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锦清:南街村见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53 次 更新时间:2004-07-05 10: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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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锦清 (进入专栏)  

  

   只能参观不能“入场”的南街村

  

   被誉为中原大地四朵金花之一的南街村,名闻遐迩,我在上海已看过有关它的多篇报道,有誉有毁,疑者更多。作为颇具中国特色的“能人现象”之谜底,或许能在南街村找到。在我看来,这一谜底,关涉重大。人们到底按照什么样的原则结合在同一个组织内?如何确保该组织持续有效地运转?如何分配共同合作所产生的利益?这不仅是经济学而且也是社会学、伦理学甚至是政治学与法学共同关心的大问题。夸张一点说,我们民族能否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模式、新版本,似乎也与这一谜底有关。简单点说,我们透过“能人现象”,能否发现不同于西方人的东方人特有的人际结合方式呢?于是决定,立即往访南街村。

  

   如何进入“南街村”这个调查现场?在南街村,我们一无亲,二无友,连个熟人都没有。开封党校不少老师到南街村去参观过,但未“入场”调查过。看来只有通过党校系统层层下转。决定第一站,先到漯河市党校(这次采访的陪同人永成在该校有几个同事与熟人)。由漯河市党校老师陪同进入第二站:漯河市党校下属的临颍县党校,而后由临颍县党校校长陪我们进入南街村。主意已定,立即收拾行李,搭乘长途公交车前往漯河市党校。

  

   从开封到漯河市,路程不足二百公里,一辆破车开开停停,停停开开,足足花了八九个小时才到漯河市。好在南方丘陵地带长大的我,对如此广袤的北方平原景观还有一种新奇感,虽然它单调得几乎千篇一律。除了一望无际即将开镰收割的小麦,还是一望无际的小麦。在开封市境内,引黄河渠与水井这两种灌溉设施并存。出开封境界,基本上是机井灌溉,机井疏密不一,不少地方还是靠天吃饭(沿途很少见到河流,更无塘池与湖泊,这与江南乡村是完全不同的)。以平房建筑为主体的村落,掩映在树林丛中。此处华北平原的村落与江南平原相比,有两个特点,一是相隔距离较大,二是村落规模较大。整个黄河冲积平原,有相似的土壤结构与气候条件,造成了相似的种植结构。在一个个相似的村落与住宅庭院内,居住着有着相似心态、习惯与行为方式的村民。这或许是黄河文化高度同质性——既是空间上的同质,又是时间上的同质——的根源所在吧。中华民族的统一性,有人说统一于对历史的共同认同,有人说统一于政治,有人说统一于共同的文字,我更愿意说统一于村落文化。在古代中国,除村落文化外,别无所谓城市文化。然而,处于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大潮中,中国村落文化的现状与命运又将怎样呢?要研究这一个大问题,先得有一预设的理论分析的框架,然而,理论构架又只能产生于艰辛研究之后。近八年来,我在这两个悖论之间来回奔波,至今依然在彷徨困惑之中。早过“不惑之年”的我,依然处于“惑”中,实在是愧对孔老夫子啊!

  

   晚8时,抵达漯河市。车站一带,新楼林立,宾馆其多,街道宽阔,随便找一宾馆下榻。我住的那一楼面,一二十套客房,大概只有三四套租出,空荡荡的。问服务员,方知这一带宾馆皆然。

  

   上午8时,我与永成来到漯河市党校。永成在校门口便遇见了熟人——一位四十岁上下的党校女教员。我们说明来意后,她即热情地把我们引至校长办公室。这位中年校长对我们此行的调查计划与目的非常感兴趣,在表示积极支持我们的研究工作的同时,他又说:“对南 街村作较深入的蹲点调查太困难了。南街村这一典型出在我市,我们市委党校本来就有研究总结的责任。我们多次组织人到南街村去调查,但都参观了一圈便回来了,实在深入不下去。”一听此言,我们不免暗自吃惊:市委党校校长既可通过市、县党校系统,也可通过市、县、乡、村的党政系统进入南街村调查,如果他们只能“绕场转一圈”,那我这个外省市的“陌生人”,何以能“入场”调查呢?莫非声名在外的“典型”,设防更严吗?于是向校长请教难以深入下去的原因。校长说:“每天到南街村去参观访问的人络绎不绝。据说,1995年达到二十三万人次,平均每天有六百余人。为了接待一批又一批的来访者,他们设有专门的接待办公室,对前来参观的人有一固定的接待程序:登记,送一份介绍资料,到录像厅看录像,然后自己沿街逛逛,打道回府。企业内是不允许参观的,因为要影响他们的生产。南街村的大小领导都忙得很,哪有时间来接待你,除非是中央、省市的官员前往参观,主要干部方出来接驾。他们见过的中央大官不在少数,我这个党校校长算什么官呢?他们的接待站主任出来陪你吃顿饭,算是看得起你了。而他们所谈的,与公开材料上所写的也差不多。”原来 如此。

  

   校长因校务繁忙,无法脱身陪我们去调查,他为我们挂了长途电话给临颍县党校校长,请他协助,另指派漯河党校教务处处长小高专程陪同我们前往临颍县。临颍在漯河与许昌之间,离漯河约三十余公里。搭上公交车,便与小高聊起天来。据他说,漯河是河南省对外开放的四市之一,原是个坐落在大沙河(淮河支流)之南的一座小县城。八十年代中,列入对外开放城市,升地级市,下辖三县一地区,人口二三百万。近十年来,城镇人口从数万猛增至二十余万。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更快,新辟的街道,其车道、路灯、绿化皆按一流标准,两旁建筑颇具现代风格,俨然一座新兴的现代城市。宾馆林立,但客住率甚低;商店栉比,但销售额不高;商品房不少,但销售不动。问房价,曰:每平米三百余元。“如此低廉的房价,为何销售不动?”曰:“漯河市职工的平均月薪不过二三百元,养家糊口,尚属勉强,哪有余钱买房?有购买能力者,毕竟少数。”我想,中国近十年来的城市开发,多属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市场行为。由此而造成的经济、政治与社会效果,实在值得研究。市场经济内活动的主体是“经济人”,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起主导作用的却是“政治人”。我们要研究“政治人”在经济行为背后的观念心态与利益。现代样式的道路、楼房与内部装潢,通常被地方各级政府官员理解为“现代化的基本特征”。这是观念上的问题。这些现代化硬件,因其外显性与可衡量性,而在官吏升迁的“政绩”考评中,占据主要地位,故“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吏实现自己的“政绩投资”。城市基建投资所需的巨额资金来源何处?在内地恐怕一是向银行贷款,二是向农民收敛。因为他们没有沿海城市吸引外资的便利。在缺乏透明度与监督的情况下,各承包商以贿赂形式争取承包权,实难避免。索取这种巨额且隐蔽的贿赂或是“政治人”实现政绩背后的利益动机将那么多银行贷款凝固在“现代化样式”的钢筋水泥中去,对中国经济的今后发展将带来何种影响?这是需要经济学家告诉我们的。

  

   又谈及村落、宗族与村委的情况。小高说,他老家所在村落只有一二百户人家,不大。全村有三大姓,高姓是其中之一,另有一些杂姓。三大姓皆有族谱,是八十年代重修的,他这一代依然按宗族字辈排名。他本人上了大学,进了城,娶妻生子,给孩子胡乱取名,不再按字辈了。问其各大姓间有无矛盾,大姓有无欺负小姓的现象,他说:没有。问其大姓在村政权中是否占些便宜,他也说没有。但问其村支书、村长、村会计的姓氏,他逐一回忆,方知皆是高姓,于是笑了起来。他村内尚有一老父,年六十余岁。他兄弟三人或经商,或读大学而移 居城市。老家三人的承包地共三亩,全部租让给亲邻耕种。承租者除承担落到每亩耕地上的“公粮”(包括村提留、乡统筹及其他款项)外,还需给其父三百斤小麦,三亩共九百斤,足够老父一人全年衣食。我说,你父亲不是成了二地主了吗?小高说,这种现象,在农村很普遍,习以为常。况且政府也承认承包地的有偿转让。又说,老父在家倒也清闲,养两只羊消遣消遣,不愿到城里跟儿媳们过活。儿子们回家,给父亲一点零花钱,多少并不固定。

  

   说话之间,车到临颍,已是上午10时许。小高引领我们至县党校,校长已在校门口迎候。在内地,你处处能感受到上下级之间的尊卑关系。我环顾一下县党校校舍,两三幢不知盖于什么年代的平房,门窗皆已破损,里面空无一人。校长说,正值麦收时节,老师与学员都回家收麦去了。在校舍之后,有一排近年来新建的二层楼房,约五六个单元。自东而西,书记住第一单元,校长住第二单元。校长领我们到书记家,他正忙于打电话,说是正替我们联系南街村的熟人。书记说,到南街村搞调查,怕不容易,每天来南街村参观访问的人那么多,村领导们一般不出来接见。我说,就找几个你熟悉的朋友来聊聊天。他说,南街村的宣传科长是他的朋友,其余的人并不太熟悉,更少交往。我原以为,县党校的书记、校长,应对近在咫尺的南街村情况十分熟悉,然而他们却所知甚少,令人惊奇。不知是他们出于谨慎,还是“ 墙里开花墙外香”。于是请他陪我们去找南街村的宣传科长。

  

   宣传科大门紧闭,宣传科长不知去向。只得到南街村接待办去找王主任。有市、县党校人员的陪同、介绍,这位五十来岁、中学教员模样的王主任将接待档次稍加提高:他没有把我们引向“登记、购买材料,看录像,到商店里、厂门外、宿舍区走一圈,而后打道回府”的参观人流,而是进入他的办公室。宾主坐定,说明来意:我自我标榜的身份是“上海某著名大学的专家教授”,因慕南街村“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走集体化道路”之名而不远千里,专程到此,目的是了解“集体经济的带头人与集体经济高速发展之间的关系”。在此调查三天,找几个村领导、村民与外来打工者聊聊天。他的答复极为干脆:“村领导们诸务繁忙,无法接见来访者;南街村详情书内都有,你既远道而来,可以赠书一套;至于找村民、职工谈话,只要他们有空,你随时可找,我们没有任何限制。”说着,从书柜内取出四部书(一部《南街村话语》二十余万字,一部《中原风——南街人讲的故事》二十余万字,一部《理想之光——南街共产主义小区在建设中》,上下两册,近四十万字)赠送给我,并说:“看完后再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找我。”看来,我的南街之行的唯一收获,便是这四部书。调查成了阅读宣传品,甚为可笑。

  

   已到午饭时分,王主任看了看手表,说:“市、县党校来客,理应由我招待,在此请吃顿便饭再走。你们两位(指永成与我)自费吃饭。我这人实话直说。”虽听了不是滋味,但说得也在理。于是一同随他吃饭去。饭局设在一新落成不久的饭店二楼雅间。说是便饭,烟酒、冷盘、热炒一应俱全。王主任请来饭店经理(姓耿,四十来岁)一同入席,六人一桌。这种“公私费”合伙吃法,我生平实为头一次遇到。然酒酣耳热、放言纵谈之际,也不失为调查之良机。现将王、耿俩人的谈话要点整理如下:

  

   一、南街村现有村民805户,3130人,2006亩耕地。村设党委,下辖15个村民组,村企业组织——河南省中原工贸公司,公司下设方便面厂、食品厂、包装材料厂、中外合资彩印厂、胶印厂、啤酒厂等26个企业,职工12000余人。农业这一块,在八十年代初推行几年家庭承包制后,重新实行统一经营,建立集体农场,实现浇水喷灌自动化,耕播收打机械化。近几年来,小麦亩产平均450公斤以上。村办集体企业,发展极为迅速,1991年,年产值超亿元。1992年实现产值2.1亿元,到1995年完成产值12亿元。1996年产值目标15亿元,利税1.5亿元。在河南村集体企业中,名列第一。

  

随着村集体经济的逐年壮大,村民生活水平也随之提高。高标准的现代化六层村民集体住宅楼相继建成,绝大多数村民住进三室一厅或两室一厅的公寓。家用电器、家具、炊具、制冷取暖设备由村集体统一配备,村集体免费对村民供应水、电、气、食用油、面粉等等;村民的入学、入托、防疫治病、人身保险、各项村提留、乡统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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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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