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自由可以这样来追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82 次 更新时间:2010-06-21 21:4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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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 (进入专栏)  

    

  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不外乎三个:人均收入的提高、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虽然这些指标频频遭到非经济学家的批评,但一般经济学家对这些批评并不采取认真对待的态度。阿玛蒂亚·森是经济学家中的另类,他是为数不多的既在主流经济学界中享有很高声望,同时又能超乎经济学之外与其他社会科学家及人文学者对话的经济学家。在其新著《作为自由的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一书中,森对经济发展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并以他的自由观为核心对发展进行了重新定义。他以流畅的笔触和雄辩的逻辑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主题,这就是,发展是对人的全面自由的追求。这样的一个主题注定了这本书的影响将远远超出经济学的范畴,使得它成为发展研究中的一部里程碑似的著作。

  然而,当森沉湎于对发展的哲学思考的时候,他对其理论在实施层面的意义考虑极少;同时,在以自由这一个概念统一其发展观的时候,他也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一些理论难题,出现一些逻辑上的矛盾。本文将首先介绍森的主要观点,然后对其理论给出一些评论。文章分成三节。第一节介绍森以自由为核心的发展观,第二节介绍他所讨论的几个专题,第三节是几个专题评论。

  

  一、 发展与自由

  

  发展不仅仅是人均收入的提高。森举预期寿命的例子以说明之。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为815美元,预期寿命为71岁(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斯里兰卡的人均收入与中国相当,预期寿命为73岁;巴西的人均收入为2800美元,预期寿命却只有65岁;南非的人均收入高达3000美元,预期寿命也只有65岁。再者,美国黑人的收入虽然在美国相对较低,但肯定超过大部分中国人和印度人的收入,但是,美国黑人男性在各个年龄组的死亡概率都超过中国和印度克拉拉(Kerala)邦同年龄组男性的死亡概率。从人均收入来看,中国、印度和斯里兰卡无疑属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列。但是,人不是单面的经济人,而是具有多重追求的社会人。经济目标只是他的追求之一,而健康、教育、不受他人压迫、自由迁徙、自由表达以及自我实现等等也是他所追求的目标。森将人的全面追求统一在自由这一概念之下。

  对自由的定义是多面的。最保守的自由观是古典自由主义者的自由观,其当代代表人物是冯·哈耶克。在他那里,自由是“一个人不受制于另一个人或另一些人因专断意志而产生的强制的状态。”(哈耶克,1997:第4页)自由的反面是一种强制,因此是一种恶。自由意味着一个人不受这种恶的强制;没有这种恶的打扰,一个人就是自由的。因此,一个流浪汉是自由的,一个饥荒中的难民是自由的,出卖女儿以抵债的杨白劳也是自由的,而且,他们的自由和比尔·盖茨的自由并无二致。但是,一个饥民的自由意味着什么?难道是“自由地去选择死亡”吗?显然,哈耶克对自由的定义是过分地狭窄了。柏林区分了两种自由,一种是被动自由,一种是主动自由。被动自由即是古典自由,道出了自由使人免于他人侵害的一面。主动自由指的是人的能动的一面,即一个人能做什么(Berlin, 1969)。显然,饥民所享有的仅仅是被动自由,而没有主动自由。

  森对自由的理解和柏林一致,他将被动自由和主动自由分别称为自由的过程方面和自由的能力方面,并特别关注自由的能力方面。“能力”(capability)这个概念在森的理论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不是在《作为自由的发展》这本书里提出来的,而是森在较早的时候为了寻找替代功利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和罗尔斯主义的新的公正理论而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一个人的‘能力’指的是可供一个人获取的不同的功能组合。能力同时是一种自由:一种达到不同功能组合的重要自由(或用不太正式的语言来说,是追求不同生活方式的自由)。”(Sen, 1999:第75页) 森举例说,从表面上看,一个富有的人的自愿节食和一个穷人的被迫捱饿在所达到的功能上是一样的,但是,前者完全有能力选择多吃一些,因此,他比后者拥有一个更大的“能力集”。

  森提出能力这个概念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它避免了功利主义者的效用所引起的歧义。效用完全是一种心理状态,如果我们将公正理论建立在效用比较的基础上就会出现问题。比如一个花花公子能够玩出许多花样,他从边际上的一元钱上所得到的效用比一个残疾人高,功利主义因此要求社会把本该给予残疾人的这一元钱给花花公子。能力不是一种愉悦,而是关于一个人选择集的度量,因此避免了效用比较的问题。 另一方面,能力也不同于罗尔斯的基本物品。在《正义论》一书中(罗尔斯,1991),罗尔斯试图在最大最小原则的基础上构造一个新的社会公正理论。但是,众所周知,这个原则的后果是完全平均主义。为了弥补这个不足,罗尔斯提出了基本物品的概念。按照罗尔斯的定义,基本物品包括基本的政治权利和一些基本的物质产品。罗尔斯把最大最小原则的适用范围限定在基本物品的范围之内。基本物品的定义消除了个人间效用的比较,但同时也放弃了对人们利用这些基本物品的能力差异的关注。森试图弱补这一点。他的能力概念不仅包括一个人所拥有的权利和物品,而且包括这个人使用这些权利和物品的能力。比如,一个双腿残疾的人无论多么有钱也无法自如地在没有轮椅坡道的街上移动;他虽然拥有了物品,但却没有拥有使用这些物品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森的能力不一定是仅指个人能力,在上述例子中,他的能力取决于社会所提供的帮助的多寡。

  森对功利主义、罗尔斯主义以及以诺齐克为代表的古典主义进行了批判。他对功利主义的批判不同于我们一般所见的,他认为,功利主义的问题不在于效用的可比性,而在于它的信息基(information base)太窄。功利主义只关注福利一项指标,而忽略了其它指标,如自由、平等和权利等等。对于罗尔斯主义,森对自由优先原则提出了挑战。他的主要问题是,这个原则能否达到个体自由?面对一个饥肠辘辘的流浪汉,我们能要求他在自愿为奴以得到一餐饱饭和饿死之间选择后者吗?诺齐克(1974)认为,某些权利以及由此而衍生的“应得之物”(entitlements)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比如,财产权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收益(包括继承所得到的收益)是不可侵犯的。诺齐克进一步指出,即使对这些权利的保护会造成一定的个人损失,国家也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很难赞同这种不顾后果的简单的过程自由原则。……相反,在不忽视其它考虑——包括各种过程对人们实际所拥有的自由的实际影响——的情况下,关注结果可以赋予自由的实现或违背以很高的重要性(并且可能给后者以特别的亲睐)。”(Sen,1999:第66页)森认为,诺齐克的绝对权利观很难为发展中国家所接受。

  森本人的能力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和西方兴起的新左派的主张一致。英国工党的理论家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一书中认为(吉登斯,2000),工党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投资型”的社会。在他看来,福利制度的目标不是救助穷人,而是重塑他们参加社会生产所必需的技能。这和森将公正理论建立在个人能力的比较基础上的主张不谋而合。在森那里,每个人的初始禀赋是不同的,但拉平禀赋分配不是公正的目标,而造就个人利用禀赋的平等能力才是目标。森不是左派经济学家,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使他的主张自然而然地和左派走到了一起。

  

  二、 几个专题讨论

  

  森在澄清了能力这一核心概念之后用几章的篇幅讨论了几个专门问题,如穷困、饥荒、市场和国家、民主、妇女地位、人口和计划生育、文化和人权以及社会的承诺等。在本节里,我着重介绍四个专题:饥荒、贫困和能力的剥夺,市场和自由,文化差异的意义以及社会的承诺。

  

  饥荒、贫困和对能力的剥夺

  

  对于饥荒的研究是森得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贡献之一。 在《贫困与饥荒》一书中(森,2001),森提出了关于饥荒的索取权理论(entitlement theory)。根据这个理论,饥荒不仅仅在粮食供给量急剧下降时才会出现,即使当粮食人均供给量没有变化的时候,人口中的某一部分也会因收入的急剧下降或国家的强力干预而失去对食物的足够索取权,从而产生饥荒。森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所亲历的原印度孟加拉邦饥荒和七十年代孟加拉饥荒为例,证明它们的产生不是因为食物短缺造成的,而是因为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底层工人的工资大幅度下降造成的。

  饥荒是对人的能力的完全剥夺,而贫困是对人的能力的慢性剥夺。森认为,以收入指标衡量的贫困是工具性的贫困,对贫困的实质性衡量必须使用关于能力的指标。这是因为,能力才是发展所追求的目标,而收入与能力之间往往存在较大的差异。原因有四。第一,收入与能力之间的关系,受个人的年龄、性别、社会角色、所处社区、地理环境以及其它相关条件的影响。第二,有些能力的丧失不仅意味着一个人失去获取收入的能力,而且意味着他将收入转化为功能的能力的丧失。如一个残疾人不仅失去了其部分获取收入的能力,而且失去了享受收入的部分能力。第三,家庭内部的收入分配不均、尤其是对女性的歧视使得人均收入这一指标更加失去了意义。第四,收入的相对剥夺可能意味着能力的绝对剥夺。对于一个生活在富余国家的穷人而言,他可能因为无法进入主流社会而失去参与社会的能力。

  森试图将贫困研究引导到更高的层次,这表现在他对失业的讨论中。失业所造成的收入损失在发达国家是较容易补偿的,但是,失业不仅仅是收入的丧失,而且意味着精神折磨、工作热情的丧失、自卑以及疾病乃至死亡率的上升等等。欧洲的福利国家似乎仅仅关注失业的收入一面,而忽视了其它方面,其结果是较平等的收入而较高的失业率。美国恰恰相反,她对失业率不能容忍,但却能容忍较高的收入不平等。这种文化上的差异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差异,并且对各国的反贫困策略具有深远的意义。

  

  市场与自由

  

  经过苏东的巨变,人们一致认识到,市场是经济运行必不可少的工具,但是,一般人对市场的拥护来自对市场结果的评价,比如,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有效率,因此我们需要市场。森同意这样的观点,但同时也指出它的不足。他认为,我们需要市场,不仅是因为它产生好的结果,而且是因为市场为我们提供了选择的机会,特别是自由择业的机会。“即使是那位资本主义的伟大批评者卡尔·马克思也把就业自由的产生看作是一项巨大的进步。”(Sen, 1999:第113页)森认为,剥夺人们的买卖、交易和寻求幸福生活的自由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的巨大失败。“这一基本认知先于我们能够或不能够证明的任何有关市场在收入、效用等等方面的最终结果的定理。”(Sen, 1999:第112页)计划经济的失败不主要表现在经济和生活水平上。俄罗斯目前的预期寿命下降到只有五十八岁,低于印度和孟加拉国;但是,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人民也没有选择回到旧体制去,十几年来的选举结果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计划经济的失败更多地体现在对人民基本自由的剥夺上。

  对于市场的结果,森认为我们不仅可以从效用的角度来考察,而且可以、也应该从自由的角度来考察。市场对自由选择的保护已经为我们保证了过程的自由,而市场的运作结果将给我们带来个人能力方面的效率。在一篇文章中(Sen,1993),森证明,在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框架内,市场可以达到个人在自由(能力)方面的帕累托最优境界。显然,当我们对自由进行适当的定义之后,森的这个结论是没有什么新奇之处的。然而,正如布罗姆利(1996)和张五常(Chueng, 1974)所指出的,帕累托最优不是一个衡量经济制度好坏的指标,因为任何经济制度——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都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更具体地,市场经济的帕累托最优的结果取决于禀赋分配的起始状态,其结果可能是很不平等的。森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对此加以了论述,认为我们应该对市场的结果进行仔细的考察。有意思的是,他举亚当·斯密对高利贷的反感来作为例子。斯密虽然认为个人的自利行为可以达到社会财富的最大化,但他也要求国家对最高利率进行限制,因为否则的话社会资金就会流入挥霍者之手,产生浪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功利主义的鼻祖边沁为此专门给斯密写了一封长信,劝导他相信市场的能力。森认为,我们当然不必赞同斯密的观点,但应该从他那里学到一些东西,避免市场分配中所产生的社会资源的浪费。一个相信市场缺陷的人是不会对市场配置也产生无效率这一判断产生怀疑的。比如,在存在外部性的情况下,个体出于私利的选择就往往产生无效的资源配置(环境污染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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