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卫荣:也谈东方主义和“西藏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86 次 更新时间:2010-06-24 19:5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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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卫荣  

  特别是好莱坞电影中所见的西藏形象的塑造及其背景和影响作了非常直观的揭露和批判,揭示当代西方人心目中的西藏实际上只是一种“虚拟的现实”(virtual reality)。

  最近,又有安南(Dibyesh Anand)先生的著作《地缘政治的异国情调:西方想象中的西藏》(Geopolitical Exotica: Tibet in Western Imagina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8)问世,它首次从国际关系研究的角度检讨西方对西藏和西藏人的异国情调化了的表述和与中国有关的西藏地位问题的争议。它集中探讨了西藏在西方二十世纪电影、小说、游记和回忆录等大众文化媒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殊的文化形象,揭露了所谓“异域西藏”(Exotica Tibet)和“西藏特性”(Tibetanness)被人为地建构起来的过程,以及这些建构对那些被表述者们的影响。安南先生对目前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狭隘的做派提出了挑战,批评这个学科的基本定位依然主要立足于西方。他通过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所能提供的词汇的仔细检讨来分析与中国有关的西藏地位,讨论了包括帝国主义、历史、海外散居、表述和认同等在内的与西藏有关、但迄今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内尚未得到较好的理论处理的种种问题。

  作为思想史学者的汪晖在他的文章中对西方哲学家的西藏观作了颇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同样的研究以前也有西方人做过,其中以现居日本京都的瑞士禅学学者阿珀(Urs App)先生最近发表的一篇长文最为详尽。这篇文章题为《哲学家们的西藏:康德、黑格尔和叔本华》(“The Tibet of the Philosophers: Kant, Hegel, and Schopenhauer”),刊登在他太太爱斯珀斯托(Monica Esposito)主编的《十九、二十世纪的西藏形象》(Images of Tibet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Ecole francaise d’Extreme-Orient, 2008)一书的第一卷中。这本新出的论文集又是一本集中批判东方主义和东、西方西藏形象的作品,其中也收录了包括我在内的东方学人对东方文化传统中的西藏形象的观察和研究。东方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方式,绝对不是西方人的专利。西方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人类学家们曾经提出过一个叫做“内在的东方主义”(inner orientalism)的概念。研究汉人文化传统中的西藏和藏传佛教形象或可以为我们理解何谓“内在的东方主义”提供很好的注脚。

  《十九、二十世纪的西藏形象》一书中有不少可读的好文章,其中有些文章对以前流行的一些说法作了修正。譬如恩格尔哈特(Isrun Engelhardt)有关纳粹与西藏关系的著作就很有新意,作者十余年来专心研究纳粹与西藏的关系,她的这篇文章《西藏的纳粹:一个二十世纪的神话》(“The Nazis of Tibet: A Twentieth Century Myth”),和她最近发表的其它几篇文章一起致力于解构目前在坊间颇为流行的有关纳粹和西藏的神话。她的研究表明至少希特勒本人实际上并没有对西藏真有那么大的兴趣,这种说法本身是一个应该被破解的神话。十余年前我曾经和恩格尔哈特夫人一起在慕尼黑巴伐利亚州国家图书馆中查阅过希特勒和热振活佛之间来往信件的原件,不曾想到她此后一直在研究这些信件和它们在西方被故意误解和误传的故事(Isrun Engelhardt, “Mishandled Mail: The Strange Case of the Reting Regent’s Letters to Hitler,” PIATS 2003: Proceedings of the Ten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Oxford),她的研究成果结论给人很多的启发。

  对于纳粹与西藏的关系,汪晖在文章中提到了那位在西方大名鼎鼎的西藏专家、《西藏七年》的作者哈雷(Heinrich Harrer)先生的纳粹身份问题。非常有意思的是,据和他同时期在西藏逗留、并在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供职的汉人学僧邢肃芝先生透露,这位日后成为世界头号“西藏通”和达赖喇嘛密友的哈雷先生,还曾经是每两周要到驻藏办事处汇报他所收集到的情报,和每月领取一百五十元大洋月俸的国民党线人。这听起来是有点匪夷所思(事见邢肃芝口述、张健飞、杨念群笔述,《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可见这位被好莱坞神话化为英雄的人物,他的人生其实有很多不光彩的一面。对解构今天西方流行的“神话西藏”作过贡献的学者还有不少,像德国洪堡大学的胡伯(Toni Huber)教授曾经写过一篇题为“西藏人是如何变绿的?”的文章,不但解构了西藏人的“绿色”环保形象,而且还揭露了西方是如何和流亡藏人一起创造出这一形象的具体过程,是一篇非常有意思、有启发的好文章。

  

  六

  

  若从萨义德先生于1978年发表《东方主义》一书算起,西方学界对东方主义的批判至今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西方藏学家们拿起“东方主义”这把“批判的武器”,把矛头对准“神话西藏”,清算东方主义给西藏和西藏文化带来的危害,也已有十多年的历史了。但作为一种思想方式,东方主义依然无处不在,远没有在我们的视野中消失。它对今日国际间的“西藏问题”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要彻底清除其影响恐非一朝一夕之事。我们今天批判东方主义,弄清它对“西藏问题”的直接影响,不能指望西方人幡然悔悟,立马改弦更张,而是要让我们自己对西方的“西藏话语”有更清晰的了解和认识,从而积极而有建设性地参与到这种“话语”的互动和建设中去,最终打破西方在“西藏问题”上的话语霸权,为“西藏问题”的解决找到有利的时机。

  “话语权”是近年来国人新创和常用的一个词汇,但说者似乎并不理解什么是“话语”,常把“话语权”和“说话的权利”混为一谈。事实上,“话语”(discourse)不是简单的“说话”(speaking),按照福柯的说法,“话语”是指谈话时说话者将其理念或讯息以可以辨认而由组织完整的方式传递给听者的过程,它泛指人类社会中所有讯息之有形或无形的传递。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存在其特定的“话语”,它们互相推衍连结,形成一个话语结构。在这一话语结构下,所有知识的获取,及其思维行动的方式都有一定的轨迹可寻,由此产生一个特殊的文化和认知体系,即所谓“知识领域”。“话语”不是一个僵化静止的过程,其两端,即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常常产生复杂的变化。每一个“话语”下的意指结构千头万绪,其本质永远是动态的、有所企图的。“话语”具有排他性,被“话语”所包括或排斥的事物状态永远处在相对立的竞争局面中,它隐含了权力,甚至暴力的过程。

  当今世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话语”,它们是构成国际社会文化的基石。“话语”可以控制人类一切思维行动,拥有影响、乃至左右世界的巨大力量。但“话语”不像“说话的权利”,是可以用武力、强权或者金钱争夺、收买得到的一种权力。如果说者没有能力用听者听得懂的语言,可以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将你所要传递的讯息和理念传递给听者,这就表明说者没有能力完成建立一种“话语”的过程,或者参与一种现存“话语”的建构。反之,如果你能够建设性地介入、参与到这些“话语”的互动之中,并积极地去影响、甚至改变这种“话语”的发展方向,你就拥有了使这些“话语”为自己利用、服务的一种能力。否则,你就只能受这些“话语”的牵制、左右,甚至被它们巨大无比的力量打垮。说到底,世上并无所谓“话语权”,有的只是能否建立、介入和驾驭“话语”的能力(ability),和既存“话语”的强大的“话语霸权”(the hegemony of a discourse)。

  中国作为一个地域大国和经济强国显然已经不再缺乏在世界任何地方说话的权利,但由于我们长期缺乏与西方主流话语互动、对话的机会和机制,致使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能力,用相同的语言、以他们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和西方人对话,进而充分地参与和介入到世界主流话语的互动和运作之中,更没有办法积极地影响和引导这些话语的变化和发展,以打破西方的话语霸权。与此相应,我们以前既不熟悉西方这一套现存的在东方主义影响下的“西藏话语”体系及其运作规律,没有机会和能力介入这些既有话语的互动和运作之中,更没有能力建立起一套有利于自己的新的话语结构,所以在“西藏问题”上难免受西方话语霸权的牵制而时常显得笨嘴拙舌、动辄得咎。不管是大张旗鼓地宣传我们在西藏进行现代化经济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还是言辞激烈地批判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分裂中国的狼子野心,都因为和西方主流的“西藏话语”背道而驰而显得我们多半是在对牛弹琴,完全无的放矢。其宣传的效果往往适得其反,根本得不到西方受众的理解和支持。这种受西方强大的话语霸权的牵制、压迫而左右失据的尴尬局面,不但大大损害了中国人的国际形象,而且也把自己和别人都逼得似乎只剩下极端一条道路可走。

  与此相反,达赖喇嘛和西方人亲密合作,创造出了一套与西方诸主流话语非常合拍的“西藏话语”,牢牢地掌握着国际上运作“西藏话语”的主动权和发言权。达赖喇嘛在西方大受欢迎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西方诸主流话语有极好的把握,所以说出来的话对西方受众来说是句句中听、声声入耳。当代“神话西藏”绝不是西方人一厢情愿的创造,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的积极配合功不可没。在欧美新时代人用力“东方化”西藏的同时,达赖喇嘛也很卖力地、巧妙地“自我东方化”,不但将西方人对西藏的精心设计照单全收,而且还自我设计、创造、改变,乃至窜改西藏的传统,以迎合西方人对西藏的热望,最终塑定了一个人人向往的精神、智慧、慈悲、和平、自在、平等、绿色、环保的西藏形象。随着西藏一变而为香格里拉,达赖喇嘛也一步跨出中世纪,成为引领后现代世界的精神领袖。当代世界的“西藏话语”就是围绕着达赖喇嘛这一位来自东方的长老、智者、圣人和香格里拉的神话建立起来的。在打破达赖喇嘛和香格里拉的神话以前,这套“西藏话语”力大无比,可以掀起全球性的“自由西藏”运动这样巨大的风浪,让正全力以赴发展经济、使包括西藏在内的所有地区尽快实现现代化的中国人错愕不已、措手不及。

  然而,正如罗佩茨所担心和警告的那样,“神话西藏”对于达赖喇嘛和他的支持者来说无异于作茧自缚,他们在创造香格里拉的神话的同时,即已沦为“香格里拉的囚徒”。他们主创的这套“西藏话语”也为他们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设定了难以逾越的樊篱。原本或希望不惜一切手段,包括诉诸武力,建立一个独立、自治的西藏国家,而现在不得不满足于以和平、非暴力的手段,建立一个可供后现代西方人怀旧、颐情、修身、养性的主题公园。更令罗佩茨们担忧的是,一旦达赖喇嘛和香格里拉的神话被打破,西藏又该走向何方?又是谁会来关心这片美丽的雪域?我相信到时候一定是我们中国人(包括藏裔、汉裔)会还给世界一个美丽、富饶、和平和绿色的西藏。而眼下我们迫切需要做的就是要打破西方人和达赖喇嘛联手制造的香格里拉的神话,推翻西方在“西藏问题”上的话语霸权,同时警惕国人也对西藏作香格里拉式的二手炒作,不走“自我东方化”的老路,开放、自信地把一个真实的西藏展示给世界,并把我们对一个将现代和传统、物质和精神完美结合的未来西藏的规划和设计,用西方人听得懂的语言和可以接受的方式,传递给他们。我们不只是要和西方人合作建立起一套新的“西藏话语”,而且还要吸收、借助全世界的智慧、特别是西方处理现代化和保护传统文化这对矛盾的经验来建设一个神话般美丽、真实的西藏。

  

  《天涯》2010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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