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告别梦魇的“铁托主义者”

——读《生死巴尔干》后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73 次 更新时间:2010-07-10 17:4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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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 (进入专栏)  

  

  “铁托主义者”谈南斯拉夫悲剧

  

  去年笔者读到了巴托·托马舍维奇著的《生死巴尔干》一书,这本书的中译本由新华社贝尔格莱德分社前首席记者达洲先生翻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出版,但流传似乎不广,以至我这个还算关心前南问题的人也是在一个偶然机会中才发现此书。

  在我国,前些年围绕波黑战争、科索沃冲突和米洛舍维奇之死等事件,前南斯拉夫地区曾一度成为公众高度关注的热点。尤其是那件曾令举国、举世震惊而内情至今扑朔迷离、后来实际上是不了了之的“炸馆案”把我国深深卷入前南事态时,公众情绪一度几达沸点。这些年来我国出版了上百种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著作与译著,其中绝大多数是一面倒地偏向米洛舍维奇,极少几本则是偏向国际社会的立场,对米氏有所抨击。但两者之外的人们,尤其是对铁托时代的南斯拉夫感情最深、对南斯拉夫如此结局最为痛心疾首的那些人,他们的声音中国人却几乎听不到。

  “对铁托时代的南斯拉夫感情最深、对南斯拉夫如此结局最为痛心疾首的那些人”是谁呢?当然不会是西方人。过去我们曾把米洛舍维奇当做他们的代表,有人称他是“最后一个伟大的布尔什维克”。我国一本流传颇广的米氏传记称他“对南共表现出少有的忠诚与坚定”。而米洛舍维奇与西方的矛盾则是因为他作为“欧洲最后一个拒不归顺的布尔什维克”成为西方的眼中钉。2006年米氏在前南国际法庭(很少有人知道我国也向这个法庭派出了法官)的拘押中死亡时,网上甚至有不少网友表示“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米洛舍维奇”。

  这些说法影响如此之大,不但蒙蔽了公众,而且也影响了决策层,致使我们不断在前南问题上作出误判。最典型的就是在2000年大选前米洛舍维奇已经众叛亲离时,我们许多人还认为他在塞尔维亚深得人心,而把宝完全押在他身上。以至于对他的垮台瞠目结舌不知所为。而最近笔者在一次会议上又提及这些事时,一位德高望重而且以思想敏锐著称的前辈还大为惊讶:“就在今天上午前,我还以为米洛舍维奇是作为最后一位顽强的共产主义者而被西方推翻的呢!”

  于是我向他推荐了这本《生死巴尔干》。就我所见,这是我国无数关于南斯拉夫悲剧的书中仅有的一部“铁托分子”的作品。作者托马舍维奇无疑属于“对铁托时代的南斯拉夫感情最深、对南斯拉夫如此结局最为痛心疾首的人”之一。他是1943年就作为一位红色少年参加了铁托游击队的老共产党人。当年他的家族几乎整个投身了革命,多人牺牲,还有多人在后来的铁托政权中担任要职。托马舍维奇本人在铁托时代长期从事外交、新闻、出版工作,1990年时是联邦总理马尔科维奇授意建立的“南斯拉夫电视”(Yutel)台台长。这家电视台是当时仍在联邦手中、未被米洛舍维奇的塞尔维亚当局控制的少数媒体之一。联邦解体后,它成为对米洛舍维奇与同样持民族主义立场的塞尔维亚反对派都进行抨击的“铁托派”独立媒体。该台在贝尔格莱德被塞尔维亚当局关闭后又迁至波黑首都萨拉热窝,直到1992年5月遭塞军破坏被迫停止播出。托马舍维奇在逮捕与暗杀的威胁下也流亡国外,后来他成为定居在伦敦的黑山公民。

  

  巴尔干的噩梦

  

  本书是一本回忆录,前半部分是作者在铁托领导下参加反法西斯战争、与切特尼克(塞尔维亚的极右翼反共民族主义组织)的斗争和建立南斯拉夫联邦等历程的回忆录,其中充满着一个“老革命”的自豪。后半部分则谈到铁托时代和铁托以后南斯拉夫从危机到解体的全过程,一直叙述到2001年米洛舍维奇被捕。托马舍维奇对这一切的看法与许多“铁托分子”(如下文述及的斯坦鲍利奇等)相似,他对铁托时代过分压制塞尔维亚也有批评,尤其是对整肃兰科维奇等塞族领导人和把二战时逃离科索沃的塞族、黑山族居民的土地交给阿族颇有微词。但他对铁托时代相对于苏联体制而言的宽松和自由十分赞赏。

  对于南斯拉夫解体悲剧,他也批评了非塞族各国的民族主义者,尤其是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但对波黑、斯洛文尼亚和马其顿的领导人评价不错。而他书中最尖锐的抨击对象,就是米洛舍维奇及其控制的塞尔维亚当局。他对米洛舍维奇的如下行为——颠覆斯坦鲍利奇领导的塞尔维亚共盟铁托派政府,发表煽动民族仇恨的科索沃演讲,发动“反官僚运动”推翻黑山、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的共盟政府,组织冲击斯洛文尼亚等共和国的“向卢布尔雅那进军”,搞垮联邦政府并封杀“南斯拉夫电视”——都给予了强烈谴责。

  当然,尤其鲜明的是,他认为米洛舍维奇就是发动前南战争的头号罪犯,因而支持前南国际法庭逮捕和审判米氏。而他对科什图尼察等塞尔维亚反对派也有批评,因为他们同样鼓吹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他们只是“谴责米洛舍维奇在战争中失利”,而不“谴责他发动了战争”。托马舍维奇认为米洛舍维奇时代是“塞尔维亚历史上最可耻的13年”。他由衷地为2000年米洛舍维奇的垮台和2001年米洛舍维奇被捕而高兴,认为这“最可耻的13年”的结束意味着塞尔维亚的新生,“不仅受到南斯拉夫人民的欢迎,也受到全世界的欢迎”。而对于未来,他认为希望在于塞尔维亚人的自我反省。只有当大多数塞尔维亚人谴责米洛舍维奇发动战争,而不是责怪他打了败仗时,这个国家才会有前途。而在此基础上,他希望前南地区能够融入欧洲,“许多人怀念原来的多民族南斯拉夫,他们希望有朝一日共同的利益会把这个裂痕累累的地区变成欧洲联盟这把保护伞下的一个松散的主权国家联盟”。

  对于这些看法,我们可以见仁见智。不过指出一个事实还是有趣的:托马舍维奇本人对中国极有好感,他曾11次访华。他认为由于米洛舍维奇之流的倒行逆施,铁托的理想不幸在南斯拉夫失败了,但令他宽慰的是“这些理想仍然体现在中国这个伟大的国家”。

  可是这个国家中的许多人却认为铁托理想的继承者是米洛舍维奇,并且为米氏的失败而惋惜!这到底是我们不了解他们,还是他们不了解我们?今天塞尔维亚人、塞尔维亚社会党和“铁托派”都已经走出了米洛舍维奇的梦魇,我们这里一些人却仍然沉醉于这个梦魇中,这是令人遗憾的。

  

  斯坦鲍利奇与《走向绝境》

  

  不能说所有怀念铁托时代的人都像托马舍维奇那样想。但这种想法的确合乎逻辑。从历史上看,尽管铁托在1948年与苏联决裂前其实是个正统的斯大林主义者,而决裂后也没有完全放弃斯大林主义遗产,但毕竟他在南苏决裂后探索建立的“自治社会主义”总的来讲还是个比苏式社会主义更开明、自由度也更大的模式。尽管这个模式一度辉煌之后便陷入危机,最终未能避免失败。但从这个模式转向“民主社会主义”、“人道社会主义”应当说是有基础的,至少比其他东欧国家更顺理成章。只有塞尔维亚共盟被米洛舍维奇引向了另一条道路。

  而这条道路当然不是坚持铁托传统,恰恰相反,米洛舍维奇走的正是铁托最为痛恨的“切特尼克式”道路。

  切特尼克(塞尔维亚语“义勇军”)是二战期间的塞尔维亚极端民族主义武装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与其他民族的民族主义组织(主要是克罗地亚人的 “乌斯塔沙”和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的“第二普里兹伦同盟”)发生极端惨烈的民族仇杀。这几个组织都很反共而且有民族屠杀的罪行,但克族组织亲德,阿族组织亲意,德意垮台后便很快瓦解,而切特尼克支持流亡英国的战前南斯拉夫王国塞尔维亚王室,属于反法西斯盟国阵营。因为是在反法西斯阵营中争夺“正统”,南共对付它最费劲也血战最久,直到1946年抓获并处决其首领米哈伊洛维奇,才结束了这场较量。

  而西方虽然不满铁托镇压异己,但因切特尼克有反民主自由的极右翼种族恐怖主义色彩,在屠杀“异族”方面声名狼藉,西方各民主国家对之均无好感,也并未实际支持切特尼克。于是切特尼克分子一方面固然反共,另一方面对“出卖”了他们的西方也有宿怨。

  与塞尔维亚王室统治的战前南斯拉夫不同,克罗地亚人铁托建立的南斯拉夫是根据列宁民族理论设计的“社会主义联邦”,原则上反对一切民族的民族主义。但南共领导核心多是非塞族,更由于与切特尼克斗争的传统,也由于南苏决裂后传统上亲俄的塞尔维亚人中出了很多“情报局分子”(战后苏联建立的“欧洲各国共产党情报局”,南苏决裂后是苏联反南的主要工具,“情报局分子”即指亲苏反南人士),因此实际上对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打击较之其他民族主义尤为严厉。如 1966年起对兰科维奇集团“大塞尔维亚主义”的打击,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据说有4万塞族干部因此被整肃。而在制度上,铁托时代也作了许多抑制塞族强权(用塞民族主义者的话说是“损害塞尔维亚”)的安排。例如把“讲塞尔维亚语的穆斯林”划为另一民族(穆斯林人,或称波斯尼亚人),并据此建立了波黑共和国;把过去所谓“塞尔维亚语的马其顿方言”定为另一语言(马其顿语),并据此确认马其顿族和建立了马其顿共和国。同时还在塞尔维亚共和国里设了其他共和国所没有的两个“自治省”,并授予其与塞尔维亚几乎平起平坐的“联邦主体”地位,从而大大缩小了塞尔维亚的版图与人口。

  这些做法对于压抑战前南斯拉夫严重的塞族强权、维护民族平等和联邦稳定起了作用。但是在一些民族情绪强烈的塞尔维亚人中却积累了很大不满。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就是这些人的代表。

  米洛舍维奇出生于1941年,父母都在铁托时代自杀身亡。但他的妻子米拉·马尔科维奇却出身高干,他因此得以结识了伊万·斯坦鲍利奇,后者的叔父是铁托的老战友,战时任塞尔维亚人民解放军司令,铁托死后曾继任南联邦主席团主席。小斯坦鲍利奇也是铁托的亲信。但与许多塞尔维亚干部一样,他对铁托过分约束塞尔维亚的政策也有不满。在长达二十多年间,米洛舍维奇一直追随斯坦鲍利奇,在后者一次次力排众议的引荐下步步高升,几乎每次都是斯坦鲍利奇把自己升迁后留下的位置交由米洛舍维奇接任。由石化公司领导、首都市委书记、塞尔维亚共盟主席一直升到塞尔维亚总统。

  但是最后这一次却不再是斯坦鲍利奇引荐米洛舍维奇,而是米洛舍维奇借助“群众运动”把他赶下了台。

  原来,斯坦鲍利奇作为塞尔维亚领导人虽然对铁托的民族政策有所不满,总体上仍然忠于铁托体制,只是希望在体制内进行调整,而不打算搞“再版的切特尼克政策”即大塞尔维亚极端主义。而米洛舍维奇却想借塞族人对铁托政策的不满发动一场大规模群众运动,发动塞族“改造”联邦,清除“袒护”非塞族的领导层,对下压服科索沃,对上控制联邦,在全南“当家做主”,彻底出出铁托时代所受的鸟气。他希望凭借如此功劳赢得塞族人的喝彩,从而在即将到来的民主化大潮中顶住自由派的压力而占据主动。这种实质上是颠覆铁托体制的大塞尔维亚主义“革命”当然是斯坦鲍利奇无法容忍的。于是这对二十多年的师徒与朋友便由分道扬镳,而反目成仇。

  1987年冬科索沃再次发生塞阿两族冲突,米洛舍维奇借机发难,在塞尔维亚共盟八中全会期间号召塞尔维亚人起来抗议把他们的利益“出卖给阿尔巴尼亚人”的官僚们。在示威群众包围下,会议被迫罢免了铁托派的一批领导人,斯坦鲍利奇本人也被迫辞职。

  此后斯坦鲍利奇与米洛舍维奇的关系彻底破裂。眼看米洛舍维奇把国家拖入深渊,斯坦鲍利奇逐渐由沉默变为米氏的坚决反对派。当年对铁托民族政策有所不满的他,现在公开宣布自己是铁托式的“反民族主义者”。他在贝尔格莱德组织反战团体,谴责塞族武装的暴行。尤其在波黑战争期间,他毅然出现在塞族武装包围与轰击中的危城萨拉热窝,对波斯尼亚人民表示声援。1995年他出版《走向绝境》一书,严厉抨击米洛舍维奇,同时也谴责米氏的反对派阵营中那些同样鼓吹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只是把米氏当作“前共产党人”来反的人。他告诉塞尔维亚人民:“在米洛舍维奇之前,有一个完全别样的塞尔维亚”,那就是铁托的南斯拉夫联邦中和平和繁荣的塞尔维亚。这些话体现了他作为一个老共产党人对米洛舍维奇断送“铁托遗产”的痛惜。但他也谈到旧体制缺少合理的政治结构,才使铁托的一些错误无法纠正,导致不负责任的野心家上台,而公众则在被迫沉默和被利用的歇斯底里之间陷入怪圈。

  1990年代的这本《走向绝境》与2000年代的《生死巴尔干》,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地代表了“铁托派”对米氏的看法。

  2000年大选前,对米洛舍维奇与同样鼓吹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反对派都极为不满的斯坦鲍利奇计划出山参选。他胜出的机会虽不大,但作为左派候选人他将会有效地分掉一部分社会党的选票,对米洛舍维奇非常不利。于是在大选前一个月,斯坦鲍利奇被米洛舍维奇的秘密警察“红色贝雷帽”绑架并暗杀。他死后,著名学者康斯坦丁诺维奇著文悼念:“感谢这位塞尔维亚贤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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