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鼎律师事务所最近多次召开维护弱势群体权益的学术座谈会，为权益受到侵害的公民仗义执言；同时高举合情合理合法的大旗，为他们讨取公道，从而在风起云涌的维权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且对争取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今天座谈会的主题是依法维护临沂县下放退职的公办教师的合法权益。这个问题的出现，是有他的历史背景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由于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造成了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的局面。为了挽救面临崩溃的社会危机，执政当局采取紧急措施，责令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精简人员，把他们下放到农村去。前后被精简下放的人员，达到一千多万，包括大量中小学教师。毛泽东的倒行逆施所造成的灾难，全部落在老百姓的头上。临沂的一些教师当年也承担了这个灾难性的后果，沦于困顿将近半个世纪之久，迄今得不到合理解决。

根据有关文件，中小学教师不属于精简下放的对象，如1962年8月3日国务院下发的国文办习字232号文件就明确指出，不应该把中小学教师作为精简对象，有些地方已经精简的要请回来，继续安排他们做教学工作。但这个文件在很多地方没有落实，以至到了199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等部门在联合发布的文件里，又专门规定：对于按文件精神不属于下放对象而被精简下放的人员，各部门要复查落实，该收回的，坚决收回。

四十多年来，许多被精简下放的教师曾经不断呼吁，要求当地政府按照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文件，落实政策，解决他们的困难。有些人还到省城、京城上访，不但问题没有得到合理解决，反而被抓被打被关押，备受折磨。

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有点纳闷，大跃进引起的大饥荒过后，有些精简下放人员被原单位吸收，回到工作岗位；粉碎四人帮后，也有一些当年被精简的人员得到适当的安置。为什么临沂的教师得不到落实政策的好处？

临沂被精简下放的教师都是最底层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阶层。他们是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的承传者：一方面从社会接受、继承了前辈的知识和文化传统，同时也就承担起向后代传授知识和文化的任务。这是一个肩负着承前启后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的阶层，他们通过教育、文学、科学、哲学、理论、艺术、音乐、工艺等等形式，为知识的传播和文化的发展，为民族传统的继承和社会生活的提升，直接间接地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他们是社会发展的推进器，国家进步的发动机。

在中国近代的历史上，知识分子又是一个多灾多难的阶层，不但他们的贡献得不到社会的承认，而且往往遭受统治势力的摧残，承受着社会灾难的后果。最近读到杨恒钧的一篇纪念文章，其中谈到，“知识分子其实是真正的弱势”。据他统计，“过去一百多年，特别是过去六七十年里，中国坐牢、杀头和自杀的知识分子比例，竟然高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甚至包括欧洲黑暗的中世纪。”他还提出，应该“再做一个计算，在过去一百年中，在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中，有哪一个比中国的知识分子为这个国家、民族和个体的自由而遭受如此深的苦难，付出如此大的代价？”他在引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后说：“看看中国知识分子的血泪历史，我们可以说，世界上还真没有比中国知识分子更配享受这句荣誉的。”“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绝对是对得起民族和民众的。”

杨恒钧的这些话，深刻地概括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和苦难。而在知识分子阶层里，小学教师又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他们担负的任务是直接教育培养少年一代，为未来社会造就国家主人翁。这是构筑社会大厦的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应该得到全社会的尊重。但从五十年代以来，由于毛泽东不断发动以知识分子为打击对象的政治运动，这些最底层的知识分子也成为备受摧残的群体。据茆家升在《卷地风来——右派小人物记事》一书里介绍，1957年暑假期间，安徽无为县的有关部门组织全县小学教师参加学习班，学习整风反右文件。学习结束时要考试，有一道是非题：有人说现在是“党天下”，你认为对就划“+”号，认为不对就划“—”号，许多人想，现在不正是共产党的天下吗？“党天下”当然是对的，于是纷纷打了“+”号，结果都被说成是“储安平的爪牙”，打成右派分子，经受22年的贱民地位和艰苦劳动的煎熬。

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对小学教师的歧视。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杭七中校办农场工作时，有一位工农兵大学生告诉我，他在农村劳动时，听一个大队党支部书记对一位小学教师说：你好好干，干得好了我提拔你到供销社当售货员。这就是小学教师在那些基层官员心目中的社会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的地位有所改善，但生活在底层的小学教师仍有许多还没有摆脱困境。近几年我曾在网上多次看到有些公办和民办的小学教师为生活待遇过低而请愿上访的报道，反映这个群体里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的境况没有明显的改善。联系临沂的一些小学教师四十多年的遗留问题得不到解决，讨不到公道，说明这个群体至今还没有得到社会的应有的尊重，几代小学教师依然生活在凄苦贫寒之中。

当然，目前生活在贫寒凄苦之中的民众，绝不止是小学教师。特别是近几年来，在权贵豪强的压迫欺凌之下，大量公民的财产被掠夺，合法权益遭到侵犯；他们有的土地被强占，有的房舍被强拆，有的劳动得不到报酬，有的退伍后没有合理安置；他们有冤无处申，有苦无处说，上访请愿又遭到截访、殴打、抄家、关押，甚至是警察和黑社会的联合围剿。在他们的头上，笼罩着暴力的威胁；在他们的面前，展示着阴暗的前景；公平和正义的光辉，照射不到他们，幸福和欢乐，与他们无缘。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社会已经分裂成为两个世界，一个是权贵豪强的世界，花天酒地的世界，强者的世界；一个是穷人寒士的世界，贫困凄苦的世界，弱者的世界。两个世界之间，没有公平正义可言。当然，这里还有广阔的中间地带和巨大的的鸿沟，这个鸿沟是由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开掘出来的。要填平这个鸿沟，让公平正义的光辉普照中华大地，就必须用法律和舆论来制约这个权力，迫使它维护弱者的权益，从而扭转目前的社会分裂状态。

这当然不是一蹴可既的事，因为制约权力的主动权不在我们民间的手里。但是，我们可以宣传公平正义的思想和民主自由的理念，提出实现这些思想理念的途径；通过各种方式，呼吁在权力机关之间建立相互约束的机制，同时，要求开放报禁社禁，以取得制约权力的主动权。这是我们在宏观方面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在微观方面，可以通过一个一个具体的案例，维护弱势民众的权益，为他们讨回公道。这正是京鼎律师事务所和其他维权律师戮力以赴的事业。每一个具体的案例，都可以起到典型示范的作用，特别是诉诸法律，依法维护公民的权益，应该成为维权运动的主要形式。

临沂的教师在被精简下放四十多年后的晚境凄凉时刻来到北京，求助于法律，这是十分明智的选择。今天在座的有好几位法律专家为案件提供咨询，我预祝这个问题能获得比较合理的解决。

胡耀邦在50年前推动平反冤假错案，解放了被践踏在社会最底层的贱民阶级，使中华大地出现了公平正义的曙光。1989年的枪声，粉碎了人们对于公平正义和民主自由的渴望。随着权贵和豪强两大剥削阶级的形成，两极分化、社会不公、强权横行、正义不张，已经成了社会的常态。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从前面说的宏观微观两个方面，呼唤公平，伸张正义，推动社会的变革。我们的力量非常微薄，但是，众志成城，滴水穿石，只要我们坚持不懈，

公平正义的光辉总有一天会普照中华大地！

2010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