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社会科学及制度经济学概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84 次 更新时间:2010-07-08 22:00:38

汪丁丁 (进入专栏)  

  它几乎处处依赖判断力和主体间客观性。获得较大的主体间客观性的途径,主要是循学术传统进行交流。当然,任何创新精神必须在一定意义上打破传统。我定义了“制度”,即B[,α]及R,这是个创新,因为文献里面似乎没有如此定义“社会”的,但我的创新偏离传统不远,因为1982年就有学者(即Andrew Schotter)把“制度”定义为博弈均衡。

  在学术传统内部实行创新的另一方法是重新阐释关键词。海德格尔最常用此法来说服听众。下面我们考证“制度”这个语词的演变。

  “制度(institution)”一词源于“站立(to stand)”。何以如此认为呢?因为,这一语词的拉丁文形态按照字源学顺序是“institutus”←“instituere”←“in” + “statuere”,最后两词翻译为英文是:“to” + “set up”(建立起来),其中后一语词又源于拉丁文的“stare”,即英文的“to stand”(站立)。

  另一方面,汉语的“制”与“度”两字有如下的含义:(1)“制”——外在规约、束缚、局限;(2)“度”——内守中庸之节、自持。

  这样看来,汉语的“制度”包含了从“内”与“外”两方面对行为的规约。而在拉丁文的“制度”里面则不包含从“内”对行为的规约,“to stand”几乎完全是外在的、不考虑道德自律的、甚至可以是强制性的、暴力关系的。换句话说,汉语的“制度”比西方语言的“institution”包含了更多的道德意味。注意,我在上面定义的形式化的“制度”B[,α]及R不含道德意味,“相对稳定关系”是道德中性的。

  西方语言“institution”的外在规约的含义今天仍然强烈地保持在英语里,例如,把某人送进精神病院的时候,那个精神病院在英文里叫做“institution”,即强行教管的意思。

  最后,与“in-stitution”有亲密关系的另一语词是“con-stitution”,它值得我们作一类似探讨:英文的“constitute”来源于拉丁文的“constituere”←“com” + “statuere”,这两个拉丁词的前一个等价于英文的“intensive”(内在地紧张着的),后一个则来自更古老的拉丁词“stare”,即上面讨论过的“to stand”(站立)。注意,这里出现了“内在紧张”的含义,非常重要。在现代英语里,“constitution”意指构成整体的“元素/要素/部件”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并在此意义上与“compose”(构成)相通,都含有“从各个局部演化为一个整体”的意思。邓正来君把哈耶克Constitution of Liberty译为《自由秩序的构成原理》,相当精彩。

  上面的分析告诉我们:汉语的“制度”,其意义恰在西方语言的“institution”与“constitution”之间。这是每一个研究“制度”现象的中国人不可不首先洞悉的。没有一门学科、没有一个语词、甚至没有一个符号,在翻译到另一语言体系时可以百分之百地保留原义。因为,语言是活的,是被哈耶克视为“典型的扩展秩序”的制度。从外语引入一词,该语词必定在与本地语词相互作用中才获得意义和生命。但也因此而不得不改变其在原来母语中的意义。假定一个西方人来到中国,毕生努力向我们中国人强调“制度”在西方语言里与“道德”无关,我敢说,他会无奈地看到,中国人由“制度”联想到的各种意义当中仍然有道德因素,因为这两个汉字有它们自己的生命史,没有谁可以改变它们(在边际上重新阐释是可以的,但那刚好就是“翻译”所做的事情)。

  现在我们考察“制度”之为一门学科的历史,不要忘记,上面所作的“制度”的字源学考察是这一学科历史的一部分。作为学科的“制度”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西方人研究制度的学术传统(参见阅读材料“institutionalism”)。

  最早受到重视的制度形态是“法律”。但这仅仅是诺斯所说的“正式”制度,对非正式制度的重视要早得多。可以认为,男女两性间分工与合作的制度形态,包括“家庭”,起源于一切成文法律之前。我推测,两性分工的制度甚至应当起源于“语言”制度形成之前。因为,生物可以没有“语言”而有“性”行为。当然,这样的推测依赖于研究者的判断,以及各个研究者之间就这些判断所达成的主体间共识。例如,从生物学角度看,任何eukaryotes(有核细胞的细胞)都以性方式繁衍。而从语言学角度看,我们有理由推测,任何“性”行为都是细胞之间的某种“交往”,也即某种“语言”的发生,至少,在“性”行为的语境中存在着语言发生的可能性。

  不论如何,我们可以接受的似乎是:(1)现在所见的任何事物都有一个漫长的“史前史”,使得我们无从考察它的全部发生过程;(2)在各种被考察过的“制度”现象当中,人类最早考察了“家庭”的历史。根据:各个社会的史前史(例如神话、口述、及传说中的历史)都或多或少包含着关于“乱伦禁忌”的制度描述,关于乱伦禁忌的制度几乎与关于保护生命的制度同时或更早出现在古代法典当中。

  这样的制度思想史的考察让我们意识到,与其他观念的形成一样,“制度”,在早期只是以特殊形态呈现在人类意识面前的,例如“家庭”、“城邦”、“语言”……,对“制度现象”的抽象,是一个几乎与人类文明史同样漫长的过程。制度学的问世是很晚近的事情。

  涂尔干(E.Durkheim),在我的阅读中是首先意识到“制度”可以抽象为概念来研究的学者。他在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社会学方法的通则》)里定义说:“sociology can then be defined as the science of institutions,of their genesis and of their functioning(社会学于是可以被定义为关于制度、制度发生和制度职能的科学)”同时,他在The Dualism of Human Nature and Its Social Conditions(《人性二元论及其社会状况》)里面给出了制度学的研究方法:“……as the science of societies,it cannot,in reality,deal with the human groups……without eventually touching on the individual who is the basic element of which these groups are composed.For society can exist only if it penetrates the consciousness of individuals and fashions it in ‘its image and resemblance’(作为关于社会的科学,它不能,在现实中,处理人群而不最终触及构成人群基本单元的个人。因为社会只是靠了贯串于许多个人的意识并将个人意识用它自己的形象加以塑造才能存在)。”

  再往前追溯,社会学创始人孔德(A.Comte,1798-1857)已经把“explaining the laws of progress and of social order(对社会秩序及进步法则加以阐释)”定义为社会学的任务了[1854年孔德发表代表作The Positive Philosphy(《实证哲学》)]。作为当时“欧洲第一批思想家之一”,孔德与经济学有特殊的关系。我们注意到,他与小密勒(J.S.Mill)始终保持着多年的通信联系和密切友谊,并于多次生活困窘时期从后者接受经济接济。小密勒在1843年著System of Logic(《逻辑系统》)中对孔德思想倍加赞美。很遗憾,社会学与经济学的这种亲密关系在当代已经荡然无存。

  可见,对“制度”最早的近代学术研究,源于社会学传统,二十世纪初叶才由美国社会学家凡伯伦(T.Veblen)带到经济学传统内,其著《有闲阶级论》的副标题“An Economic Study of Institutions(制度的经济学研究)”反映出这一变化。此后,美国的“老制度经济学”,以米切尔、凡伯伦、康芒斯为三领袖(参见光盘阅读材料Commons,1931)。其中Wesley C.Mitchell(1874-1948)对经济学的影响最深远。他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创始人(1920),是著名的社会研究新学院(the New School of Social Research)的第一任主席(1919-1931),是库兹聂兹(Simon Kuznets)的老师。米切尔在芝加哥大学念书时,深受凡伯伦和杜威(J.Dewey)影响。

  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意识到:(1)制度研究传统深受孔德-德克海姆(法文发音译作“涂尔干”)实证方法的影响;(2)对制度问题的关注及实证哲学,使美国制度分析与经济学传统相融合;(3)实证主义经过杜威实用哲学的改造,被米切尔带到制度学派内;(4)因此,美国制度学派很自然地过渡到了芝加哥大学的新制度经济学。

  在新制度经济学内部,可以看到至少三个主要传统:(1)“卡内基-梅隆”学派,其领袖人物威廉姆森(O.Williamson)深受西蒙教授(Herbert Simon)领导的商学院研究与叙事方法影响;(2)芝加哥学派,以科斯(R.Coase)的理论为先导传承下来,强调自由市场竞争因素;(3)新历史学派,以诺斯(D.North)等人为首,从效率角度阐释制度史。

  除此三学派外,还有受奥地利学派影响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有农业经济学传统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有博弈论传统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有所谓“SAP—制度分析学派”(S——社会学,A——人类学,P——心理学),近年又有博弈论与SAP之结合的制度分析方法(J.Tirole and J.-J.Laffont),又有芝加哥主流学派融合社会学思想的制度分析(G.Becker本人的工作)等等综合趋势。

  这三个主要学派当中,芝加哥学派根基最坚实,因其核心概念具有最高普遍性:“交易费用”——把经济学核心概念“机会成本”运用于制度分析的基本单元“交易制度”。抽象层次再低一些的,是威廉姆森的案例分析方法,在商学院广泛流行,他把“交易费用”概念加以详尽切割,划分了许多子概念,运用于不同案例所代表的交易场合,例如他提出的“资产专有性(asset specificity)”及“交易频度”等概念,都对当代经济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经他努力,博弈论与制度分析开始结合,契约理论成为这一结合的产物。

   抽象程度再低一些的,是诺斯的历史学派,完全摆脱了逻辑的静态思路,但研究成果也因此而难以“普遍”运用于非西方历史过程中。这一学派的优势在于可以更切近地解释西方历史上发生的制度变迁(大范围社会变迁)。例如,诺斯引入心理和认知方面的因素,引入文化差异等等因素,已经对制度研究传统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评价标准方面,这三个学派的“功用”都在于解释世界。制度经济学在社会科学整体内的位置大致如图二所示。

  

  我解释一下,这张图出自我的文集《直面现象》页8,是我在夏威夷大学讲课时制作的,故以英文表达。下面对这张图的解释是在经济学视角下给出的,但完全不影响我们以任何社会科学视角作类似的解释。我们看到,在这张图中,最上面的一个层次叫做“经济表现”(economic performance,通常直译为“经济绩效”),它是人的经济行为的外在的、可观察的形态(所以这里译为“表现”)。既然是可以观察的,通常就可以由各类量测数据来表现,但是有一个前提:阅读数据的人必须真正清楚每一项数据在现实世界里的意义。或者用更加带有认识论味道的话说:所谓“数据”,仅对赋予它特定意义的个人表现出意义(波普在《自我及其脑》的对话中曾经明确表达过这个相当“后现代”的看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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