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卫荣:也谈东方主义和“西藏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87 次 更新时间:2010-06-24 19:5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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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卫荣  

  令人跌破眼镜的是,这些西方的藏学权威们,其中还包括几位在西方生活的知名西藏活佛和学者,纷纷一改常态,对他们平日高唱赞美诗的西藏和西藏文化发起了猛烈的批判。原来五世达赖喇嘛是个十分尚武、有强烈复仇情绪的武僧,西藏格鲁派寺院中充满了尔虞我诈,那些转世活佛不见得真的都是菩萨转世,西藏人并不是像他们平日所宣传的那样和平、智慧、慈悲、环保,这些个形象都是西方人在不同的时候和不同的背景下幻想、设计和创造出来的。借用萨义德的话说,由于东方主义,西藏“在过去和现在都不是一个思想或者行动的自由主题”。“神话西藏”原本就是西方人自己的设计和幻想,和西藏毫无关系。现在到了该要解构和清算那些由传教士、启蒙思想家、神智信仰者、遁世主义小说家、新时代人、嬉皮士、藏学家和流亡藏人们联手创造出来的这个“神话西藏”的时候了。这些报告听来真是振聋发聩,于我无异醍醐灌顶,让我终于搞明白今日西方人对西藏的这份热情究竟缘何而来。会议次年,“神话西藏”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神话西藏:感知、投影和幻想》(Mythos Tibet: Wahrnehmungen, Projektionen, Phantasien, Koeln: DuMont 1997; 后来它在美国的Wisdom Pub. 也出了英文版,改名为Imaging Tibet: Realities, Projections, and Fantasies, Boston 2001)在科隆出版,它是西方学者集体清算西方“西藏热”中的东方主义倾向的第一部很有影响力的著作。

  当然,对“东方主义”和“神话西藏”作了最彻底的揭露和最无情的批判的著作是罗佩茨先生的《香格里拉的囚徒们:藏传佛教和西方》(Prisoners of Shangri-la: 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罗佩茨是美国密西根大学的藏学和佛学教授,是目前美国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佛教学者和文化批评家。他和前面提到的瑞士学者布劳恩先生是同一时代的西藏学家,他们都经历过从对西藏和西藏文化的狂热崇拜到开始解构“神话西藏”的过程。罗佩茨此前主编的《佛之主事者:殖民主义下的佛教研究》就对西方佛教研究中的东方主义倾向作了十分彻底的清算,其中他自己的文章《拜倒在喇嘛脚下的外国人》就是对他自己这一代人之西藏情结的解剖和批判。他大概也是最早从批判“东方主义”的角度来观察“西藏问题”的西方学者,早在1994年他就发表过一篇题为《新时代东方主义:西藏的例子》(“New Age Orientalism: The Case of Tibet,” Tibetan Review, XXIX, 5, pp. 16-20)的文章。

  罗佩茨在《香格里拉的囚徒们》一书中,选择了西藏的七个最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cultural icons)作为他考察、分析和解构“神话西藏”的切入点,这些文化符号有些是从西藏带到西方的,而有些则是西方对西藏的设计,它们是:1,名称——喇嘛教;2,书——《西藏死亡书》;3,幻像——让巴的小说《第三只眼睛》;4,咒语——六字真言;5,艺术——唐卡;6,学科——美国的藏传佛教研究;7,囚牢——达赖喇嘛和香巴拉的囚徒。通过这七个文化符号在西方被引进、设计、塑造、表述和误解的经历,罗佩茨用极为引人入胜的笔法,外加众多匪夷所思的故事,带领读者穿越了一座文化迷宫,回顾了欧洲、美国和西藏之间十分具有戏剧性的互动关系,揭露了西藏如何在西方浪漫主义、文化盗用、学术误导和东方主义、殖民主义的大合唱中,终于失去其历史、地理、时间、宗教和现实的根基,最终沦为一个精神的、虚幻的、非人间的香格里拉的过程。罗佩茨不但揭露了西方传教士、旅行家、神智信仰者、小说家、嬉皮士、藏学家和佛学家们,如何和达赖喇嘛及其支持者联手,创造出了一个“神话西藏”——香格里拉的全过程,而且还十分尖锐地指出了香格里拉化西藏对于推动现实的“西藏事业”(Tibet Cause)所具有的十分严重的危害性。

  在罗佩茨看来,这种想象出来的、神话般的西藏形象尽管十分迷人,但严重地掩盖了西藏政治、历史和宗教的极为复杂的现实意义。随着一个精神的、虚拟的西藏的形成,一个现实的、物质的西藏便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将西藏神话化为香格里拉对于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的朋友们来说无异于作茧自缚,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已沦为“香格里拉的囚徒”。为了赢得西方信众对他夺回西藏领土的支持,达赖喇嘛不得不投其所好,将普世的慈悲、爱、非暴力和环保当作藏传佛教的核心来宣传,而就像打坐、观空和慈悲离不开用“人油做的、以人头发为灯芯的供灯来作供养仪轨”一样,和平和暴力原本是藏传佛教修习之不可分割的两面。达赖喇嘛为西方提供了一个“天使般的藏传佛教”,而西方人则为他设计了一个“主题公园式”的西藏。为了“解放他的祖国”,达赖喇嘛必须允许藏传佛教从它的本土漂移出去。达赖喇嘛及其支持者目前向世界表述西藏的这种方式或终将走向实现“一个西藏自治国之事业”的反面。

  

  四

  

  罗佩茨先生的《香格里拉的囚徒们》很快成为轰动一时的名作,赢得了一片喝彩声。其影响远不止于西藏学界,它对整个西方后殖民时代文化批评都有相当大的刺激。罗佩茨对西方人在构建“神话西藏”中表现出的东方主义倾向的批判无疑句句中的,入木三分,读来令人感觉痛快淋漓。可是,他对“神话西藏”的解构和对那些直接参与了创造“神话西藏”运动的干将们的批评,也引起了很多人的不安和愤怒,其中尤以受到罗佩茨激烈批判的哥伦比亚大学宗教系宗喀巴讲座教授瑟曼先生的反应最为激烈。这位当时名列全美最有影响力的二十五位大人物之一的瑟曼先生忍无可忍地站出来,痛斥罗佩茨 “责难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s),指责他为虎作伥,已经和谭戈伦(Tom Grunfeld)和戈斯坦(Melvyn C. Goldstein)两位先生一起站到了中国辩护者的队伍之中。

  瑟曼把罗佩茨和他们两人相提并论显然不妥。谭戈伦和戈斯坦敢为中国说话,故较受国人重视,然在西方学界则备受侧目。他们于九十年代初就“西藏问题”发表了不少较为客观的言论,企图在黑白之间寻求一种中间的灰色地带,显示出正直学者的良心和勇气。然而,或许是因为北京对他们两人的过分友善使他们在西方学界的地位变得颇为尴尬,其影响力便大打折扣。而罗佩茨与他们完全不同,尽管他对解构西方“神话西藏“的贡献比前述两位先生的影响要大的多,但他毫无要为中国辩护的意图,他显然更着意于打倒在他之前的那些藏学权威。要说美国藏学研究的领军和代表人物毫无疑问首推瑟曼和霍普金斯。这两位鼎鼎大名的藏学教授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先后皈依藏传佛教,并与达赖喇嘛结下了很深的交情,成为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在美国的代言人。他们不遗余力地在西方制造西藏,特别是藏传佛教的神话。瑟曼无疑是当代西方最杰出的藏传佛教宣传家,他把西藏喇嘛吹捧为心灵科学的宇航员,声称藏传佛教在心灵科学上取得的成就已远远超出了西方太空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而霍普金斯则更是走火入魔,曾经将本来与藏传佛教毫不相关的、由“疯僧”根敦群培撰写的《欲论》改写成藏传佛教的性爱和精神宝典,声称修习藏传佛教可以让人同时获取肉体的喜乐和精神的解脱。由于罗佩茨和霍普金斯有师生之谊,故笔下留情,但他对瑟曼则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难怪瑟曼如此大人物也不得不亲自披挂上阵,用非常政治化的语言、上纲上线地把罗佩茨痛批了一顿。

  以罗佩茨为代表的西方藏学家解构“神话西藏”的努力,无疑对九十年代末西方世界持续升温的“西藏热”有一定的降温作用,对那些狂热的西藏发烧友们也多少有点醒脑的功效,当他们继续执着地把“神话西藏”当作自己的精神寄托时,间或也不得不扪心自问一句:“我们还是香格里拉的囚徒吗?”但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效果实际上只能说是解构“神话西藏”的副产品,罗佩茨等西方学界的新权威们不遗余力地抓住西藏这个特例,猛烈地批判东方主义,解构其先辈构建的“神话西藏”,其最直接的目的无非是要打倒其先辈的学术权威,从而树立起他们自己的权威身份。在这个过程中,“东方”或者“东方主义”不过是他们用来达到这个目的的工具,它们早已内化成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和东方无关。和我们东方人批判“东方主义”与东、西之间的政治、文化和学术等多方面的冲突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不同,对他们来说,这更多是一场西方内部的知识、思想和学术的游戏,和东方和东方人的痛痒无关。他们对东方主义的激烈批判并不表明他们能够改变,甚至摒弃其先辈的东方主义态度,从而更客观、更正确的对待和理解东方。相反,他们在很多方面比他们所批判的前辈走的更远,在与东方交往和互动这一层面上,他们往往与东方更加隔膜、更加乖剌不入。换言之,他们比其先辈更加“东方主义”。在解构东方主义影响下的西方东方学术研究的同时,他们并没有提出一套更好的理解和研究东方的方法,而往往将脏水和婴孩一起泼掉,在解构东方主义的同时差不多把东方也一起给解构掉了。正如瑟曼所指出的那样, 罗佩茨声称破解“神话西藏”是为了加强“西藏事业”,可他的书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喜欢西藏”。

  对于这一点,罗佩茨们或者真的没有自觉,抑或非常不愿意承认。据罗佩茨自述,有一次他应邀参加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组织的针对《香格里拉的囚徒们》的辩论。当发现受邀来和他当面对质的竟然是流亡藏人的代表时,他感到非常的诧异,甚至委屈。因为,在政治上罗佩茨从来就站在达赖喇嘛及流亡藏人一边,一直关心着“一个西藏自治国之事业”的实现,所以他原本以为会有一位中国人站出来和他交锋。罗佩茨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对西方“神话西藏”的解构实在已经走得太远,已经同时把西藏和西藏文化也给无情地解构掉了。而这显然严重伤害了正在西方积极寻求支持的流亡藏人们,故引起了他们及其像瑟曼这样的支持者的强烈的不解、不安和不满。罗佩茨归根到底最关心的还是他自己的利益,而且没有意识到他的利益不见得总和他热情支持的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的利益完全一致。总而言之,罗佩茨等人对“东方主义”和“神话西藏”的批判于西方的东方学界可以说是一场具有颠覆意义的革命,但他们的出发点并不是要为解决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提供帮助,尽管其研究结果对我们理解东西之间“西藏问题”的复杂性有许多令人茅塞顿开的启发。

  

  五

  

  除了《香格里拉的囚徒们》之外,与批判东方主义和“西藏问题”有关联的西方著作还有不少。如果有人对西方文学作品中的西藏形象有兴趣,则毕晓普(Peter Bishop)先生写于八十年代末的《香格里拉的神圣神话:西藏、游记和西方的圣地创造》(The Sacred Myth of Shangri-la: Tibet, Travel Writing and the Western Creation of Sacred Landscape, Adarsh Books, 2000,这是修订版,初版于九十年代初)是一本从理论到实证都很出色、非常值得一读的好书。作者对西方大众传媒和文化批评理论的运用和建树甚至超过后出的包括罗佩茨的作品在内的大部分相关著作,他对西方人如何塑造“圣地”(sacred geography)的描述和批判给人以很多的启迪,对后人破解香格里拉的神话有开创性的意义。毕晓普先生后来还写过一本叫做《权力之梦:藏传佛教和西方的想象》(Dreams of Power: 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ern Imagination (Athlone Press, 1993) 的书,对荣格等西方思想家对西藏佛教的误读作了颇为深刻的批判,它们无疑也给罗佩茨等学者后来所作的类似研究以很深的启发。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校区新闻学院院长夏伟(Orville Schell)先生的《虚拟的西藏:从喜马拉雅到好莱坞寻找香格里拉》(Virtual Tibet: Searching for Shangri-la from the Himalayas to Hollywood,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0)一书,对美国通俗文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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