与平等、国家利益与个人尊严、永久和平、普遍理性与文化多元、民族传统等等复杂的内容也才在同一个“自由主义”的旗号下有了不同的价值取向。这个问题，已经有许多现成的说法，这里就不罗嗦了。但共同体的问题现在看来与个人的道德意识的关系更大，这也是我的注意力也更多地从康德转向黑格尔的一个潜在的原因。
这同一个“自由主义”，说到底，无非是说话的权利，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不犯法“免于”批判、开除、劳教、逮捕、判刑的权利。张文强调了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以个人的“积极自由”侵犯众人的“消极自由”这一社会现象，而且有着唐吉珂德与桑丘的精彩比喻。但我想，也许在文革中真正扮演唐吉珂德这一角色的是我们这些“红卫兵”，也只有我们才那么当真地与风车这一“魔鬼”进行了一场让几万或十几万不过２０来岁的青年学生牺牲在了战场上的你死我活的战斗。如果这种“战斗”就如“革命先烈”一样是以自己的“积极自由”来为全国人民争取起码的“消极自由”，那还值得，可我们那时理解的自由本来就是“消极”的———“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也只有认识了，才能顺从。这种“自由”，不仅是“消极”的，而且是“个人”的。我们从来就把“自由”理解为“个人”的事。对中国人来说，没有“共同体”的意识，甚至没有“他人”的意识，恐怕是一个更为严酷的现实。一般来说，古人还是有“独善其身”的自由的，最多就是不说话，归隐山林。我们这个民族缺的，其实说到底，就是公开、公平的自由讨论，而说话的权利到底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确实很难规定，似乎也不必争论它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
最后还想补充一句：当卢梭说人生而自由时，其实强调的是人天生就有的反社会“枷锁”的“积极自由”，“天赋”的东西在他那里恰恰是从“积极”的方面来加以强调的。这一点，从后来的法国大革命也能看出来。
但无论怎么说，严峰、陈丹青、张远山这三篇从邱岳峰的配音谈起的文章都很精彩。这是真正的就“中国式的问题”而展开的讨论，而且（特别是张远山的文章）又涉及到了这么多复杂的理论问题。这比单纯的理论争论要有趣得多。配音的“音”成为独特的审美对象，这很耐人寻味。也许有一天，梁朝伟的眼神，巴乔的忧郁，都会成为一个专门的话题。如果说我们在眼下还不可能享有讨论公共生活中政治权力的“积极自由”的话，先讨论一下邱岳峰的配音、梁朝伟的眼神、巴乔的忧郁，甚至毛泽东诗词中曾有过后又被克服（或被转化了的浪漫主义）的“小资情调”，也不失为一种对“消极自由”的享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