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占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亲兄弟

——《新社会主义原理大纲(续一)》(2)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92 次 更新时间:2010-06-30 2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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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占阳 (进入专栏)  

[我在一篇网文中曾经说过:“传统理论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你死我活的敌人,但在我看来,它们实际只是一对既经常打架、又密不可分的孪生兄弟。在我们的时代,消灭资本主义和消灭社会主义实际都是走极端的路线,都是导致社会动荡的根源,也都是某种历史的死胡同。左与右实际都含有合理因素,但也都在整体上是一种失误。我们现在应当整合左、右之中所包含的合理因素,进而超越左右,走上一条比较自觉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历史道路和理论道路。我们现在走这条道路的客观根据就是:我们目前所处的世界历史时代,实际只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现代文明时代;在这一历史时代,我们首先必须走人类现代文明的共同发展道路,而后才能在这一前提下走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明崛起之路。在这一历史时代,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最重要的一点,实际也正是要着力构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相和谐的新社会。”这段话也正是本文的灵魂之所在。—— 王占阳]

马克思、恩格斯始终认为,在资本主义继续向上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不能实行任何社会主义,只能为社会主义做准备。近百年来世界各国的“左”倾思想则认为,即使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也完全能够“让资本主义绝种,让小生产绝种”,从而进入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实践则证明,这两种观点都有其合理之处,也都有其失误之处。事实上,在我们的时代,既不能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意见,不去实行任何社会主义,也不能按照“左”派的意见,去冒然实行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而是应当根据各国的不同国情,去积极主动地实行某种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新式社会主义。我们的时代不仅是资本主义继续向上发展的历史时代,而且同时也是新社会主义向上发展的历史时代,而在总体上,则就是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矛盾、相互斗争、相互结合、共同发展的现代文明时代。对此,我们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把握。

马克思、恩格斯始终认为,只有在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顶点,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已经形成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实行社会主义,否则,就是搞空想社会主义。相对于遥远未来的作为资本主义完全替代物的社会主义社会来说,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合乎逻辑的理论观点,至今仍然是无以辩驳的。

但是,这种高度理性化的社会主义学说,同时又很难与社会主义者急于改变现状的激情相吻合。这就在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当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两种“找出路”的冲动。一是在激烈的社会批判中既是情不自禁地、也是有主观意向地产生的过低估计资本主义生命力、过高估计革命发展阶段的思想倾向和理论观点。但这种理论本身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就使急于消灭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能够确认自己的行动是有充分的理论根据和历史根据的,并拥有了一种能够切实展开强有力的革命动员的理论武器。对此,他们显然倍感珍惜,即使是面对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客观现实,也不愿意加以改变。二是一些事实上并不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们或明或暗地提出了“在落后国家的落后生产力的基础上也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并以种种方法将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观点束之高阁。这种“穷社会主义”理论当然也能够在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当中产生使人心安理得地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实际功效。尽管在马克思主义的研读者当中,往往也会对此提出种种质疑。

在我们的时代,这种社会主义冲动,实际具有两重性。一方面,至少在客观上,它是一种超越现时社会发展阶段的“左”倾盲动。它以消灭一切私有制和非公有制阶级、阶层为目标,不仅远远地超出了现阶段社会主义发展所应有的合理范围,而且也远远地脱离了现阶段社会主义所应有的实现形式。它所造成的超越现时社会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实际并不是使社会主义更多了,而只是造成了一种过犹不及、物极必反的局面。超越合理界限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普遍幸福主义,而只是停滞、衰落、贫穷、落后、灾难、痛苦的源泉。这种似是而非的“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失败,只是从反面充分地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不可超越的科学论断的正确性。另一方面,我们在后面的分析还将证明,在这种曾经过犹不及社会主义冲动中,同时又包含了深具时代性的合理内核。在我们的时代,不仅资本主义在一定的范围内的发展仍然是必要的和合理的,而且社会主义在一定的范围内的发展也是必要的和合理的。我们的时代事实上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辩证统一的历史时代。这种历史时代的形成,不仅是基于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而且同时也是基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冲动。现代社会主义的历史合理性,就在于对于资本主义的适度矫正和对于人的发展需要的广泛满足。但是,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非理性的社会主义冲动实际都是理性的社会主义的开路先锋。新社会主义道路是在人类反复试错的探索中逐步摸索出来的,而并不是由哪一位先哲事先设计好的。在这种探索过程中,人们的一切错误,归根到底,也都是对于人类的某种贡献。

在我们的时代,人类社会主义冲动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在一些国家导致了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建立和社会主义的必要发展。诚然,在历史上,所有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曾程度不同地犯过严重的“左”倾错误,但是,一度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不仅确曾在一定范围内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必要发展(如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和我国建国初期新社会主义的发展。又如社会主义国家使人民获得了工作、住房、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社会保障和体面的老年生活),而且也确曾在客观上推动西方新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方面,发挥过重大的历史作用。

大浪淘沙之后,以中国为代表的现代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了以社会主义为主导、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新式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与社会。在这种新式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的主导地位就在于: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执政地位,国家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这些社会主义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即从根本上规定了这些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1]

但是,另一方面,按照普遍富裕、普遍民主、普遍文明等等指标来衡量,这些社会的社会主义发展水平同时又是很低的。按照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准来衡量,这些社会的社会主义实际并不是太多了,而仍然是太少了。按照西方社会主义在这些方面所达到的发展程度来衡量,这些社会的社会主义也仍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譬如,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水平,目前仍然远远地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这种差距,实质上就是社会主义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但这种情况同时也清楚地表明了,在社会主义国家,在广泛的适用范围内,社会主义不仅不应走消亡,而且更应经过我们长期的不懈努力,而使之获得巨大的发展。

通过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现代社会主义社会所形成的一个基本特征,就在于它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社会。实事求是地承认我国现实生活中资本主义的客观存在,承认我国资本主义广大发展的必要性,并正确认识这种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与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这在今天似乎仍然是一个难题。但实际上,这个问题的合理解决,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也是非常必要的。

首先,从时代性质看,按照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对于社会化生产力的适应性。在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上,只能形成一种基本的生产关系。在目前及今后的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内,资本主义既然能够适应发达国家的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自然也能够适发展中国家的各种不同水平的社会化生产力。因此,资本主义不仅必然会在发达国家长期存在和发展,而且也必然会在发展中国家获得程度不同的发展。这一点,即使是对于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也不例外。

其次,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理应实事求是地承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的发展。关于这一问题,毛泽东早在1945年即已明确指出:

“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发展资本主义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与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说也奇怪,有些中国资产阶级代言人不敢正面地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而要转弯抹角地来说这个问题。另外有些人,则甚至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的发展,而说什么一下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什么要将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毕其功于一役’。很明显地,这类现象,有些是反映着中国自由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有些则是反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民众的欺骗手段。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统治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及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广大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任何的空谈与欺骗,是不会让它迷惑我们的清醒头脑的。”[2]

毛泽东这段论述的基本精神,至今仍然完全适用。在资本主义对于生产力仍有广泛适应性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党主张广泛发展资本主义,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根本没有什么理亏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刘少奇在这方面有很多精辟论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我们根本用不着怕论战。“恐资病”连半点儿马克思主义的气味儿都没有,完全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幼稚病。长期的“左”倾错误确曾使人谈“资”色变,也确曾迫使邓小平不得不采取“不争论”的策略,只字不提发展资本主义,而只是在政策上推动资本主义的恢复和发展。但随着形势的变化,邓小平已在1992年开始论述现实生活中的“两极分化”问题。从那时到现在,又过去了十几年,“恐资病”已经空前淡化,人民也已普遍地接受了资本主义的客观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对“资本主义”这四个字讳莫如深,实在已经毫无必要。这层“窗户纸”,确实已该捅破了。否则,把世界公认的资本主义企业也叫做社会主义企业,不仅根本无法自圆其说,而且还会给人以缺乏正当性的感觉。这就不仅会给“左”派以攻击的口实,而且还会束缚自已的手脚,从而使私营经济的正常发展继续受到不应有的限制。

第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现在完全可以向人民说明:搞社会主义并不等于不发展资本主义。现在的社会主义只能是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下,不是资本主义越多,社会主义就越少,而是资本主义越多,社会主义也就越多。在我们的时代,社会主义主要不是表现在直接的产权关系上,而是主要表现在分配制度上。资本主义“做蛋糕”,社会主义“切蛋糕”,何乐而不为?资本主义的“蛋糕”做得越大,社会主义切给人民享用的“蛋糕”就越多,结果同样是共同富裕,何乐而不为?资本主义主要是一种激励机制,社会主义则主要是一种分配机制。在资本主义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广大领域,理应充分发挥资本主义激励机制的作用,大力发展生产力。在这个广大领域内,由于马克思所指出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3]历史规律的作用,国有经济有效取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范围,必然是很有限的,因而只能主要地依靠充分发挥资本主义激励机制的作用,大力发展生产力。现在国际经济竞争极其激烈,能否把产权关系调整到最佳状态,大幅提高民族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极端重要。只有把利润装在中国人的腰包里,中国才能富起来,社会主义才能搞起来,中国人民也才能富起来。否则,如果我们主要地只是一个优秀的国际打工民族,那就永远也不可能真正地富起来,永远也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所以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主要地并不是相互矛盾关系,而是相互合作关系。资本主义越发展,社会主义也就越发展。反对发展资本主义,实际就是反对发展社会主义。不让资本主义“做蛋糕”,也就是不让社会主义“切蛋糕”。

第四,承认私营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承认资本主义剥削的客观存在,是发展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新式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前提。有人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国的私营经济已经完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了;在这种经济的内部,已经完全不存在任何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已经完全过时了;一切都是按照生产要素公平分配的,因而平等问题已经解决了。这种美化资本主义的观点,显然是很不合适的。这种观点即使是在西方社会主义者当中,也是不受欢迎的。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基本精神,至今依然基本适用。如英国工党政府财政部官员在回答我驻英大使的问题时即曾明确指出:

“你说的对。我们恰恰是按照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办事,超高收入超出了他所创造的必要劳动价值,属于剩余价值,应该拿出来补助穷人,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剥夺剥夺者’。”[4]

事实上,西方国家之所以对私营企业普遍实行高额累进税、高额遗产税和特别消费税,并将大部分税款用于提供公共产品(首先是提供社会保障),其前提就是认为少数人占有大量财富是一种不平等现象,就是认为这些财富主要是社会创造的,而不是由它们的所有者自己创造的,因而它们最终也就仍然要为社会所占有。

这就表明,从发展新式社会主义的角度看,如果认为私营经济已经完全社会主义化了,那么在这个方向上发展新式社会主义经济的重大历史任务就从根本上被取消了。如果认为少数人占有大量财富很公平,那么社会主义“切蛋糕”的权力就被剥夺了。如果认为私营经济很公平,从而任凭两极分化无限制地发展下去(当然,在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上,一定范围的两极分化仍然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那你就等着中国社会的大爆炸吧。如果认为那些“血汗工厂”也是社会主义,那么社会主义的良心也就泯灭了。如果共产党不去代表工人的利益(当然同时也应代表资方的利益,应当逐步实行毛泽东提出的、也是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劳资两利”的政策),而是认为工人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状况理该如此,那么共产党也就不是共产党了。如果认为这种早期资本主义的右倾思想很现代,那就请到西方看一看吧!

第五,据刚刚出版的《邓小平年谱》,邓小平早在1992年和1993年即已谈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提出了从分配制度着手发展社会主义的重大历史任务。他指出:

“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仗’。”

“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比如刚才讲的分配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5]

在这里,邓小平的意思很清楚:一方面,“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另一方面,“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两极分化已经出现了,所以才有分配不公的问题要解决。一方面,“分配的问题大得很。”这就是说,两极分化已经是一个大问题。另一方面,“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这就是说,如果整个社会都达到了两极分化的状态,那就是资本主义了;但现在的两极分化还没有发展到这种程度,所以中国还不是资本主义。一方面,我们“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把它作为“分配问题”来看待,而不是把它作为所有制问题来解决。

邓小平的这些论述表明,从未来解决分配问题着眼,我们首先就要肯定两极分化的存在,肯定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肯定资本主义剥削的存在,肯定由此产生的分配不公问题的客观存在。如果连这些基本事实都不承认,如果连剩余价值学说都要彻底否定,如果把明摆着的分配不公统统都说成是按生产要素的公平分配,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提出和解决客观存在着的重大分配问题呢?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那岂不是要走上西方19世纪那种旧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上去了吗?这样的历史道路,西方都不走了,我们为什么还要跟着走?诚然,在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上,早期资本主义的现象仍然是不可避免的,但现在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难道还允许我们按部就班地重走一遍早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道路吗?难道我们不考虑时代性质的变化,不考虑历史环境的变化,不走时代性质与本国国情相结合的历史道路,而只是一味地重走西方旧资本主义的老路,就能够最终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吗?

所以,我们应当明确:现代文明的根本特征,就在于不是放纵资本主义,而是以社会主义限制和规范资本主义;就在于不是单纯地发展资本主义,而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我们还应当明确:我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走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就必须致力于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而要做到这—点,我们首先就必须直面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客观存在,就必须对普罗大众有一份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感情,就必须在理论上、政策上和法律上为社会主义的发展预留空间。否则,一味地美化资本主义,否认资本主义剥削的存在,无视普罗大众的饥苦,我们就不配称为社会主义者,我们就会走到邪路上去,我们也就不可能最终实现现代化!

最后,中国社会发展需要明晰的理论。理论论述能力也是政党的执政能力的核心组成部分。从这一角度看,现在也应当本着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精神,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事求是地指出一般私营经济所具有的资本主义性质,阐明发展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时代性质和我国国情的,是有利于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民族振兴的,阐明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只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阐明我国社会发展的总目标并不是发展资本主义,而是要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阐明我们现在所能实行的只是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新社会主义。

总之,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现代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也有资本主义的存在与发展。因此,这种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那种社会主义社会,而是以社会主义为主导、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新式社会主义的社会。这种新式社会主义社会的出现既不意味着现代世界已经进入到了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的历史时代,也不意味着这个世界已经进入到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时代,而是从一个方面证明了,我们目前所处的世界历史时代,实际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新时代。

注释:

[1] 详见本书第九章,第四、五节。

[2]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5月2日。这段话是原文。建国后有修改。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页。

[4] 转引自吴江著:《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沟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7-58页。

[5] 《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 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6-1357、1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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