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社会科学及制度经济学概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29 次 更新时间:2010-07-08 22:00:38

汪丁丁 (进入专栏)  

  

  让我们先回顾理性原则的基本要点。首先,自由意志从超验世界的“物自体”进入经验世界,与必然律相对立,这导致康德所说的“实践”。一方面,意志有欲求;另一方面,自然有法则。这欲求与法则之间便产生了张力,这是一切实践活动的内在矛盾。按照辩证的看法,这也是一切实践的动力。纯粹理性在实践中的运用导致“实践理性”。西方理性从“物—我”两分开始,向着“意志”对“世界”的征服演化,这个所谓“the will to power”的演化路径是:先有“求权意志”。其次,从求权意志发生出“求知意志”,因为“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也可以翻译为“知识就是权力”)。最后演化为求“无欲的意志”(the will of not willing),又一次体现了西方思想向东方思想的复归。

  自由意志(参照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引论”的讨论)的第一次选择是选择放弃哪些自由,为了实现另外一些自由,因为完全的纯粹的自由是超乎经验世界之外的、无法实现的、观念的、抽象的、作为概念的“自由”。而自由的“意义”恰在于对各种可能性的选择自由。自由与必然的第一次冲突于是导致“选择”。从“无生命”到原始生命到最高智慧,在选择的自由程度上,构成一个连续谱系。

  自由程度不仅依“类”而连续演化,而且在同类中依“个体”演化的程度表现出巨大差异。因此,社会科学的第一项研究内容,是对“选择行为”的研究。相应地,社会科学的第一个方法论问题是如何界定它所要观察和研究的“选择行为”(令其为集合A)的范围。

  大致而言,我们可以把社会科学按照其界定的研究范围做如下的划分:

  1.个体的选择行为。这意味着把“个体”之外的一切都定义为“必然”,以与“个体选择”相冲突。就目前情况而言,我们不妨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就是这样界定研究范围和相应的方法的。

  2.群体的选择行为。这意味着把特定群体之外的一切定义为“必然”,以与“群体选择”相冲突。以这样的视角来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至少包括“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不考虑这些学科内部更细致的流派划分)。

  3.个体与群体交互作用下的选择行为。这一研究角度模糊了选择行为的“主—客”界限,既弥补了上两类研究的不足,也引发了新的研究困难。但这一视角目前看上去非常有潜力,不仅包括了例如以哈贝马斯为领袖的“社会交往”的社会科学学派,而且,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连RNA这样的基本生命,其“选择”行为也表现为个体与群体的交互作用。

  我们从康德《逻辑学》的叙述已经知道,在选择方法的时候,研究者必须依靠判断力及评价准则。例如,研究对象越是享有个体的选择自由,针对“个体选择”的研究方法就越有效。

  更进一步,“选择”的自由程度不仅依类、依类中的个体、而且依类的个体的不同行动表现出巨大差异。故社会科学在界定了研究对象的范围即集合A之后的第二项研究内容是对A所包含的元素

  

  古代希腊人把一切经验观察分为三类:(1)心理的,(2)物理的,(3)历史的。近代科学与社会科学又进一步划分出:(1)心理的:(1a)自我意识的,(1b)自我无意识的;(2)物理的:(2a)身体的,(2b)身体之外的;(3)历史的:(3a)当前的,(3b)过去与未来的。可以看出,这一划分从子类“a”到子类“b”,主体选择的自由程度(即主观意志能够控制的程度)是递减的。显然,自由度的不同,导致研究方法的不同。

  选择的自由程度不同所导致的另一个问题,是研究者对选择行为作出的解释的“客观性”问题,即一特定“解释”在多大程度上被不同认识主体(研究者、被研究者、及“第三者”)认可的问题。社会科学的第二个方法论问题是如何建立解释的主体间客观性。在极端情况下,例如,研究者所研究的,是自己的选择行为,那么,这里的“主体间客观性”可以简约为“主体客观性”(“解释”对同一主体而言的“自恰性”、“可靠性”、“确切性”等等)。

  这里,研究者仍然要依靠判断力及评价准则来决定其“解释”应当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主体间客观性”,因为无限制地追求“客观性”在许多场合下没有意义。“解释”的主体间客观性越高,“解释”就越具有自然科学的性质,反之,那些主体间客观性很弱的解释往往具有强烈的人文意识,从而在“精神诉求”的维度上(而不是在“解释现象”的维度上)获得不同主体的承认。

  上面的观察引导我们到社会科学的第三项内容,即刻画“选择行为”的特征和分析“选择行为”所包含的因素。一般而言,例如我们可以认为:选择行为“x”(使用上面的记号就是:表现出来的精神取向越强烈,“x”表现出来的特异性(即康德论述的“quality”)偏好也就越强烈。反之,“x”表现出来的物质取向越强烈,它所具有的普遍性(即康德论述的“quantity”)也就越强烈。这是康德所论的概念在四个方面的逻辑彻底性之两个方面。此外,研究者还应当考虑任何一个概念在“真理性”和“确定性”这两个方面的逻辑彻底性。

  基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特征,我们提出社会科学的第三个方法论问题:研究者应当在“x”的哪些特征的研究中,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使用定量方法。当然,这个“度”的把握还是要依赖于研究者的判断力和所依据的评价准则。

  最后,由于社会科学是为人类“理解”服务的,故它的第四项内容是每一研究领域与其他研究领域之间的关系问题。相应地,它的第四个方法论问题:每一研究领域的“哲学观点”是怎样的。

  下面我们最粗略地讲一下“经济学概论”,以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案例。

  与其他科学一样,我们了解和把握经济学,只要了解和把握它的“要素(elements)”及它的“方法(methods)”就够了。这两个范畴恰恰对应于康德《逻辑学》正文的两个同名部分。任何一门实践科学,它的元素,或“特征”,来自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观察和理解;另一方面,实践科学有自己演化的历史,也叫做“学术传统”,偏离传统就意味着学术语言的“主体间客观性”的降低甚至消失。于是我们应当描述这门学科关注的对象所表现出来的各方面特征,这往往要求我们把对象“静态化”,否则我们就无法观察它们。另一方面,我们必须了解这门学科的思想源流,对它的关键术语进行字源学考证,阅读它的学术传统内的经典文献。只有在对这门学科的这两方面作了如此的一番熟悉之后,我们才可以并且才有资格为它“划界”,我们的划界工作就是康德所论的运用我们的判断力对上述的学科的两方面内容作出权衡与取舍,既不能把学科界定为彻底的静态框架(那样就取消了演化的历史和学术思想的深度),也不能把学科界定为彻底的流变过程(那样就无法得到任何“分析”的结论)。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任一门学科的理解、解说和界定。

  经济学在传统上起源于“家政学”(home economics),亚里士多德定义为“理财管家”之道,其评价标准便是“家道兴旺”——人口、财富、效率、人际关系和谐……。随物质富足程度和意志自由程度不断提高,上列各特征中,“人口”及“人际关系”越来越不取决于财富与效率,这两项指标越来越取决于例如教育与政治等因素。于是,家政学演化为关于财富增长与效率改善的实践知识,这就是“古典经济学”的内容。而在古典经济学的“边缘”,仍然可以有人口经济学及政治经济学等等“前古典经济学”的学科。

  财富增长的核心问题或特征,是“投资”问题,这导出“资本”问题。后者再导出收入与分配问题、消费与偏好问题,及由此发生的全部(包括“一般均衡”问题等等)当代经济学问题。

  效率改善的核心问题或特征,是可支配资源的“管理”问题,从而导出“优化”理论的实践知识。作为学术在西方社会演化的特例,古典经济学演化为侧重管理从而侧重优化理论的实践知识。由此导出各种技术性的“最大化/最小化”方法,以及西方学术对经济学理性的界定。在英美学术传统以外,如德国、意大利、法国,则仍保存了对“资本”问题的兴趣,从而演化出例如奥地利学派、北欧学派等等学术思想。这些非主流 学 派,因为关注资本问题,所以在其分析框架里始终保持着对“时间”概念的高度重视 。 与此成鲜明对照的,是主流经济学“管理优化”分析框架的静态观点,及其倾向于形 式 主义的、普遍主义的和定量化的分析方法。

  目前,财富增长、自由程度增长、教育与技术进步,正导致这样一种经济局面,即人们的消费偏好越来越“个性化”。经济学于是面临再度选择自己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重要文献在探讨这方面的所谓“经济学范式”问题,但这一范式变迁的趋势尚不明确。

  现在我们可以讨论所谓“制度经济学概论”了,我希望把这一学科仍然当作上面讲的“社会科学”的一个特例来讨论。

  

  如图一所示,“制度经济学”在名称上已经要求我们去理解“制度现象”和“经济现象”这两个现象集合的交集。也就是说,确定“制度经济学”研究范围的任务可以分解为确定“制度现象”与“经济现象”这两个集合的任务。后者,我们刚刚介绍过。现在重点讨论前者。

  与界定“经济学”研究范围时使用的方法类似,我们把制度研究的范围界定区分为“历史的”(学术、思想、语言演化的传统)与“逻辑的”(把研究对象静态化所产生的“元素”/“特征”)两方面,以及我们对这两方面内容的权衡所导致的最终的学科界定。

   首先是作为“概念”的制度,“制度”这个概念应当在一个更大的概念体系内,在与其他概念相对立的过程中界定清楚的。这一更大的体系,从合适的“度”来判断,可以是“社会”概念的子概念体系。那么,“社会”概念是怎样生成的呢?我们现在知道,我们从前面几讲康德和叔本华的叙述知道,我们应当通过反复观察社会的实例并将“社会”实例呈现于意识面前,通过这样的“intuitive perception”的过程来形成“社会”概念。

  于是,我们首先要考察尽可能多的不同社会类型,尤其是我们自己的社会以外的各种社会形态。例如古代社会、希腊社会、太平洋岛屿社会、埃及社会、印度社会、美国社会、香港社会等等。以我个人的感受和理解,我把“社会”的若干特征列论于下(注意,此处的“人”并非特指“人类”):

  (1)社会是一群人,而非单个人。但仅有“一群人”还不足以称为“社会”,故再进一步有:

  (2)社会是一群处于相对稳定关系中的人,而非临时拼凑、转瞬即逝的群体。

   但仅仅处于“相对稳定关系”中的人群,就足以称为“社会”吗?这问题比较复杂。对它的回答首先取决于研究者对“社会”这一概念所运用的现象范围的判断。其次,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取决于研究者所界定的“社会”概念在多大程度上被其他研究者认同,即概念的“主体间客观性”的程度。一个从火星来的观察者,火星会满足于由(2)所定义的“社会”。我认为,(2)是最广义的“社会”概念,这一集合涵盖了一切我能够想象的社会形态。惟一的问题是:什么叫做“相对稳定”的关系?我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导致了下面这个比较形式化的定义:

  

  应当指出,这是关于“社会”的一个工作定义(working definition),因为它在许多环节上必须依靠研究者的经验判断,故有别于抽象概念的定义,运用“工作定义”,这也是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特征,即社会科学不像几何或数学那样,能够从一普遍认可的概念开始推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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