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语言的经济学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86 次 更新时间:2010-07-09 21:57:00

汪丁丁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framework of rational behavior in language learning,which should be understood both from an evolutionary point of view including genetic and cultural factors and from a socially interactive point of view including rational choice made by the learner and rational influence by the power-structure built in learning environment.The economic model of language learning focuses on rational choice of the learner,given as parameters of all other factors aforementioned,resulting in a four-dimensional space of difficulty-measurement in language learning with the points nearest to the origin representing the words'pragmatistic easiness to the learner whose rational choice finally stops the learning process within a bounded area in the 4-D space.Different individuals with different life-histories and environmental structures therefore end in different areas in the 4-D space,and showing different aspects as well as degrees of rationality(the so-called Multiple lntelligence for example).No matter how formal the economic model of language learning can be,it cannot model all characteristics of language activities in social interaction,just as no model can represent a complete individual human life.

  

  一、引言:现有的研究状况

  

  至今为止,关于语言的经济学研究少得可怜,以致在文献综述中几乎可以按作者姓名介绍研究成果(Grin,1996,2000)。经济学家注意到人类语文活动的相当部分可以从经济学得到解释是1960年代中期的事情(Marschak,1965)。战后民族主义势力在欧洲殖民地各国的兴起,尤其是1970年代后期欧洲各国政府制定官方语言政策,产生了对“语言经济学”的需求(Breton,1978)。因此,到1990年代末期为止,语言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意识”是如何在语言的“网络效应”(即规模效益)与民族国家内部的文化多元性(包括各少数族裔的政治权利协调)之间达成权衡。在这一背景下,实证经济学提供了有关移民的外语能力与其收入的关系的研究(Vaillancourt,1987;Chiswick,1991;Dustmann,1994;Grin,1994)、使用多数族裔的语言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为少数族裔带来经济上的好处(Grin,1992,1990)、跨国公司在劳动力属地的语言政策(Holden,1987)、发展中国家外文翻译工作的比较经济效益(Colomer,1991,1996),以及塞尔腾教授从博弈论角度对语言行为均衡问题的探讨(Selten and Pool,1991)。

  上引塞尔腾等人以博弈论方法解释语言现象的文献正式为语言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且通过博弈论使得语言的经济学分析有可能与语言的哲学和政治学、语言的社会交往理论,以及符号交往的社会学等已有的西方学术传统融合起来,正在开始形成语言经济学的“主流”传统。

  在上述“主流”传统的影响下,为数不多的开始进入“语言经济学”的理论研究领域的作者包括:鲁宾斯坦(Rubinstein,1996,2000),汪丁丁(1995,1996,2000,2001c,2001d,2001a)。

  在这篇论文里,我首先对现有的语言学诸领域的状况作一面向经济学研究的概述(第二节),然后在第三节里讨论一个简单的然而是演化的语言习得的经济分析框架,这一演化的局部均衡分析框架可以用来解释和预测儿童在特定学习能力和学习环境的制约下按照理性选择可能习得的语言知识(词语范围和规则的深度),并且可以应用于当代各国正在推行的“个性化”儿童教育(汪丁丁,2001b),因为教育者在这一分析框架的指导下,有可能针对每个儿童的具体学习环境选择最具发展潜力的知识习得路径。最后,第四节给出简单的结语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二、语言问题概要

  语言能力是人类各种智能中最原初也是最普遍的一种,因此也是人类最早开始对其反思的现象之一。例如,亚里士多德在《解释篇》一开始说:“口语是内心经验的符号,文字是口语的符号……但是,语言只是内心经验的符号,内心经验自身,对整个人类来说都是相同的……”(亚里士多德,1993:卷一,49)事实上,亚氏的“工具论”诸篇章:《范畴篇》、《解释篇》、《分析篇》、《论题篇》和《辩谬篇》放在一起相当于中国思想传统中的所谓“名学”,只不过,后者几乎已经从我们的传统中消失了。

  正如上面引述的亚里士多德关于语言的论点所意味的那样,古代希腊人对语言现象的反思引出了后来两千年间西方学术在下列若干方面的发展:(1)对语言所反映的内心经验的研究。这导致了心理学、语义学、意义理论与知识学、价值与意向、文学与艺术批评、意识形态与大众传媒等学科的发展。(2)对作为口语的符号的“文字”的研究。这导致了文字学、语法学、逻辑学、符号理论及公理化数学等学科的发展。(3)对语言在人际交往中被运用的方式的研究。这导致了语用学、阐释学、符号交往理论、社会心理学、发生心理学、语言辩识、人工智能与认识科学等学科的发展。

  目前在博弈论视角下的语言研究主要涉及上列的第(3)类领域,而较少涉及第(1)及第(2)类领域。尽管如此,这绝不意味着理性选择理论不可以运用于这两类领域。例如,完全可以想象,在人们的语言行为能够被看作是“博弈”行为的场合下,特定语词的意义可以被认为是由博弈的均衡状态决定的。这其实就是鲁宾斯坦(1996,2000)和汪丁丁(1996,2001c,2001d)的思路。类似地,如果语言规则可以被看作是与人的大脑共生演化的话,那么语法就可以被认为是由演进博弈的稳定均衡状态决定的。这一看法已经被例如狄亚肯在其近著中表达出来了(Deacon,1997)。下面只讨论经济学在第(3)类领域里可能获得的广泛应用。

  首先是哈贝玛斯(Habermas,1992)提出和创立的所谓“广义语用学(universal pragmatics)”。在这里,他强调语言含义的三重决定论:(1)语言对话语发出者的意义,(2)语言对话语接受者的意义,(3)语言发生的具体场合所提供的意义。但是,这里存在着的经济学问题是:在何种条件下,来自这三个方面的关于同一语词或话语的“意义”相互作用达到均衡?我曾经在课堂上列举过这样一个语词意义演变的例子:“小姐”作为一个普遍使用的中文语词,在百年以来的转型期中国社会里,其含义发生了重大的演变,大致经历了如下阶段:(1)以“小姐”称呼大家闺秀,与“少爷”、“老爷”等传统称呼并立;(2)在西方传统影响下,以“小姐”称呼一切年轻的女士,与“先生”、“太太”等新潮称呼并立;(3)在港台色情文化泛滥的时期,以“小姐”称呼与色情服务有关或涉嫌提供类似服务的女士。在当代中文语境里,由于这三种含义同时并存,故“小姐”这一语词的含义主要由具体场合提供的意义决定。在我看来,这类语言现象是转型期社会里相当普遍的语言现象。经济分析的任务在于发现那些影响语言含义的因素(作用力)并在稀缺资源理性配置的视角下理解和检验能够让这些作用力相互之间达到均衡的条件。

  与哈贝玛斯的观点不同,伽达默尔认为对文本的含义的阐释是由阐释者主导的。因此,老师的话语对学生而言的含义主要取决于学生的体验、理解和思考方式,而老师对自己话语的阐释,如果独立于这“话语”来看,可以认为是老师对其曾经说过的话语的“再阐释”,于是受到老师本人新的体验、理解和思考方式变化的影响。在这样的视角下,“语言”一旦被说出来或写出来,就获得了独立的生命,变为所谓“文本(text)”,文本的生命由于经历了一切可能阐释者的理解和阐释而变得丰富并成熟起来(Gadamer,1975)。经济分析,尤其是在博弈论视角下的经济分析,立刻便发现自己的用途在于刻划清楚这一阐释与再阐释的游戏当中各个角色的行为目标,策略空间,知识、权利和权力的结构,从而经济学能够判断和指出那些使得这一博弈达到均衡的知识、权利和权力的社会条件(因为这三类条件是博弈者的策略空间和目标函数的参数)。在这样的经济分析的基础上,经济学能够解释语言的意义为什么会有如此这般的演变。例如,“小姐”这一语词在金钱权力和纯粹利益交换占主导的场合通常具有或容易引发色情服务的含义,而在另外一些知识结构、权利结构和权力结构下,这一语词就不具有或很难引发色情服务的含义。

  更加广义地讨论上列诸语言经济学问题的框架是所谓“符号交往的经济学”(汪丁丁,2001a)。这一框架基于下列若干方面的理论源流:(1)米德的社会化个性生成理论(Mead,1934),这是源自行为科学和神经生理学的社会交往理论与社会心理学。米德的思想对后来的[下述第(2)及第(3)]诸社会理论学派产生了深远影响;(2)哈贝玛斯的社会交往理论(Habermas,1985,1987),这是源自辩证哲学和法兰克福批判理论的社会交往理论。由于这一学派的努力,当代思想传统重新融入了古代辩证法精神,并且在这一思想共识的基础上,当代民族国家及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开始从“文明的冲突”向着“对话的逻各斯”回归;(3)布鲁默的符号交往理论(Blumer,1986),这是从社会学内部发展出来的一个学派,它强调以符号和对符号的理解来理解社会。由于这一学派的努力,今天我们充分意识到,维持人类的“社会性”,不仅需要有物质生活的基础,而且需要有意义与价值的基础;(4)互联主义学派的认知科学(Rumelhart,1996),这一学派在当代计算机理论和脑神经生理学基础上试图对乔姆斯基的“先天语法”学派和简约主义的“行为语言”学派加以综合。从这一学派的工作中产生了当代语言辨识和人工智能的其他方面的成果;(5)“魁因—斯托尔”的语句逻辑理论(Stoll,1963;Quine,1969,1992),这两位经典作家的工作使得当代语言分析能够被表述为“语句”逻辑运算。语言的逻辑分析是以静态方法处理语言行为的不可或缺的工具。正是基于静态分析,博弈论才有可能被用来分析语言行为的均衡状态;(6)“波兰霓—波普—哈耶克”的知识传统演化理论(Polanyi,1958;Popper,1972;Hayek,1988),由于这一学术传统的存在,人们现在无法忽视知识传统对博弈参与者的理性选择的原初性影响,并且倾向于在知识传统的基础上来重新理解博弈论;(7)伽达默尔的多元历史性和视界融合理论(Gadamer,1975),他的这些思想根本性地影响了当代历史观、文学观、社会交往理论和传统演化理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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