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敏:张謇与近代博览事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13 次 更新时间:2010-07-12 21: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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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省置二渔轮,不分殄域,彼此往来”,参考各国的作法,“先由总公司规仿章程,量为变通,分渔界、渔具、渔船、鱼类、水产、水产制造为之类别。将此表分寄直、东、浙、闽、广、皖、鄂、赣、湘诸省,饬该关道及商务局派员按表调齐送吴淞渔业赛会汇集出品公司陈列”[5](p64)。

  其二,张謇提请清政府一定要注意此次渔业赛会所暗含的领海主权问题,主张利用本次渔业展览,趁机宣示中国海权。这种见解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早在1904年,张謇已向商部建议将海权和渔业结合,使中国渐有“渔界所在,即海权所关”的观念[6]。经过仔细考察各国兴办渔业赛会的历史,张謇认为,自1862年英国举办渔业赛会以来,各国竞相扩张,“不数十年,由三海里渔界拓充至二千五百余海里。德、法、美、俄、义、奥继之,渔业遂与国家领海主权有至密之关系”[5](p64)。而中国因渔政久失之故,尚不知有所谓海权。因此,应趁这次召开渔业赛会之机,绘制海图,以表明渔界,同时表明领海主权。

  清商部遂接收张謇的建议,以郑孝胥为总理,筹组“七省渔业公司”。同时,商部、南洋大臣周馥令陈寿彭县令、邱宝仁海军副将,设局绘制“江海渔界全图”。1906年2月,在英国海军绘制的海图基础上,完成中国海总图二幅、沿海七省分图七幅,不仅附有经纬线,并以中、英文作详细注释。该年七月,又完成海图三幅,其中一幅由南洋官报局刊印出售[7]。

  在张謇等人的策划和指导下,此次渔业赛会准备和举办均比较成功。1906年4月江浙渔业公司向渔业监督呈报准备情形,谓:“本年义国秘拉喏渔业赛会,叠奉宪台承准部照,令本公司代办赛品,并札委员会先赴义国经理会场、造屋事物。查中国渔业见于古者已尽沦湮,存于今者大多涣散,此次赛会自以渔海全图渔业历史为要。去年南洋督宪暨宪台派员测绘编次,山东、江苏、浙江海产,亦由公司知照渔会收集,此外各省并由公司知照各绅商代为买致,天然品若珊瑚、若麟介、若海菜,人造品若腌制、若干鲞、若罐诘、若酒精、若药水制,至外海内江鱼市场及各种渔船、网具,或制模型,或制摄影,大略粗备”[5](p67-68)。在上述征集展品的基础上,江浙渔业公司又于4月上旬在上海设展览馆,将展品陈列三日,前往参观者每天达数千人。“驻沪义国领事及各国西商,亦皆络绎前来。”展出完毕后,遂装船运往意大利参展。结果,闭会后计得奖牌、奖凭百余张,而且“赴会参加商等多得微利”,效果较佳[5](p70)。但张謇对清政府支持国际赛会的力度仍感不满意,认为政府方面出钱太少,口惠而实不至,“今秘拉喏之会,表以振兴渔业之发端,里以存表见海权之至计,而政府不筹一钱也。责之未成立之渔业公司,百计绸缪,合沿海七省仅筹钱二万五千金而已。轻重失宜如此,可胜叹耶!”[3](P569)

  这次赛会的另一项成果,是首次依照同年颁行的《出洋赛会通行简章》二十条[8](p462-463),由官方和民间联合自行举办国际赛会,中国终于初步摆脱了由海关洋员把持赛会的旧格局,使筹办赛会朝制度化方向发展。这在中国博览会史上是一个重大的变化,而张謇又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三、张謇与1910年南洋劝业会

  

  清末,除参与国际博览会外,中国也开始自办赛会。1906年10月,农工商部在北京开设京师劝工陈列所,“专供陈列中国自制各货,供人观览,以为比较改良之张本”[9]。同年,成都召开商业劝工会,“仿外洋博览会之意而变通之”。1907年,天津商务总会主办“天津劝工展览会”,一月之内,远近客商报送货物共近30万件[10]。1909年,湖广总督陈夔龙在武昌发起“武汉劝业奖进会”,设五个陈列室展览本省工商行销产品,另设直隶、湖南、上海、宁波四馆及汉阳钢铁厂、劝工院等七个特别陈列室,会期共45日,起到了“奖励本省之工商各业,而助其发达进步”的作用(注:有关武汉劝业奖进会详情,参见张廷海:《奏办武汉劝业奖进会一览》,上海经武公司1910年发行。)。即使偏远如四川省从1906年至1911年先后在成都召开了六次商业劝工会,“仿外洋博览会之意而变通之”,“每开会时,各属物产,节比竞赛,实为川省前此未有之大观”[11](p267)。

  而于1910年在南京召开的“南洋劝业会”则是清末规模最大的首次全国性博览会。这次劝业会持续了近五个月之久,除边疆省份外,各省均建有自己的展览馆,英、美、德、日各国也有展品展出。全部展品估计达10余万件,各地前来参观的人达20余万人次,获奖展品共达五千余件。

  在清末这次最重要的博览会中,以张謇为首的一批东南绅商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是这次全国性博览会的实际组织者。南洋劝业会的组织机构以劝业会事务所为中枢机关,设正会长一人,先由端方自任会长,后改为张人骏担任,主任副会长由郑孝胥担任,其余几位副会长则由当时的江宁藩司、江宁学司、江安粮道、金陵关道和上海商务总会议董虞洽卿担任。劝业会事务所设于南京,由陈琪任坐办。事务所下辖董事会,设在上海,具体负责筹款、征集各省赛品等业务。董事中大半为上海绅商。为保证展品征集和运送,劝业会之下又在各省设有协赞会、物产会、出品协会等组织。张謇在1909年8月被委任为劝业会审查长,负责主持审查展品(注:张謇与晚清著名的刺绣工艺大师沈寿女士相结识,便是在筹备南洋劝业会期间,商部派时任绣工科总教席的沈寿前来参与审查各省送展的刺绣工艺品。张謇对沈寿在刺绣上的高超技艺极为推重,1914年特聘沈寿来南通女子师范学校任新设的绣工科主任,1920年另行组建绣织局与女工传习所,仍由沈寿主其事。沈寿创作的珍品曾在意大利都郎博览会、美国旧金山博览会获“卓绝大奖”,为中国赢得了荣誉。)。

  南洋劝业会的开幕典礼上,张謇曾代表江苏咨议局致词,对南洋劝业会的召开表示祝贺。据称,其发言“情足动人”,颇受好评。南洋劝业会正式召开后,张謇又领导发起成立劝业研究会,以李瑞清为会长,张謇自任总干事,拟“集合同志,就南洋劝业会出品,研究其工质之优劣与改良之方法,导其进步,冀合劝业会之真旨,收赛会之实效”。该研究会在六、七两个月内,对农业、卫生、教育、工艺、武备、美术、机械和通运八个馆的展品分别进行了研究。研究项目多为专题性质的,如莫竹筠的《中国农业品之种类与外国农业品之比较》、江瘦生的《宁缎与杭缎之比较》、陶先进的《江西瓷与湖南瓷之平论》,等等。劝业研究会的研究方法,先是各自研究,提出报告;其次为共同研究,“证勘疑义”;复次再请专门人才提出改良办法,最后将全部研究成果编辑出版[12]。劝业研究会的成立及卓有成效的工作,对中国产品的改良提高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如上所述,张謇早在1903年参观日本大阪博览会时,对博览会这种促进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新形式已获极为深刻的印象。南洋劝业会的举办,更使他能实地考察如何成功地将这种新的经济发展手段移植到中国。他十分认真地参观了劝业会的各展览馆。五月二十七日,他专门参观了直隶馆,在当天的日记中记道:“颇觉袁(指袁世凯)为直督之能任事,此人毕竟与人不同,工艺殊有擅胜处,江苏不及也”[3](宣统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张謇认为,在机械与新式纺织品方面,直隶较江苏更占优势。

  劝业会期间,全国绅商云集一地,增强了彼此之间的凝聚力,社会化和组织化程度进一步增强。会上,在张謇等人的推动下,上海、江宁和苏州三个商务总会联合发起召开苏属商界联合大会,集中讨论了如何在江苏全省实行裁厘认捐的税制改革。1910年10月,在上海、天津等商会和实业界代表的发起下,各地绅商酝酿组织一个全国性的中国实业协会,以“联络实业各界调查全国实业,研究进行法,以发达国人之企业能力”为该协会的宗旨。成立会上,选举李平书、向瑞琨为理事,陈琪、虞洽卿等5人当选为会董,并公请张謇等人及各埠商会、各大实业机关首脑同入会董行列。该协会设事务所于上海[13]。张謇还在南洋劝业会上发起组织全国农务联合会、工业演说大会、报界俱进会等全国性社团组织。全国农务联合会由张謇任干事长的劝业研究会发起,宗旨为“联络全国农业机关,调查全国农业状况,规划、劝导全国农业改良与进行”。实际上是各省农会的联合体。全国农务联合会刊行农务联合会杂志,张謇为之作序,云:“于会明农,于农蕲通,则杂志之作不可以已也。士大夫皆知其不可以已,则输彼之说以牖此,征此之说以饷彼。传田父野老终身辛苦不能自达之阅历,为农科学子口耳相授短于实习之导师,证合发明,辗转相益,岂非联合士大夫之责乎?”[14]

  这说明张謇一类绅商的社会关怀度是非常广泛的,他们虽身在商界,又不止于商界,对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均十分关注,这也是他们能够超乎于猥琐求利的市侩之商的地方,而劝业会这样的盛大场合对提升张謇这类绅商的精神境界,实现其人生抱负,似乎又是十分难得的机遇。

  南洋劝业会促进了中外实业家和商人之间的交流,日本和美国都曾先后派出实业代表团前来参观考察。日本实业代表团由团员12名、随员2名组成,团长为日本邮船会社社长近藤廉平[15]。美国实业代表团由团员23名、同行夫人17名、随员2名组成,团长为前洛杉矶商会会长威廉·H·普慈(William H.Booth),但核心人物系大赉轮船公司董事长罗伯特·大赉(Robert Dollar)[16]。南洋劝业会期间,以张謇为首的东南绅商乘美国实业代表团来访之机,积极开展了所谓“中美国民外交”。由于美国实业代表团的核心人物大赉对通过民间商人交往扩大对华贸易和加强在华投资抱有极大兴趣,因此,张謇所说的“中美国民外交”,很大程度上是指从民间立场出发,同大赉资本集团商讨有关经济合作、交流事宜。

  美国实业代表团于1910年8月12日抵达上海,8月20日转赴南京参观南洋劝业会。8月22日,张謇在江苏咨议局举行隆重的宴会招待大赉一行,到会的还有16省咨议局代表。张謇在宴会上致词,说:“一、中国事事方在递蝉蜕化之时,贵国耳目之所接触,必皆已见其概;二、名为实业改良,而从旁牵制如财政、法律、官厅制度,无事不与相涉,非在同时改良不能大有功效;三、今日之略可指为功效者,謇能举一例以告贵国,即吾人欢聚所托之咨议局也”[17]。从张謇的致词看,中美实业界人士的接触,其意义又不仅仅局限于经济的合作与交流,更在于通过工商实业界的参政议政,推动中国的全面改革。美商代表朋汉(George Burnham)所致答词,也同样带有浓厚的政治意味,大意为:“中国政治进步日著,必以民选咨议局为代表,江苏咨议局尤属首屈一指。深望咨议局他日与弗兰费亚(即费城)之自由厅相颉颃”[18]。

  经频繁的磋商和最后正式谈判,中美双方商人就合办实业问题达成如下协议:(1)双方合资开设银行,资本中美各半。(2)在中美两国分别举办商品展览。(3)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办博览会(注:张謇于1913年出任民国农商部总长职后,曾负责主持中国赴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博览会筹办事项,使中国成功地参与了1915年召开的巴拿马博览会,获奖为历次参加国际博览会之冠。有关民国期间张謇组织、参与博览会的情况,限于资料,尚不能作深入的探讨。)。(4)双方对互相进口货物采取互惠原则。(5)两国商人相互访问(报聘),增进相互了解,以推动中美贸易发展。(6)中美合作建造一艘货船,资本双方各半,悬挂中国国旗(注:《大赉访华日记》(英文复印本)第62页。张謇于1914年致陈锦涛的一封函件中,对中美实业界在南洋劝业会期间所谈合作事有追述,言:“所拟办者为银行、航业二事。”《张謇全集》第276页。)。

  正如在南洋劝业会上所发挥的实际组织者作用一样,在晚清中外商人的交往中张謇也始终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关键性人物。

  

  四、张謇与南通博物苑

  

  博览会与博物馆属两种不同的会展形式,前者一般规模宏大,有一定展出期限,后者则规模稍小,在一个固定的场所中长期展出。但就两者通过展陈来发展社会教育,提升公众文明程度,促进科技文化交流而言,又具有共通性。博览会上的精美之物,往往又会收藏在博物馆中供人们长期观览。所以,广义的会展业通常也将博物馆纳入其中。

  张謇起心创办博物苑,是因1903年日本之行参观各地博物馆而受到启发。1905年,他根据在日本的考察所得,先后上书学部和张之洞,建议仿照日本在京师设立帝国博览馆,并逐渐推广到全国各行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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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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