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评《二十世纪中国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58 次 更新时间:2010-06-18 14:2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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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 (进入专栏)  

  

  金著的使命感

  

  粗粗读完金冲及先生的这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以下简称金书),印象最深的是作者的使命感。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尤其是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思想冲击和历史变迁,曾经长期被许多共产党人视为傲人资本的革命经历,多半已失去了其耀人的光环。由于建国以来接连不断的政策失误,以至遭遇重大历史挫折,由于人们已置身于全新的国际环境和社会关系中,接受了全新的生存准则和发展理念,在在都引导着国人“告别革命”,过去那套革命的话语和理念,潜移默化中早已受到了极大的质疑,甚至是挑战。金书正是面对这样一种情势,出于为革命正名,和全面论证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而作的。金书通篇其实都是在告诉读者: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在100年内发生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它不是,也不可能一步达到,必然会是一个复杂艰苦的探索过程。无论革命,还是建设,许多事情都是头一回经历,既没有现成的答案,也缺乏成熟的经验,怎样根据中国的国情,走出一条切合中国实际的新路子来,必须通过成功与失败的反复实践,逐步摸索出,才能达到胜利的彼岸。因此,金书明确告诉读者:“失败是成功之母”,不能因为看见了挫折、失败,就怀疑,甚至是否定前人艰苦的努力和探索。用书中的话来说,就是:

  既然是探索,自然不可能把什么都预先弄得清清楚楚,都已有了百分之百的把握。周围的局势又往往那样危急而紧迫,不容许你从从容容地做好一切准备后再起步。许多事只能看准一个大的方向,便勇敢地往前闯,在闯的中间作种种尝试。其中难免会有风险,会有曲折。有时,人们的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再加上不那么谦虚谨慎,还会付出很大的代价,碰得头破血流。人们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发现问题就去解决,认识错误就去纠正,才能逐渐学会应该怎么做。路就是这样闯出来的。

  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曾经遭受过两次大的失败,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犯过两次严重错误,但是:

  这个党的本质是好的。无论怎样艰难困苦的环境,无论多少巨大的外来压力,无论自己一时犯过多么严重的错误,遭受多么巨大的挫折,都没有把它压垮。它不但总能在失败和挫折中挺过来,并且总能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由别人来纠正这些错误,经过用几年时间严肃地总结经验教训,使自己变得更加成熟,更加聪明,使自己没有白白付出那些代价,而从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一条正确的路子来。这是一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所反复证明了的。

  不难了解,金书就是在这样一种指导思想下,出于要回答中国为什么需要中共,中共如何为中国奋斗,又为什么会遭遇到许多挫折,会犯许多错误,同时仍旧能够引导着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取得成功这一重大历史问题,来写此书的。全书29章,只有很少的几章没有讲到中共,或不是以中共为中心。从这个角度来看,此书题为“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似乎并不是十分准确。尤其是从“中国史”的角度,书中实在也只是集中讨论了政治史方面的问题,而对社会、经济、文化、民族、外交、军事等更广泛地支撑一部“国史”的研究面向,着墨甚弱。

  

  从阶级史观到民族革命史观

  

  那么,从一部政治史纲的角度,金书有哪些新的特色呢?

  在我看来,金书最大特色有两点,一是它努力以“史”代论,且尽其所能地边叙边议,大胆直面作者不同意的各种观点。二是它字里行间充满了感情,作者大量引述国人当年各种爱国言论,并常常加以动情的议论,或褒或贬,皆以是否利国为标准。由此也就决定了金书与传统中共党史写法的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作者明显地力图展现一种新的历史解读的方法。实际上,这也一种史观的改变。

  传统的中共党史所依据的,是联共(布)党史的思路,即要基于阶级史观来讲民族和国家。也就是要先依照马列主义的阶级观点来谈国家、民族、社会及其在此基础上所发生的种种矛盾与冲突,再依据阶级差别、阶级矛盾、阶级冲突,去解读国家关系、民族关系和社会关系问题。比如毛泽东讲中国革命的原因时,就会首先讲中国社会长期的封建性质及其地主与农民两个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进而说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如何削弱了封建统治,并促成了中国社会的分解和新的社会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形成;然后再说明列强各国为了把中国变成自己的原料基地和商品市场展开的争夺,又如何瓜分着中国并利用中国的买办阶级和没落地主阶级做自己统治中国的工具。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总结出中国近代社会的几大特点:

  一、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

  二、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中起了颇大的作用;但是,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软弱的,它的大部分是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的。

  三、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是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

  五、由于中国是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或半统治之下,由于中国实际上处于长期的不统一状态,又由于中国的土地广大,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

  六、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

  正是基于这种判断,也才有了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说,和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的看法。由此也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和动力所在,决定了只有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具有最彻底和最不妥协的革命精神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才可能担负起组织、引导中国社会各个革命阶层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任务的论点。传统的中共党史,包括建立在这一观点上的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写法,曾经都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与叙述逻辑之上的。

  和这样一种完全建立在阶级史观基础上的传统叙述模式相比,金书的叙述逻辑明显地有所不同。作为一部“史”书,作者几乎未做任何理论性的归纳和分析。包括从开篇第一章介绍二十世纪前夜,一直到第五章讲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金书都没有像传统中共党史那样,用到毛泽东的理论分析首先来分析一下时代背景、国内外阶级关系和历史演进的客观逻辑。金书大量引证史料,细述历史过程,说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乃至于辛亥革命和孙中山领导下的其他一系列革命斗争,都不能改变近代中国的悲惨境遇,中国非要共产党不可,都是据史以论,并不着眼于阶级分析。按照各种史料所提供的线索,金书对中共形成背景及经过的认识是这样的:一是因为在当时只有马克思主义具有“综合体系”和“根本解决方法”可做指南,又有俄国革命奉行成功可做榜样,并且它还指示着一种可以超越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理想前途,因此对激进知识分子极具吸引力。二是五四之前正好俄国成功了十月革命,五四又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再加上俄国的共产党人派代表到中国来,提供了最直接的帮助,中国的工人运动又恰好在这个时候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有了与这些极大地区别于中国社会其他阶级的工人阶级结合起来的可能性。而归根结蒂,是“祖国和人民的悲惨处境”,“驱使他们产生一种特殊的紧迫感”,陈独秀等人就是因为看到俄国的方式救国最有效、最便捷,按捺不住地想要马上开始“改造中国社会的实际行动”,所以才会照着俄国人的样子,成立共产党。这全都是时势使然,是“客观时局发展到这一步”。

  为救国而建共产党,共产党为救国而革命、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奋斗,这其实就是金书的中心论点和叙述逻辑之所在。也正是为了能够在叙述中使中共与中国及其整个民族合乎逻辑地融合在一起,金书中经常用大量充满激情的文字动情地谈论“中国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心声、情感与精神,热情地讴歌代表着这些心声、情感与精神的共产党人艰苦卓绝的斗争。如果说,传统中共党史坚持的是一种阶级史观的话,那么,金书显然更多地是基于一种民族史观,或曰民族革命史观来解读这一百年来的中国政治史。这应当是金书与此前许多正统的中国近代史、现代史、革命史和党史著作,最为不同之处吧。

  

  要跳出传统史观并不容易

  

  但是,要跳出传统的阶级史观,真正改从民族史观的角度来看问题,却不是那么容易的。

  读金书,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作者虽然看历史的角度发生了改变,但他不仅没有改变传统的中共党史中的各种基本观点,甚至也没有停止使用传统的中共党史一直在使用的各种阶级的概念。比如“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等等。包括在谈到这些概念时,金书对各个阶级性质、作用的基本判断,也和过去没有两样。如讲地主阶级是“没落”的,讲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是“软弱”的,讲中国早期的工人阶级“还没有作为一个觉悟了的独立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到五四爱国运动时则“开始以独立的姿态”“走上政治舞台”之类。而且,多半是由于篇幅过大的原因,金书甚至没有具体讨论和分析过这些所谓阶级的种种复杂情况。但一方面继续延用传统的阶级观点,一方面又超越阶级处处从民族和国家的角度谈历史,两者之间难免会出现一些扞格之处。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金书关于“工人阶级”的看法。在金书中,凡谈到工人或工人阶级处,除早期外,几乎无不是与共产党相联系的。给人印象,在中国,只要是工人,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或由共产党所代表的。这样简单地划等号的作法,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对历史的某种误读。

  如书中在谈到1927年四一二事变前蒋介石国民党在上海对工人的态度时,就说蒋为便于镇压行动的突然性,“并不轻意暴露自己的真实意图,仍对上海工人作出似乎可以令人宽心的友好姿态”。金书虽没有用过去一些书中用过的蒋介石向工会送锦旗麻痹工会的说法,却还是举了四一二前十来天周凤岐的第二十六军与工人举行兵工联欢大会等史料来证明存在这种欺骗。但在这里,金书显然忽略了当时上海至少存在着两个全市性工人组织的情况。事实上,当时上海有两个具有全市性影响的工会组织,一个是中共领导的上海总工会,一个是有青红帮背景的工界联合会。周凤岐部不可能也没有与中共领导的上海总工会的工人联欢过,但他们确实是与工联会的工人举行了联欢会。笼统地说蒋介石以此来欺骗麻痹“上海工人”,显然与当时的史实有出入。

  其实,就是中共认为自己所代表着的人数不多的中国产业工人群体,因为行业、地域、语言文化区隔等种种原因,在全国范围内情况也是极为复杂的,直接在共产党组织影响下的人数极为有限。一方面,在中国,最早开始做工人运动的,一是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是国民党人。像广州的产业工人(即机器工人),长期以来就是被组织在国民党领导的工会里面的。在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两个工会就互不相让,不止一次地发生过两派工人的大规模械斗。中共1927年12月举行反抗国民党的广州暴动,机器工会的工人还在国民党的组织下,积极参加了镇压行动。另一方面,1927年中共转入地下后几乎无法在城市产业工人中发展组织。特别是1931年前后中共中央退出城市,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更是全面受到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1940年代末,中共初进城市后就发现,无论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还是在石家庄这样的中小城市当中,国民党在产业工人中的势力和影响都很大,许多工人都加入了国民党或成为国民党工会组织的骨干分子。为了避免打击面过大,中共还专门通过文件规定,不对一般工人加入国民党问题进行追究。

  类似的情况并不仅仅表现在工人的问题上。这从一个方面可以说明,讲这段历史时,笼统地谈这个“阶级”,那个“阶级”,和把传统的中共党史中关于阶级作用的说明简单地接受过来,而不做具体分析和史实的研究,是很容易造成对历史的误读的。

  

  如何看待蒋介石国民党?

  

  不从阶级分析、阶级斗争入手,只着眼于民族和国家利益,处处强调中共是民族和国家利益的代表,还有一个容易引起歧异的问题。这就是:既然是讲民族、讲国家,始终与中共存在着阋墙之争,却同为民族兄弟的蒋介石国民党该如何摆?

  在金书中,因为要证明历史上国共之争中中共的正确性,蒋介石国民党依旧被描述成一种负面,甚至是反动的形象。有所不同的是,在传统的中共党史著作中,蒋介石国民党的形象至少是清晰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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