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央:长长短短谈父亲李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39 次 更新时间:2010-06-21 21: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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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南央 (进入专栏)  

  

  父亲现在也算是名人了。一位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官员说,他知道的第一个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就是李锐,读的第一本中文书就是《庐山会议实录》。父亲是作为一个有独立见解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而成名的。他的那些在共产党里的经历,做过高岗、陈云,毛泽东的秘书;做过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国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只不过使他这个人更具传奇色彩,使他的知识更特殊。没有多少人看重李锐,谈及李锐,是因为他曾经当过共产党多大的官。人们谈及的是李锐其人。我为有这样一个父亲而感到自豪。

  我这辈子活到现在,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少得可怜。小时候2岁进幼儿园,7岁进小学,都是住校,两个星期回家一次。父亲很少在家,因此对父亲的印象极其淡薄。他1959年出事,我连他当毛主席秘书这回事都不知道。爸爸、妈妈带我去中南海小礼堂看京剧,见到毛主席和赫鲁晓夫,我也不知道那是因为爸爸的工作,我们才有此殊荣。以为戏票是爸爸买的,正巧赶上毛主席和苏联朋友也来看戏,我的幸福完全是偶然的幸运。

  我9岁时,爸爸被发配去了北大荒劳改。后来回到北京,住在水电部的单身宿舍8号楼,我们与母亲住在后边的9号楼。虽然只有百米之隔,却似有万里之遥,母亲通常是不准我们去8号楼的。偶尔父亲用电炉子烧些清墩甲鱼类的好菜,偷偷让家里的老阿姨传话给我和哥哥,我们就去爸爸那里“蹭”一顿饭。爸爸只有一个电炉子,所以只有米饭和炖汤吃。爸爸也没有吃饭的桌子,他有一个三屉桌,但是那上面总是堆满了书籍、纸张,没法当饭桌用。爸爸总是用一张小方凳当饭桌,我们就坐在矮板凳上围“桌”而餐。我从来就没有想过问问爸爸,他到底出了什麽事,犯了什麽错误,为什么妈妈要跟他离婚。既然妈妈说爸爸犯了大错误,而且爸爸也没有工作可做,又被送去北大荒劳改了一段,那妈妈的话是不会错的,理儿一定是在妈妈那一边。那时侯犯错误的人很多,所以我对爸爸能够犯错误并不奇怪。作为少先队员是要划清界限的,但是怎麽划清界限又不懂。爸爸捎话让去吃饭,直觉地感到,若不去,爸爸会伤心的。就这麽懵懵懂懂,似乎和爸爸成了“酒肉朋友”。从感情上说,尽管和妈妈在一起的时候多,很少见到爸爸,爸爸也很少过问我的生活和学习,但是其实和爸爸是近的,因为爸爸实在是比妈妈和善许多。现在回亿,还真想不起爸爸给过我什麽正面的革命教育。只有三件事,显然是让我受到了“深刻教育”,至今记忆犹新。妈妈后来老骂我小李锐,说我爸爸喜欢我的小聪明,不给我好影响。我也常常以这三件事在心里替妈妈做佐证,认为妈妈骂的也不无道理。

  第一件事发生在我在燃料工业东郊小学上学住校时。那时两个星期回家一次,每次回家都要把成绩册带给家长,让家长看后签字,再带回学校交给老师。有一次我的一门功课得了2分,这在我可是从没有过的坏事,真地不敢让妈妈看到这个2分。成绩册揣在书包里带回家,看到妈妈那天不知因为什麽气色不好,没敢拿出来,又原封不动地带回学校。可是没有家长签字,老师那一关过不去。情急之中,就模仿妈妈的字体在家长签字一拦签上“范元甄”三个字,居然蒙混过关。到了学期末,是无论如何躲不过去了。放假第一件事,妈妈就是查看期末成绩和操行评语。心里打着鼓,递上了成绩册,希望妈妈看不出破绽。没想到妈妈终于还是看到了那个2分:“咦,什麽时候有过一个2分?我怎麽不记得看到过?”再往下看,“咦,我签过字,怎麽会不记得呢?”妈妈抬头看了我一眼,这一眼就看出我的心虚。仔细辨认,不禁勃然大怒,“你竟敢冒充我的签字?!”爸爸坐在沙发上妈妈的身边,也生气地说:“什麽,冒充妈妈的签字,这还了得!让我看看。”拿过一看,爸爸哈哈大笑:“真象,这孩子学得还真象。不仔细看,还真发现不了。嗯,这孩子聪明,真聪明!”妈妈更生气了,“你还夸她聪明,这是耍小聪明!最要不得的坏品德。李锐你就是爱耍小聪明……”爸爸一看势头不对,妈妈要转移目标,赶紧唬下脸来,“得了2分要让家长知道,瞒了一时,不可能永远瞒下去。记得那本书《小苍蝇是怎样变成大象》的吗?以后不能再这样了,记住没有?”那是本苏联儿童读物,讲的是一个孩子开始犯了一点小错,不敢承认,谎话越编越大,最后酿成大错。是妈妈为了教育我改掉爱撒谎的毛病专门买的。我那时虽然不很明确地认识,孩子爱撒谎,其实是大人的教育方法有问题。只是心里知道自己不是个坏孩子,可是要改掉撒谎的毛病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还是赶紧点头,“记住了。”妈妈还要发作,我赶紧溜之大吉。我后来把这段故事讲给女儿听,连她都说:“外公也太出圈了。”是呀,爸爸真是个非常出圈的人。

  另两件事,是在爸爸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在京赋闲的那段时间。虽然离了婚,妈妈还是认为爸爸有在文化上教育我们的义务。爸爸会定时被妈妈叫到我们住的9号楼,为我们看作文、日记,修改文字。爸爸确实也只做文字上的修改,从不对文章的立意和观点进行评述。但是有两次例外。一次是一篇歌颂党的领导的作文。记得有这样一段文字:“要不是有党的英明领导,三年自然灾害,苏修逼债,我们国家不可能没有死一个人……”。爸爸放下我的作文本,问我“你怎麽知道我们国家没有死一个人呢?”问问题的语气显然让我感到他是在说:“我们国家死了人”。我小眼一瞪,脖子一梗:“老师和报纸上都是这麽说的!……”后半截咽了回去,那时还不敢“造”爸爸的“反”,但是眼睛是明明白白地告诉了他:“你怎麽这麽反动,敢认为三年自然灾害我们国家死了人!难怪你犯错误。”爸爸一句话也没再说,轻轻叹了声气,继续看下去了。我哪里知道爸爸不是“认为”死了人,是他自己在北大荒亲眼看见死了人,他自己的命就差点丢在那里。

  另一次是看我的日记。我记着:“今天天气真热,本想买根5分钱的冰棍,可是想到雷锋叔叔勤俭节约的精神,就没有买。我要向雷锋叔叔学习。”爸爸问:“不吃冰棍就是学习雷锋了?”那口气是有点讽刺。“那当然,我们学习雷锋就是要从身边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我张嘴就来,仰着头颇有向他挑战的味道。爸爸又沉默了。多少多少年以后,回想起这两件事,方才悟出,父亲是在试图用他的思想影响我。想用他见到的事实让我了解学校以外的现实社会是什麽样子,今后才不会彻底地幻灭。他想让我有自己的思想,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不要人云亦云。人的品格实在不是不吃冰棍就能变得崇高的。但是都被我决绝的回答吓回去了。他大概意识到自己根本无法与庞大的国家宣传机器抗争。看到自己的女儿被党的宣传所蒙蔽,所奴化,他难过吗?还是根本放弃了努力,认为:“还是让自己的女儿随潮流而动吧,这样对她的前程好,否则这个世界上只无谓多了一个小李锐,于事何补?”

  这些事不知父亲会不会记得,但是我记得很清楚,而且在文革后期,就是他仅有的那两次尝试,使我想到他,使我心中升起强烈的愿望,要找到他。我觉得他一定知道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他一定有很多我不知道的真知灼见,他一定会告诉我中国是怎麽了,毛主席是怎么了。

  爸爸这种“出圈”的个性可以说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12年的流放、贬逐,8年的单间囚禁,没有让他“改头换面,重新做人”。1979年放了出来,中央正式给他平反结论之前,允他回湖南老家省亲。我与我的先生悌忠陪老头同行。悌忠出身普通工人家庭,循规蹈矩,对于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一日陪父亲去长沙的一家内部书店,那个年头能进内部书店可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连雨果的《悲惨世界》都只有内部书店有得卖,更不要说那些如《第三帝国的兴亡》,《你到底要什麽》,《落角》这样洛阳纸贵的书了。悌忠是一介草民,我,几天前还是“狗崽子”的一介贱民,进了书店真是惶惶然、恍恍然。摸着那些过去可望而不可及的书籍,犹如近神灵一般,大气都不敢出。在书架、放书的书桌前留恋往返,父亲一眼看到《第三帝国的兴亡》,立即抓在手中:“这套书我要了。”守在一旁的服务员走过来,看了看书名,说:“对不起,这套书已经让别人预定了,明天来拿。您要是要,我们可以再为您订一套,您以后来取”。老头子无奈地放下书,又去别的书桌转悠。挑够书之后,又返回到那个书桌前,抚摩着那套书,恋恋不忍释手。悌忠抱着老头子和我们自己挑好的书跟在身边。老头环顾左右,见服务员在招呼别的客人,悄悄碰了碰悌忠的胳膊,使了个眼神:“拿走!”悌忠一时没有理解老头的意思,“什么?”。老头又用眼睛指了指那套书,“拿到付款台”。悌忠这才恍然大悟,明白老头的意思是要蒙混过关:里边的服务员知道这套书已订出,收款台的人可不一定知情。心里说:“蹲了20年牢,怎麽刚放出来就如此胆大妄为,要让人抓住呢?”但是岳丈老大人的话是不能违背的,赶紧拿起那套书,放在其他的书底下,匆匆去付钱。付清款,赶紧让收款员把书用纸包了,这样就看不出内中是什麽书了。老头又悠悠地挑了几本其他的书,交了钱,走出书店,悌忠的脊梁已汗透了。上了车,父亲哈哈大笑:“好!悌忠,干得漂亮!”悌忠自然高兴通过岳丈大人的考验,但是对老头儿的我行我素,并不敢苟同,更何况十冬腊月出过汗可是透心凉。算是领悟到老头为何会有20年牢狱之灾的一、二:“办事太出圈!”不过自此老头子在他心目中成了实实在在的岳丈大人,一个也有小毛病的普通人,而不再是那位总有几分距离感的“高干”。

  后来悌忠与我父亲在同一个系统工作,去云南出差,云南省电管局的同志告诉他:“你那个老丈人可真是厉害,复出后第一次来云南就是个下马威。”那时局领导汇报工作,都是照稿宣读,怕犯政治错误。刚读了个开头:“我们云南电管局在水电部党委领导下,这几年……”老头子就不耐烦了:“能不能不说这些套话,说点儿实质性的问题?”那位局领导当时就楞了,不知如何是好。嗫嚅两下又开始从头念起:‘我们云南电管局在水电部党委领导下,这几年……”。老头这下可火了,把手一伸,“停、停、停!我是副部长,党组成员,你归谁领导我还不知道,还用你告诉我?如果除了这些话你不会说别的,就不用讲了!”好家伙!那位领导那叫下不来台!多少年后,我们到了美国,有一天闲聊起来,悌忠谈起这件往事,我笑得前仰后合,更明白了老头子为什麽总是“上下不得烟儿抽”。可又实在感叹“老头子的傲骨真是硬呀”!20多年的整治,楞没改了他的秉性。记得爸爸在五十年代初当水电总局局长时就发有“谬论”,“老干部要认真学习知识、文化,否则就不要老狗挡道,老老实实让人家知识分子来干事。”那时候说这种话,竟敢把老干部称作“老狗”,怎么能不把人得罪光了?他在共产党里实在是太个色了。体育比赛中、战争中,不按常理布局、出兵,会有出奇制胜的功效。可在共产党的天下,不循规蹈矩,处处和当今潮流逆着动,和流行思维拧着劲儿,只能是一输再输。在我的印象中,父亲这辈子总不得意,总不招人“待见”,刚才好好干上几年,却又为了这样、那样的原因,被打入冷宫。他这辈子在台上,且能按自己的想法干事,只有两次。一次是50年代初,年轻的共和国朝气蓬勃,政治气氛相对宽松。他成了新中国水电事业的领头人。团结了大批国民党时期的留用知识分子,吸引了一批从苏联回国的年轻知识分子,说服了毛泽东,使得国务院重视了水力发电,认识到应该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水利资源。全国的江河流域,电站的开发堪点,他闭着眼睛都能指出来。北京及各大行政区都成立了勘测设计院。正因为他,那些旧知识分子佩服了共产党,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水电建设事业。可惜好景不长。反右、反右倾政治风一刮,他就彻底完蛋了。

  第二次是文革后,牢狱20年后复出,全国百废待兴,水电事业被反对搞水电的人利用李锐反党集团的罪名,整得几乎不复存在。父亲刚刚出来时住在招待所,那些当年的旧部几乎踏破了我们的门槛。他收集旧部,招揽新人,恢复勘测设计院,恢复水电的地位,又树起“反对”建三峡的旗帜,让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留给水电业不多的钱,用在实处。干了三年,四处被人掣肘。65岁,自知不能为人所容,无法成事,自动“到点下岗”。没想到又被陈云硬拉去中组部主持青年干部的培养工作。上任的第一天,刚坐进办公室,就有人送来了一份名单,是子弟们应该安排在方方面面的“指令”。人家是把规矩送上门了,聪明人会接过来,即使不全照着做,也会点头答应适当时候考虑办理的。可老头不但不接规矩,反而勃然大怒,把名单当着来人扔进抽屉,心说:“你把老子当成让你们这些娃娃耍的人了!”。父亲大张旗鼓地按“四化”标准开始了选择第三梯队的工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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