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帆:文学理论: 本土与开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59 次 更新时间:2010-07-11 13:3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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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帆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文学理论:本土与开放”,这是一个我们的文学理论发展过程之中遇到的问题,应该说这个问题出现起码有一个多世纪了吧。在近代史上,我们提出所谓的“睁眼看世界”的时候,就遇到这个问题。我们是强调本土呢,还是应该开放? 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这个问题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严重。我这么说的意思是:这个问题不是从古至今一直存在的,而是当我们的国家、民族融入全球文化之后,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开始了旷日持久的争论,今天不仅没有解决,而是越来越棘手, 同时有越来越多的问题卷入这个争论的漩涡。问题越变越大,像滚雪球似的,以至于到今天为止,我们再也绕不开了。

  今天就是想和大家交流一下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有一整套自己的概念、术语、范畴、命题。比如说“道”,我们说“文以载道”;比如说“气”,我们说“文以气为主”;还有“诗言志”、“诗缘情”、“神韵说”、“以禅喻诗”,如此等等。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有没有自己的体系,这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有一些人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支离破碎、浮光掠影的,除了《文心雕龙》、《原诗》之外,大半的诗话、词话看不出有什么严整的理论体系。是不是有理论体系就是好的理论呢? 这个问题另当别论。因为这个观念有很强的西方文化标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究竟有没有体系? 我个人比较认同一种观点说,很多理论家没有明确的体系,但是他们背后有一个共同的、潜在的体系,他们的考虑出于相近的源头,或者就是一个源头,有一个说法也叫潜体系。不管怎么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有一大堆自己的东西。但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大约也就是十几年的时间,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一系列概念、范畴突然全部消失。当时的大学里面选用的文学理论教材来自西方,教材的整个格局、体系跟我们五十年代的那些文学概论相去不远。这也就是说,十几年的时间之内, 一个民族延续了大概两千多年的概念、范畴、命题统统消失。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学过文学史都知道,我们经常要说到“现代小说”,现代小说的“开山鼻祖”一般称之为鲁迅的《狂人日记》。此后的小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理论上的转折同样剧烈。这么短的时间之内,理论完全翻了一个个儿。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直至五十年代之后,苏联的文学理论逐渐占据了上风,然后一直到八十年代,西方的理论再次进入。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概念、范畴、命题出现了一套全新的东西。我们谈国民性,谈阶级,谈典型,谈现实主义,谈民族性,后来又谈论主体,谈无意识,谈结构主义,谈现代主义,谈后现代主义,总之再也没有回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轨道上。那些“道”、“气”、“以禅喻诗”真的一去不复返了。但是,九十年代开始,对这种状况的反弹意见越来越强烈。我们现在的理论都来自西方,无论什么主义。很多人对这种状态很难接受。批评这种状态的意见来自多个源头。有的人认为,这表明了我们这个民族缺乏创造性,难道中国人就那么不行吗? 我们就谈不出自己的观点? 这是其一。还有一批人非常强调民族文化,有一个命题叫做“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只有谈自己的东西才可能进入世界。这个命题的来源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但这个观点相当普遍,广泛流传。这也是我们批评这种现状的一个理论依据。九十年代以后又出现了一个理论的源头,那就是“后殖民理论”。这个理论本身也是来自西方。由于后殖民理论,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更深入了一步。我们觉得, 老是引用西方的理论术语, 这是遭受一种文化侵略。后殖民理论出现之后,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消失这个问题再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人们再次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一些理论家说这是中国文学理论的“失语”。当然,这是一个象征性的事件。既然文学理论已经失语了,那么更大范围内民族文化也将失语。那么,我们靠什么加入全球的文化竞争? 全球化的空间里面还存在不存在我们民族文化的立足之地? 小而言之,中国的文学理论还能不能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许多人认为,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消失是与现代性的来临联系在一起的。现代社会的冲击使中国古代文化的一系列观点开始崩溃, 所以这是必然的。这比较倾向于用现代性、现代化来肯定这种状况。另一种观点是对民族文化的前景忧心忡忡。理论家提出要重新启动一个资源,就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所以, 一个很著名的学术命题就是“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我们把它转化到现代的层面上来。以上大致就是我们近一个多世纪以来遇到的越来越麻烦的问题:回到本土呢? 还是继续开放? 这两种观点在进行旷日持久的争论。我个人不急于投靠到哪一个阵营, 当然我也希望大家不急于表态。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分析刚才我们讨论的一系列分歧后面的潜在问题, 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这些问题有时是非常隐蔽的,藏在我们一系列争论的表象背后,甚至不言自明。我们分析这一系列问题之后,再来得出结论。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研究问题的方法。

  首先我们要分析的一个问题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有很大问题的观点。这个论断可以得到多大程度的证明? 我们其实可以发现很多相反的例子。很多非常有民族特征的作品根本没有办法进入世界。“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状况的确存在,但必须有很多的附加条件。比如说,这个民族是非常强大的。中国一些偏远地区少数民族的作品,连我们都不知道,更不用说世界了。只有说这个民族非常有声望的时候才能实现这个命题。其次, 这个民族非常有经济实力,它们的作品也非常容易进入世界。第三,一个民族拥有强大的传播系统。比如卫星电视,比如互联网。第四,就是某种民族文化得到了学术权威的大力推荐。这学术权威可能是学术界的,也可能是文学界的,譬如说诺贝尔文学奖。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拉美的文学。我们都知道拉美文学爆炸,知道魔幻现实主义, 这一切跟西方对拉美文学的认识密切相关。中国作家现在很重视拉美文学,但我们完全是通过西方的介绍才开始重视,根据他们的发现而再度发现。当然这和《百年孤独》得诺贝尔文学奖有密切关系。由于这种强力推荐,这个民族的作品就变成世界的。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意识形态的需求。意识形态可能出于某种原因介绍某个民族,因此它也变成世界化的。这个介绍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反面的。比如世界舆论一直攻击某个民族,它也可以变成世界的聚焦,只不过全世界都在嘲笑它。当然,上述这些条件也是互相联系的,声望、传播系统、经济实力,这几点相辅相成。总而言之,“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这句话单独的说出来是不成立的。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用这句话作为我们自己的论据。如果没有这些附加条件,这个论断不能成立。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刚才我提到一种观点:如果没有民族文化之根,我们很难加入全球文化的竞争。我现在要对“文化竞争”这个概念说几句话,我个人非常不喜欢这个概念。我觉得文化不该有竞争。世界如此之大,我觉得每一种文化都应该找到自己的土壤,然后发展自己的东西。我们已经知道,世界每天都在消失一个物种。濒危物种,我们要保护起来,无论是大熊猫也好, 鳄鱼也好。如果这些物种灭绝了,这是世界的悲哀。但是,我们的文化也是如此。真正一个比较好的局面是:多种文化并存。无论是印第安文化、欧洲文化、还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我们都共同存在这个世界上,丰富多彩。多元文化显示了人类的丰富,特别是显示了精神的丰富。要求文化之间彼此竞争, 竞争的结果往往是强者胜出,劣者淘汰。竞争过程经常产生两种效果。一种是竞争逼迫我们创新。你们都走A这条路,我终于走通了B这条路。这使我在竞争中保持有利地位。这种竞争可能产生强者。但是,总结一下整个世界竞争的基本情况,这种状况少。另一种竞争更多地导致模仿。体育运动中也是这样。中国的乒乓球特别强,外国人就不断地模仿中国。其他项目上也是如此。哪一家发明出一种新的形式,后来的模仿者就一拥而上。我们希望竞争能够导致一种多元化的局面,但许多竞争的结果竟然是一元化。现代性的问题大家也讨论得很多。一些人曾经提出,现代化是不是只有一种模式,即欧美模式? 所以一些人提出了“复数的现代化”,意思是现代化可以有多种的模式。但事实上相当多国家的现代化蓝图都是根据欧美来描绘的。竞争经常产生一些输家,一些赢家,我们总是崇拜赢家。但是,文化问题上论“输赢”是非常不智的。《诗经》、李白的诗、郭沫若的诗非常不一样。你让他们竞争谁是赢家,这有意义吗? 这个世界当然应该有各种各样的诗歌,有什么必要统一谁是赢家呢? 毕加索的绘画很好,张大千的绘画也很好,徐悲鸿的绘画也很好。我们有必要通过竞争来决定他们谁赢,然后把输的淘汰掉?文化应该有更大的空间。但是在今天,文化竞争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悲剧。这个悲剧与现代性的形成、与全球化的趋势有密切的关系。全球化通常认为从经济领域发生,然后导致世界文化的出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世界文学的时代到来了。这个过程之中, 文化常常被当成了经济的配套工具。经济竞争过程中,我打开市场,把你的商品驱逐出市场。由于触及到利害问题,所以没有什么可以共存的东西。我挣钱越多越好, 你挣钱越少越好,以至于你在失败之后退出市场。文化也应该这样吗? 当文化成了配套经济的意识形态工具之后,它也走上了这条路。桃花赢了呢还是梨花赢了? 或者,菊花赢了? 这些花都很漂亮,但不能共存,我们要分得出输赢。在全球化过程之中,文化越来越同一化,越来越一样。文化竞争不是什么好事情,但是我们不可避免地被拖入这个悲剧。因为世界正在进入全球化,现代性正在扩张。但我们不要轻易地鼓掌,为文化竞争这个概念而兴高采烈。如果不得不参与文化竞争的话, 我们脸上至少摆出一幅悲伤的表情。说到最后,文化的问题也是用看看谁的拳头大来解决问题,这本身就是文化的悲哀。我们知道“物竞天择”的观点。但是,人类超出了生物界,我们建立了自己的文化,我们希望能够超越所谓“物竞天择”的层面。尽管目前做不到,我们至少意识到这不是一件好事情。

  第三个问题,我们对“理论的失语”进行分析。“失语”是一个神经病理学的概念。我们把它转借过来形容整个民族发不出自己的声音, 那么有些人就说“失语”是文化竞争中的失利。西方文化正在全面覆盖我们的文学理论领域。那么这是不是文化殖民的一种表现? 我觉得这样的想法太简单。我在这里随便扯一句:今天为止,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那么多简单的问题留下来。有句古话说“余生也晚”,我们都太年轻了,简单的问题都被人家研究光了, 剩下的都是复杂的问题, 都是难啃的骨头。所以今天如果大家碰到一个一眼就可以看穿的问题,就要小心是不是一个圈套。你说A,我用B就把它挡住了。如果答案这么简单的话,你还不如自己反省一下“真的有这样简单的问题吗”? 我们刚才指出存在“失语”状况,然后搬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来就OK了,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太简单了。为什么说太简单呢? 因为“失语”后面有好多个问题我们可能就没有注意到。第一,我们首先要问的是另一个问题: 面对一种理论学说, 我们必须知道,这种理论、这种知识的有效的程度如何。至于这种理论由哪一个民族创建的, 这是第二位的问题。首要的问题是,这知识有效果吗? 这在自然科学中是非常明显的。比如医学。一种诊断手段的出现,我们首先关注的是,能不能治好病。至于说这是美国医生搞出来的,还是法国医生搞出来的,或者是中国医生搞出来的,这当然也要考虑,这甚至是诺贝尔奖的依据。但是首先要考虑的是有效还是无效。如果重新启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首先不是因为它是中国人创造的, 而是因为它对解释文学非常有效。我们不要因为后殖民理论,就把这个简单的常识给忘了。当然,我必须提到,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有差别, 这个也就是普遍性和个别性之间的差异。人文科学的普遍性不像自然科学那么简单。比如医学针对的是人的身体,身体的结构全世界都一样,对白种人有效,对黑种人黄种人也有效。人文的问题上普遍性和个别性没有这么简单,但它没有改变这种原则,这是第一。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讨论失语的时候必须认定,西方的文学理论是否肯定没有办法解释中国文学。这里面没有逻辑的必然。A国家的理论解释了B国家的事实。这是经常见到的,有时比本土的理论解释得更好。所以我们也不要简单地断定, 中国的事实决不能用西方理论来解释。

  这是文化侵略吗? 那么,如果说它的理论能够解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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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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