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免于被支配的自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58 次 更新时间:2010-06-24 19:3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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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  

  

  普遍存在的依附关系

  

  时代周报:最近出现一股被称为第三波移民潮的现 象,和上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两次移民潮不同,这次移民潮的主体是社会各界知识精英和富商阶层组成。你会从什么 角度来看这一现象?

  崔卫平:那些能够移民的人们,是有一定的经济条件、经济保障的。然而这并不能让他们真正挺直腰杆,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人做事。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仍然处于某种依附关系当中。这是我们社会的某些规则或者潜规则决定的。比如一个人再能干的人,他要办个事情,拿个项目,也要低下头来,讨好某个人,低头哈腰,做些打点,唯恐伺候不周到,而这个某人事实上让人无法真正尊重他。对一个在人格上比自己低矮的人,要表现得比他还要低矮,这肯定是让人不舒服、不自在的。而尽管这样,他也不知道事情是否能成,他没有把握,他不得不处于某种疑神疑鬼的状态之中。“疑神疑鬼”是我们这个社会比较普遍的精神状态。也就是说,也许实际的“干涉”并没有发生,但是某种“支配”无处不在。所谓“看不见的手”,是一只无处不在的“支配”的手。就像一把悬在头上的剑,什么时候落下来,你不知道。你对自己的已有的东西也好,想要的东西也好,始终没有把握。

  “疑神疑鬼”就活得很累,很晦涩。谁不希望获得单纯一些,坦坦荡荡?做生意可以暂时输掉,那是自己的判断失误,这个还可以找回来;但是不要长年累月接受“胯下之辱”,拿自己的脸面让别人糟蹋,那样降低了这个人的人格,损害了他的尊严,这个找不回来。因此,人不仅需要免于“被干涉”,免于突然有一天拆到你的房子,免于被改造思想,他同时还需要免于被支配,免于被别人捏在手里,免于对他人诚惶诚恐。这样才谈得上有尊严。

  时代周报:尊严在今春以来成了一个热词,这 也恰恰反衬了现实中尊严的匮乏。实际上尊严与被支配和依附关系是内在关联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尊严的匮乏是不是体系性的?

  崔卫平:可以这么说。这个问题之所以被提出来,肯定是一种强烈需要。但是“尊严”也很容易被窄化。当然,一个人要有住房,要有温饱,有基本生活品,这是尊严的底线,但并不等于尊严的全部。尊严还应该包括不受支配,不屈从,不依附别人。一个人渴死了,给他一杯水,但是在这杯水里又吐了一口唾沫,这个谁会愿意喝呢?我们社会的潜规则,对于许多人来说,就相当于这口唾沫。“喝还是不喝”,就是这个问题。当然我们看到许多底层人民受苦人,他们处于极端匮乏当中,缺乏所需要的保障,但是你也会发现,这个社会的几乎所有人,包括在别人看来是有地位有保障的人们,甚至是高高在上的那些人们,都认为自己是不自由的,是身不由己的,是“不得不”这样。近期移民潮的问题,将这个问题暴露得很突出。这些所谓社会的中坚力量,一般称之为“精英”,如果不是深感某种匮乏,他们何至于在人到中年之后背井离乡?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这里面反映出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反映出人并不是温饱的动物。随着物质水平的提高,人的尊严感也在增强,而这方面所提供的公共品太过不足。它必然提出了比如有关制度进一步公开化、透明化的要求,从结构上改变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支配性关系乃至奴役性关系。

  

  在场的匮乏与缺席的焦虑

  

  时代周报:那么,该如何更切身地理解支配与依附这么一个关系呢?有时候,我们自身对这种依附性、被支配的状态,可能是无觉察的。

  崔卫平:举个例子吧。我们知道很多人每天晚上要在外面吃饭,那已经不是一种享受,而是必须这样。他感到如果饭局少了,就特别不安全。他不知道别人在饭桌上说了什么,趁他不在安排了什么,其中重要的信息、重要的优惠没有给他。他没有机会表现自己,将自己的面子“给”出去。如果他不是时时刻刻在他们其中,那么就意味着随时与可能被拿掉。只有成为“其中的一员”,他才能够得到保障。这里还有一个“长远”的考虑,那就是如果我不事先打好伏笔,事先联络好感情,等到我有事情求人时,那就晚了。你看,本来是写在制度上明文规定的东西,作为公共品平等地提供给所有人的东西,成了一道吃饭的人们才能够享受到的特权。

  我偶尔也会参加这样的饭局,说实话,觉得这样的饭局很像是一个“同志聚会”,官员们之间一开口就是“感情”之类的话,一口酒的深度体现了感情的深度,俗话说“感情深,一口闷”,这让人觉得很不自在。男人的感情是这样子表达的啊?啊?他们本来都是官员了,有着旁人羡慕的“体面”的身份,怎么到了饭桌上依然是个“孙子”,是需要将一切都堆在脸上的人,需要将自己喝死了,而他本人到底想不想喝,想喝多少,不是自己能够说了算。在那种饭桌上交杯换盏的背后,你看到的大多是忧心忡忡、疑神见鬼和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利用。所以,在这个社会中,不仅老百姓感到不安全,所谓精英们也感到不安全,很少有人感到自己是有保障的。

  时代周报:我看到报道中的一个例子:一 位已经移民的身家数亿的温州商人,坦言越来越不喜欢每周有四天时间得在外应酬、打点各路官员、 朋友,而向往公私分明的生活方式,把更多时间留给老婆和孩子。可见,这位温州商人的情况并非个例。

  崔卫平:那样整天在饭桌上的生活,肯定不符合健康,也会减寿。一个人非要吃到吃不动了,吃到将肚皮撑破,吃到再吐出来,整天过这种生活,这个多么丑陋啊。难道人生就没有别的事情好做了,就没有别的享受了?时间长了,不要别人说,他自己就会起反感。这件事情真正是个麻烦:一个社会的上上下下,有钱人和没有钱的人,有权的和没有权的人,有地位和没有地位的人,都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来生活,都不能根据应该怎么办去办(既不根据制度,也不根据道理),都被一种不知名的力量驱赶着。共和国嘛,本来人人是主人,以及互为主人,现在变得没有人能够做主,吃饭也不能做主。

  时代周报:这种人人身不由己的局面,那必定存在 一个主体,或者说支配力量的施动者。它是什么?

  崔卫平:这个很有意思。这是一个“巨无霸”,一个“巨灵”,它肯定不是仅仅是称之为“制度”的某些东西,不是写在宪法里写在明文规定当中,而是所有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像语法埋藏在语言里面,我们不用语法说话,而是用语言说话,说出来的东西却要符合语法。在这个社会里生活,需要一些特殊的“智慧”,需要了解的语言背后,有哪些特殊的“语法”,并且对此只能心领神会,只能默认,而不能大声说出来。这些看不见的东西构成了我们生活的全部背景,如同一只怪兽,一个深渊,听不见它的声响却随时吃人。从前有一个说法叫说“异化”,这就是异化。人与人的关系本来是人所创造出来的,后来却越来越成为支配人们自己的怪物。于是就有了一些想要出走的人们,想要远离这头怪兽。

  

  精英与责任相联系,而不是权力

  

  时代周报:您是怎么理解精英这个概念的,以及如何看待当下社会的精英的?

  崔卫平:“精英”这个词汇,有它含混的一面,也有它流行的、通常被理解的一面。比如说获得一定社会财富,即经济精英,或者一定社会权力,或者说政治精英,这是一些主要是媒体的说法。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还有知识精英,现在知识分子根本不成为精英了,因为他们无权无势了。

  但是,假如不对社会和民族的明天负责任,没有一个长远的一个眼光,以及落实到今天能够促进社会进步的一些行为,我们能够将这些人称之为“精英”吗?那些今天有权优势,是无数饭局的座上宾,但是明天被发现是个大贪官,成为阶下囚,他是个什么精英人士啊?他所处的那个位置恰恰是他败坏社会的一个根源。在我看来,“精英”这个词是与责任感联系在一起的。能够对社会负责,对民族的当下和未来负责,对民族的千秋万代负责,那才能称之为社会精英。那些没有责任感的,只会败坏社会和民族的,不管他资产多少,权力多少,知识多少, 我一概都不承认。

  时代周报:可是,当这些精英纷纷离开的时候,他们是在“用脚投票”吗?

  崔卫平:叫“弃权”吧。按理说一个社会的精英,不管怎么说,再恶劣的环境,既然他在这个环境里积累了财富,做成了一个企业,他就需要回馈社会,帮助建设这个社会。这也是一个人之常情。决定离开,当然是他自己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是充满遗憾的。虽然他赚了钱,但是他仍然处在一个暗处,一个光线不足的地方。他不能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不能让更多的人们了解他的善行,他的美德,不能成全他在公共生活方面的角色,以及获得这方面的荣耀。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我们社会价值观的单一。人们很少将回馈社会看作是自己的责任,也是自我的实现,是体现成功的另一个标准。

  时代周报:这样的话,有没有一些办法去重新梳理或者彰显这种伦理的力量?

  崔卫平:问得好!尽管我们说人人身不由己,但是那些在今天拥有更大权力的人们,那些重权在握的人们,对重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力量拥有更多的责任。一方面,这需要他们拿出一些制度性的安排,比如一些社会政策需要向弱势群体倾斜,向基本生活品得不到保障的人们倾斜,另一方面,即使在身不由己的情况下,在体系与良心矛盾的情况下,依据良心办事,而不是依据潜规则办事。这是可能做到的,也不是没有人做过。《南方周末》报道过四川的教育厅的一个官员,他叫林强。因为那么多学校倒塌,那么多孩子埋在钢筋水泥底下,他自动放弃奥运会火炬手的这个角色。《南方周末》做了专访,但是这人从此却不能再露面。我们最近看了一部纪录片叫《掩埋》,关于唐山地震预报,其中有一个青龙县的县委书记叫做冉广歧,他相信了科学家的预报,他说批评批孔能够在屋内进行,也能够在户外进行,于是顶着摘乌纱帽的风险把全县人民弄到户外去了,于是这个县没有一个人因为房屋倒塌而死亡。他的这个做法一点也不符合“语法”。但是救了全县几十万人民。当时有一个简报表扬了这位冉书记,但是简报很快被收回。这样符合人民利益的人们及其做法,在体制内却得不到鼓励,换句话说,这个体制不鼓励有良心的人有良心的做法,甚至相反,将这些人们剔除出去,制度性地取消良知,你说什么也没有用,即便是仰望星空。

  

  站出来,站起来

  

  时代周报:如何为这个时代寻找方向感,重塑伦理和价值感,既是精英群体的责任,也是每一个个体的责任。您有个提法叫做“内部革命”,揭示出一种不同以往的新起点和动力,其主要思想是什么?

  崔卫平:我的意思是不要等到大环境改变之后,不要等到一个社会的“外科手术”之后,我们才改变自己习常的做法,而是每个人都可以从现在做起,把自己变为一个良性的起点,从自己的良心、道德、伦理出发,包括从自身职业伦理出发,开始负起责任来。一个法官不要带头枉法,一个记者不要做假新闻,一个报纸的主编不能阻止记者做真实报道。不要总是拿各种各样的东西做借口,事到如今,任何借口都不成为借口了。明摆着推卸责任,你还有什么可说的?让每一个人负起责任来,从各种借口、说辞和体系中站出来,站起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有责任感、有尊严的人,这就是“内部革命”的意思。

  我们有时候是习惯性的恐惧,觉得我不能做某件事情,大 家都没有做,其实不要怕,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有力量的起点,不要等待看他人眼色,等待别人一起做,在这个意义上,我是觉得中国现在就像文艺复兴年代一样,需要呼吁“人”的解放,将人自己从这个体制的身份下摆脱出来。不是按照体制中的地位、身份和权力大小,来看待这个人的价值,而是看他实际上做了什么,他这个人本身如何。每个人需要立足于他自身,他自身的力量,自身的价值,自身的行为,自身的美德,自身的道德责任感,他这个人对于社会的贡献,根据这些来判断一个人的价值,而不是根据一个空洞的制度身份。需要一个全新的判断人的眼光,而不是依附于某个系统。

  时代周报:我的理解是,“人的解放”核心是人作 为“主体”意识的觉醒,这恰恰需要从依附性关系中脱解出来才能获得。

  崔卫平:像韩寒,一个体制外的人。他又能写小说,又能赛车,又能办杂志,还能写那种文章。那种文章不好写,因为某个事件大家都有感受,要把那种感受描摹出一个框架来并带来阅读的新鲜感,很不容易的。在不只一个方面同时进展、势如破竹的韩寒,体现了一个人的丰富潜能和力量,他的独立、他的勇气,他的多才多艺。韩寒说过,他不想移民。实际上他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了自己,找到了自己的力量。需要更多的人们像韩寒这样,而不是纠结于每天感到身不由己,每天感到无能为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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