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琪:关于《颠倒众生的外国坏蛋》的几点修正意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86 次 更新时间:2010-07-14 22: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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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琪  

    

  张远山的《颠倒众生的外国坏蛋》写得纵横捭阖,挥洒自如,读来给人一种峰回路转而又豁然开朗的感觉,这是他的一种风格,也是一种才干,读时常想,前人所谓的“妙笔生花”,大约就指的是读这类文章时的一种感觉。

  如果只是这样读下去,自然很有兴致,但细想一下,所谓“中国之迷”,所谓“逆反心理”以及好人坏蛋的价值颠倒、权利义务、消极积极的分星断两,则又不仅仅只是一个“生花之笔”所能承担的;当然也更不是我等广征博引一番此类外国概念的来龙去脉就可以应付过去。如果认真对待(也就是说不想就这么轻易放过,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太有意思的话题)的话,恐怕至少还会有这么几个问题需要商量一下。这种商量或者修正、补充,都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这个时代。

  第一,“好人”“坏蛋”的界限最为分明,或者说由邱岳峰所配音的“外国坏蛋”最使国人为之“赞叹”(仅仅只是赞叹他的配音吗?)的年代,恐怕就是文革及其过后不久的那一段时间了(邱先生1980年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文章中很多地方都是在拿毛泽东与邱岳峰(所配音的那个坏蛋)作比较,似乎好坏很分明,然后才发生了价值观上的逆转。但请注意,至少在文革开始时,毛泽东在我们的心目中并非就是一个我们电影中所塑造的“高大全”、满嘴革命的光辉形象(请注意毛泽东的好与雷锋的好的不同)。毛泽东给人的整个的感觉(文革前,不要说对毛泽东的感性认识,就是他的文章,也没有谁知道几篇,更谈不上精读)其实是一个叛逆者、造反者的形象;把话说白了,那时的毛泽东,最使青年学生为之欢呼流泪的,恰恰是他的不循规蹈矩,不逆来顺受,一句话,那时在中学生手中所流传的毛泽东的讲话,全都是一些只有“坏蛋”(坏学生)才可能去说、去做的话与事。读一下毛泽东的诗词,也可看出他所赞扬的,除了文治武功的帝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就是“造反者”(陈王、盗跖庄)和“失意者”(屈原、贾谊等)。在毛泽东语录及“两报一刊社论”中所读到的他的讲话是一面,而在他私底下的讲话中,又可以看到他的另一面;既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人民服务”之类的口号,也有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打瞌睡,迟到早退,考试时交头接耳,冒名顶替等等之类的话。特别重要的,就是文革开始时,各级领导机关给下面的学校派来了各级“工作组”,而这些“工作组”到学校来的任务就是要“抓坏蛋”。那时的“坏蛋”是些什么人呢?无非是出身不好,无非是违反了什么纪律,或者说是因为给班主任,给校领导,给教育局提了什么意见(那时还想不到省市委乃至中央那里去)。这是一批几乎被注定了要在各种运动中充当“坏蛋”的学生,除此之外就是一些敢于把自己的看法写成大字报(难道还有别的什么渠道吗?)的真正肯动脑子、肯想问题的学生,这些人共同成为了文革开始时的第一批造反派。在“工作组”眼中,“造反派”是毫无疑义的“坏蛋”(这与现在所流行的对文革的一般的看法是一致的);而在“造反派”眼中,那些来抓他们的“上面来的”才是“坏蛋”(这又与现实中的许多情况有了相似之处),而在当时敢这样说的,就只有毛泽东一个人,而且在这个时候能给那些要被抓的“坏蛋”撑腰壮胆的,也只有毛泽东。想想看,像“造反有理”这样的口号,在外国(的电影中),是属于“英雄”的,而在中国的语境中,从来就是“坏蛋”的标志。当共产党完成了从“坏蛋”(造反者)到“英雄”(执政者)的地位转换后,不要说“造反”,就连说上几句不同意见的话也会成为十足的坏蛋(毛泽东就当面对梁漱溟说:“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是野心家,是伪君子”等等)。还有1957年打成的那些右派,这只消看一下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就能一目了然。但这一切我们都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请注意,一代人不知道上一代或上两代甚至就发生就身边的事,这一点对于好人坏蛋的价值颠倒至关至关重要)那时的中学生,一提到毛的名字就热泪盈眶,不少人当场昏死过去,这种感情是完全真挚的,发自内心的,因为如果没有毛,他们就会被批斗、开除、被捕、发配、劳改,甚至枪毙。这样的情形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早已司空见惯。于是这两边,一边是权力(好人),另一边就是权力所要镇压的“坏蛋”;而当毛自认为是全国造反派的“总司令”时,他也就给了“造反派”以批斗、抄家、凌辱“当权派”的权力,就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为“痞子们”所作的辩护一样。借用一句比较生动的话来说,就是毛泽东当时号召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去整那些以前一直在或在运动一开始就准备“整人”的人。也许,最早一批拿起枪走上革命道路的人,有不少就是当时社会上普遍认可的“坏蛋”(痞子,如小说《暴风骤雨》中的“赵光腚”等人),而他们之所以要革命,又是因为有共产党告诉了他们真正的“坏蛋”是那些有身份、有地位的“压迫者”(剥夺者、得利者、有权有势者,如南霸天、黄世仁之流)。这种区分“好人”、“坏蛋”的模式,无论对“工作组”还是对“造反派”来说都一样,而且你要去工作(或者说你要去讲理),那么你所面对的,就是“不打成坏蛋就无法罢休也无法解决”的对象。这整个的一套思维定势当然是从毛泽东那里传下来的,而他用这一套思维定势也就打倒了敢与他作对(或不听他的话)的任何人。现在,“红卫兵”或“造反派”拿起的也正是这一套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武器,因为那时,至少在广大青年学生们的心目中,毛泽东与他们一起,都属于受着某种强大的官僚体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具体来说,也就是党内的“南霸天”、“黄世仁”之流)所压迫着的“坏蛋”。这一点,在现如今的许多提及文革的文章中都不多见了。一种在运动初期对成千上万的人来说非常真实而又强烈无比的情感体验也正在被人们所淡忘。不管我们后来在理性认知上的反差有多大,那种当初作为一个被一只最强有力“大手”从地狱边缘挽救出来的“坏蛋”的感激与忠诚总是真实而又刻骨难忘的。而今天指出这一点,一则涉及文革这一特殊时期(特别是初期)的史实,二则,也是想说明,任何一个人都身兼好人坏蛋两种素质。邱岳峰所配音的外国坏蛋之所以感人,也是因为他们的“坏”中有“好”;哪怕行为全是“坏”,邱岳峰的“声音”也使它有了“好”的因素,比如那种声调中的魅力或性感。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在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剥夺者与被剥夺者,或“工作组”与“造反派”之间需要找到一个典型的“坏蛋”来让邱岳峰配音的话,他该给哪一方(或谁)配才能充分展示他的才华?可悲的就是在全中国至少也有几十万打错了别人或被别人打倒了的“坏蛋”中,竟想不出一个适合于他的配音对象。陈丹青提到了邱岳峰配音中特有的那种“颓废”感,这很准确,但我更愿意理解为一种“贵族式的自制、节制或高贵”;哪怕是坏蛋,那种语调的自制与高贵也还在,而这种东西,纯属邱岳峰的创造,我们在我们所见过或听说过的“坏蛋”中都不曾遇到过(罗隆基、储安平、张伯驹怎么样?)。在前些日子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的日子里,曾有一台由许多名家出面朗诵毛泽东诗词的节目,自然是个个显得豪情万丈。但在观看与欣赏中,我的脑海中就忽然闪现出毛泽东的这样两首词中的几句:“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贺新郎)“晓来百念都灰烬,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虞美人·枕上)我想,这两首词该由谁来朗诵呢?如果邱岳峰还在,恐怕他还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因为那里有一种虽说不是“颓废”,但至少在声调中仍不失几分“优雅”、“悲情”的“魅力”(甚至可以理解为一种小资情调),即“深沉锐利又带点沙哑”。

  所以说“毛泽东是全中国人民的革命领袖,邱岳峰却是全世界反动派的中国化身。毛泽东号召全中国人民“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狠斗私字一闪念”、“大公无私”、“斗私批修”,邱岳峰却唤醒激活了全中国人民贪图享受的私心杂念、好逸恶劳的小资情调、声色犬马的人性欲望”,至少用来说明那个年代的“好人”“坏蛋”之分确有些言过其实。“毛泽东是全中国人民的革命领袖”不错,但“全世界反动派的中国化身”却不是邱岳峰,而是刘少奇;至于“全世界反动派”的“外国化身”,也不会是能体现出“贪图享受的私心杂念、好逸恶劳的小资情调、声色犬马的人性欲望”的“感性上的外国坏蛋”,而是美帝、苏修的政治代表肯尼迪(或别的某个美国总统)与赫鲁晓夫。说“全中国人民理性上都热爱革命领袖毛泽东,感性上却热爱外国坏蛋邱岳峰——邱岳峰已经成了全体外国坏蛋共有的中国名字”也有些过于随意,因为问题远没有对立到那一步,就是对邱岳峰的那种独特的“颓废声音”,也是今天的一些人的独特感受,是今天的人回头看那个时代和听到那种声音时的一种感慨。配音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配音演员能达到邱岳峰、毕克、刘广宁这种水平,更令人感到神奇。说邱岳峰的声音“瓮声瓮气,深沉锐利又带点沙哑”,是“鸭子一样沙沙的、扁扁的、暗暗的、没有光泽的声音”,这似乎只涉及他的声音,而不管这种声音在说什么。事实上,由邱岳峰所配的音的“外国坏蛋”有那么多,各种人物在各种情况下所说的话也一定各不相同;能断定这种声音达到了“人类声音魅力的极限”,这也只能是就这种声音所给与我们的“形式美”而言的。但我们又显然不是只凭听觉这一种感官就获取了这种声音所带给我们的全部享受。我们还在看电影,在看电影中的人物的言行举止。所以邱岳峰的声音所达到的“魅力极限”是一种综合功能,一种介乎“可见与不可见”(电影人物的语音、内容与举止)之间的“魅力极限”。听他的声音,是在时间中的享受,而电影中的人物,又有着发生在空间中的动作;我们看到的人并没有在那样说话,尽管那些话确属他所说;而那样说的人,又是我们根本看不见的。问题只在于:那个“那样说”的“声音”(无论在说什么,甚至也无论发出这种声音的那个人是谁)到底在什么时候或在什么情况下才成为了我们单独的审美对象?我真的很欣赏也很钦佩对这种声音的独特的感受力,但要把这种感受力说成是那个时代人们就能感受到的“魅力”或“性感”,则是完全不可能有的事,邱岳峰也不会因其声音而“成了全体外国坏蛋共有的中国名字”。人们对他(这个人,而不只是他的声音)所有的只能是赞美、欣赏与羡慕(也许一个好的电影配音演员,就是一个能使自己完全隐身于银幕上正表演着的演员之后的演员;说上海这几位配音演员好,在当时,就是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存在;把银幕上的演员与配音者区别开来,再把配音者与他的声音区分开来,使声音成为孤立的欣赏对象,这恐怕不是当时人们所能感受到的,也绝非一般人在看电影时所能意识到),这就跟贝克汉姆(这个人,而不只是他的脚法)在今天的许多女孩子心目中已成偶象一样;待到有人专门研究或喜爱这种“脚法”(这大半是男孩子们的事)时,那已与“贝克汉姆”这个人没有了多大关系。我这样说,是想说明,那个时候在大家心目中的“好人”“坏蛋”,基本上还是被故事情节固定好了的。“听”服从于“看”,“看”服从于“故事”。如果邱岳峰那时候被揪了出来,或通过某种形式让我们知道了他是一个“历史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或“内控对象”,大家也会把他视为一个“坏蛋”;也可以说这个“坏蛋”肯定与“贪图享受的私心杂念、好逸恶劳的小资情调、声色犬马的人性欲望”有关,但却绝不会使其成为一个作为“坏蛋”的“共有的中国名字”。因为所有的中国人在“好人”“坏蛋”的概念上都强烈受着政治需要的支配。陈丹青说“在全中国无产阶级大合唱的共振与杂音中,那时,只有他一个人的声音竟被允许颓废,竟至于肆无忌惮倾泻着颓废而没有人意识到那就是颓废。……在那个高度政治化的年代,他的声音全然是非政治化的:在政治年代,是配音专业为颓废气质提供了合法的出口,尽情蒸发,淋漓尽致。”这话是对的。问题在于这只是今天的感受。我这样强调“今天”与“昨天”的不同,是因为在我看来,我们的苦难以及对苦难的失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我们总要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或需要而不断地切断着“今天”,使“今天”成为一个不断消失着的“当下”,而不是一个与“昨天”密切相关的“时间段”或“时间场”;也就是说,“当下”是只有在“一段时间”中才能被体验到的,而我们却非要说“当下”就是“当下”,不要回头看,可以往前看,“前”就是一个给了我们不断流失着的“当下”的“未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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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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