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之伟:让宪法的阳光照亮刑事法适用之路

——就文强死刑复核等问题向有关最高国家机关恭陈宪法意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91 次 更新时间:2010-06-24 11: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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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之伟 (进入专栏)  

  

  【摘要】打黑除恶非常必要,但适用刑法不能违反宪法的规定和精神。下级法院适用法律是否守宪的问题应纳入死刑复核范围。快速核准死刑不太符合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死刑核准须留意重庆运动式执法的背景。重庆法院对文强罪行的归责不符合宪法规定的担责体制,且法检公三家办案未依宪法规定相互制约,法院未按宪法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文强案一审判决有重大程序瑕疵,适用刑法疑似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须留意有人“民意”假造,刻意误导上边和百姓。最高院复核文强等死刑应坚守法治原则。有关最高国家机关对地方法院不守宪应有所处置。应避免对司法做政治化操控。司法政治过度化不利于巩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和国家的长治久安。[1]在公职人员职务犯罪领域的死刑近乎完全人治化了的状况下,有关最高国家机关可考虑暂停以贪污罪、受贿罪判处被告立即执行的死刑,同时应尽快修改刑法将量刑标准纳入法治轨道。对最高院是否应核准文强死刑立即执行的问题,本文作者不应回答,也不具备负责任地回答这个问题的条件。对于国家及其司法机关来说,没有比合宪合法和公正地裁判案件更容易树立权威和公信力的事情。对于法学者来说,应该没有比宪法和公正价值更高的东西。

  

  【关键词】宪法;法院;文强案;刑事法适用;死刑复核

  

  最近半年,重庆乃至整个中国,司法界真是大戏连台啊,李庄案余音未了,又迎来了对文强等人的审判和死刑复核。对李庄案,陈有西律师的有关课程讲得很清楚,[2]范忠信教授的法理与伦理反省评析得很透彻。[3]我今也借打黑除恶运动的东风,主要针对文强等案并结合李庄等案,检讨一下重庆当地法院在适用刑事法过程中是否遵守宪法的问题。

  像关注重庆打黑的所有其他人一样,我注意到了新闻媒体的以下报导: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4月14日以受贿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强奸罪,数罪并罚一审判处文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文强不服,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5月21日对文强案二审宣判,重庆高院认为文强所犯受贿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据此,重庆高院裁定驳回文强上诉,维持一审死刑判决。[4]重庆高院已将文强的死刑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如复核通过会被立即执行,如被发回则一般会转为死刑缓期执行。

  看来,重庆“打黑除恶”取得了很大成功,尤其是从公安队伍中前所未有地挖出了那么多害虫,不免让人赞叹。从媒体披露的情况看,像文强这样罪行十分严重的一些人,被判死刑是罪有应得。但是,对于他们的死刑是否应该立即执行的问题,辩护律师和检控方的意见是对立的,有的一审法院合议庭内部曾有争议,而且,据我所知,社会上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实际上也很不一样。

  我知道,在一个国民对贪腐犯行都习惯于高喊“严惩”且习惯于舆论一律的国度里,任何人发表与“主流”舆论相左的意见,都会让居于威权者地位的人士感到不快,随之而来遭受的几乎一定是专职或兼职的“网络评论员”的咒骂。古代士大夫在这种境况下,往往会提出“读圣贤书所为何事”的问题以自励。今天,我也很愿意以“做宪法学所为何事”这句话来反躬自问,并借以激发自己说出真实想法的勇气。

  记得读过刘瑜先生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敌人的权利》。文中写道,检验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有一个过硬的指标,那就是看它的“敌人”(如关塔那摩的囚犯)落到它手里后,其正当权利有没有得到保护,或者看这个社会能否容忍其政府以“国家安全”之类神圣至极的名义来践踏“敌人”的人权。所以,我确信坏人的人权,如黑恶团体老大的在受审过程中依法享有的权利(这种权利在台湾被称为“司法人权”),同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权利一样,同等重要。另外我记得,数年前在纽约访学时,曾见到一群人举着横幅和标语牌,在大约是90街附近与中央公园平行的大道上集会示威,并且用喇叭对着一栋大楼愤怒地呼口号。我走近一看,原来那栋大楼是联邦卫生管理机构所属的一个动物实验室,游行示威者是在抗议狗啊老鼠啊受到了虐待,是在关心畜生们的“人权”。这件事近几天总是连同这样一个问题窜到我的头脑中:在“打黑除恶”运动中被判了死刑的那些人的确是坏人,被判了较轻刑罚的人也绝非毫无过错,但他们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难道就不如美国那些人眼中的一条狗?所以,下面我会站在宪法的立场,说说对于重庆有关法院适用刑事法的观感。本文有些说辞,客观上可能有帮助被告维护司法人权或正当权利的意味。

  但是,从主观上说,我撰写此文,完全是基于维护我国宪法的地位和权威的考虑。本文结合少许敏感的和标志性案件,探讨了重庆打黑除恶运动开展以来,当地法院在适用刑事法律方面可能存在的一些违背宪法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处置的考虑。这些宪法意见,敬希有关最高国家机关领导者垂注。

  

  1.似应将适用法律是否守宪纳入死刑复核范围

  

  “人命关天”,而且,重庆“打黑除恶”中的有的典型性判决,如文强的死刑判决,肯定会成为对全国“打黑”产生深远影响的标志性事件,[5]从而在全国产生示范效应。这就是说,最高院如果核准重庆高院刚刚报请复核的死刑,今后必有更多的贪腐官员会被援例判处死刑;反之,如果最高院不核准其死刑,则今后类似官员一般会被援例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所以,重庆现在报请最高院复核的死刑是否被核准立即执行,法律、法学界人士应该高度关注。最高院应否核准死刑,复核内容虽然涉及一审、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定罪是否准确,量刑是否适当,审判程序是否合法等诸多内容,但着眼于刑事审判的主要内容,我们不妨将最高院的复核内容,简约地概括为一审、二审法院适用刑事法是否正确的问题。现在看来,复核重庆高院最近提报的死刑,不能回避一些其本身虽极为重要,但却长期被法律界、法学界人士忽视的问题:什么情况下法院适用刑事法正确?什么情况下法院适用刑事法不正确?应该用什么标准衡量法院适用刑事法正确与否?

  符合宪法的规定和精神,是法院适用刑事法的基本要求,也是人们可据以判断法院适用刑事法是否正确的最重要衡量标准。宪法是执政党最根本的主张和人民的最根本的意志相统一的表现,“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6]如果法院适用刑事法违背宪法的规定或精神,其判决就是有宪法瑕疵的判决,应按不合宪做相应的处置。

  最高院该如何处置下级法院适用刑法时未能遵守宪法的情况?这是一个需要做专题研究的问题。我国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地方各级人大在本行政区域内有责任保证宪法的遵守和执行,但包括最高法在内的各级法院没有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按宪法规定,与其它国家机关一样,我国审判机关也“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宪法》还规定,一切国家机都必须遵守宪法,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因此,在法院体系内部,最高院发现下级法院有不遵守宪法的行为时,有责任也有义务提出并要求其改正。在这种情况下,最高院只不过是根据宪法第127条的规定,在按宪法规定履行监督地方各级法院的审判工作的义务,并未侵犯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当然,这样看问题,并没有免除有关地方人大在各自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在本地法院得到遵守和执行的义务。

  

  2.快速核准死刑不太符合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

  

  司法的权威关乎社会的长治久安,所以,法院裁判案件也好,最高院做死刑复核也好,均不应该以牺牲审判独立为代价对其他公共机构做政治性配合,包括在办案速度上。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而且,“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每个人都只有一次。”奥斯特洛夫斯基这句话在文学作品中的含义,与在法律上的含义并无区别。许多国家尊重生命的方式是废除死刑。我国或许还不宜完全废除死刑,但已确立了限制和减少死刑的刑事司法政策,而且贯彻这一政策已经初见成效。所以,今天的法院适用刑法剥夺人的生命应该前所未有地慎重。慎重一词在死刑运用中不能只是简单的空气振动,它应该有外在的体现。严格按审判和复核程序办案固然是慎重的表现,完成这个过程花费的时间有多少,也应该是衡量法院剥夺人的生命是否慎重的重要指标。近年来有些死刑案件,审判、复核程序走得太快,不仅体现不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精神,甚至给人留下最高院复核死刑草率行事、匆忙走过场,对人的生命缺乏足够尊重的印象。

  法律界法学界人士大都知道,在其他法治国家或地区,即使还没有废除死刑,也不会有从检控方向法院起诉,到审判执行完毕只花区区二、三个月甚至更短时日的死刑案件。在那些国家或地区,死刑案件从终审定案到死刑犯被实际执行,耗时三五年是常事,拖十多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情形也算不上新闻。所以,我国法院判处和核准死刑的节奏适当放慢一些,其本身就是对人权、对人的生命更加尊重和给予了更充分保障的表现。我不是学刑法的,但我知道,欧洲、大洋洲、北美有的国家和联邦国家的有些组成部分,以及我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都已经废除了死刑;在美国,虽然有些州还没有废除死刑,但那些州的死刑,从对被告作出一审判决到其作为死刑犯被实际执行,按最保守的估计平均耗时也在10年以上。

  但曾几何时,我国法院的死刑判决、核准和执行之快,让人感到中国人的一条“命就像是一根草”(赵作海语),强大无比的国家要剥夺一条人命就像一个壮汉用小指头弹掉落在衣袖上的一粒浮尘那样轻易。如刘涌案,2003年最高院组织合议庭送法上门再审,当年12月18日开庭,4天后的22日上午就对刘涌做出了死刑判决,还没宣判前死刑执行车已经等在法院大院里,判决2小时后即执行完毕,送殡仪馆火化。这种审判和处决死刑犯的速度,给人的感觉是法院审案不过是按既定方针办,追求尽快走完法定程序。郑筱萸案、福建南平屠童案等案件,最高院复核速度之快,也是超乎法学人士的预料,以致在民间,某些案件的凶手是否精神病人之类的疑问,在一部分公民的内心深处至今仍是挥之不去的阴影。

  快速审判、核准和执行死刑有损我国的国际形象,也减损了死刑制度的正义性。长期以来,我国政治家和法律人士往往只看到快速审判死刑案件和执行死刑的正面意义,对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似乎没有做过认真评估。毕竟,国家不是杀人机器,在审判、核准和执行死刑方面的高速度,在剥夺人的生命方面表现得特别有效率,是国家漠视生命、对人权不够尊重、保障人权不十分到位的表现。在国际社会,这不是文明的表现;在国内,它与当今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

  再者,历史上不少死刑冤案或疑似冤案,如果有关法院能舒缓几个月或几年核准和执行死刑,原本就大都是可以避免的。

  

  3.须留意文强等人获死刑的运动式执法背景

  

  毛泽东爱搞运动是有定评的,但毛泽东有时也清醒地看到在运动中处罚当事人或犯罪嫌疑人极可能偏离常轨,所以,他在历史上曾做出过在运动中“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理性决断。

  运动有其特有的发展逻辑,在运动兴起后,运动主导者就不可能有效防止被动员起来的“干部群众”或其下级组织做出过火行为。不久前读到《炎黄春秋》杂志2010年第2期上刊登的张鸣的文章《刘青山张子善事件的再反思》,觉得此文印证了我的上述认识。该文提出,在三反运动中发生的刘青山、张子善事件,多少年来一直罩上了一层不容置疑的反腐败光环。但是,无论哪种叙事版本,都不能否认一个基本事实,即这个最终导致当事人被枪毙的事件,其实属于典型的“运动案件”。刘、张事件在运动开始后一周左右东窗事发,事发第二天毛泽东即批示严惩。该文认为:运动中骇人听闻的事件,在运动结束后,即使没有从大象变成老鼠,也大抵会瘦身一半;三反运动也不例外,许多运动中交待贪污了成吨黄金的“大老虎”,最后核实,可能连一文钱都没有。现在我国的法制,相对于上世纪50年代初健全多了,所以,对现阶段在运动式执法中被定罪的人,肯定不宜这样说。

  但是,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当今的运动式执法对司法机关认定事实和定罪量刑同样会产生非常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影响。以重庆“打黑除恶”为例,我们不妨试想:如果不是在运动状态下,李庄制造伪证、妨害作证的事实,文强强奸的事实能够被认定吗?他们的相应罪名在法院能够成立吗?我所接触的法学界人士大都倾向于相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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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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