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漫说百年孔子——答《南方都市报》记者王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39 次 更新时间:2010-06-14 10:5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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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 (进入专栏)  

  

  袁伟时先生按语:这一天中午,王晶与我相约赶往江南西路一家影院看《孔子》。这家豪华、宽敞的放映厅里连我们在内只有五个人。前排空空荡荡,与网络上喧嚣的评论、声明恰成对比。看完电影,我们在袁家幽静的书房里畅谈了两个多小时。

  记录整理后达九千字,编者事先说好只能发表八千字,2月7日在《南方都市报》A208-09刊出时,自然要删去一千字,并做编辑应做的工作。发表时编者加上一个颇为精辟的导语,但说“袁伟时也被迫写批判孔子的文章”是不准确的。我写了一篇《孔子教育三议》,无论对错都体现了当时我的认识水平,不是别人强迫我写的。在国民党统治下受中小学教育的我们这一代人,就我周围的同龄人来说,孔子只是一个历史人物而已,既没有视他为圣人的强烈观念,也不见什么人蓄意反孔。以下是没有删节的原文。

  

  《孔子》:一部儒家的宣传片

  

  南方都市报:袁老师,您谈谈对这部电影的感觉。

  

  袁伟时:孔子是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三位一体的人物。作为教育家,争议不大,他有三千弟子,公元前5、6世纪,在世界范围也称得上是个大教育家。但他作为思想家成就的高低,作为政治家的成败的得失,会有很多不同的评价。这很正常。这部电影拍得很严肃、认真,不是流行的瞎编、搞笑的“戏说”片,把孔子作为一个有理想的政治家的追求拍出来了。一个民族,特别是它的知识阶层,应该有理想的追求,坚韧不拔的精神是应该延续,应该继承的。电影在这方面体现出来了,从基本方面和总体上看是成功的。

  《孟子》上有一句话:“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一句话变成一个故事,虚构了一个小奴隶,从文艺创作上是可以的,也是成功的。它不是文献纪录片,容许虚构。其中的成败得失,这个人物,那个人物,怎么样,有不同看法,很正常。

  对电影、文艺创作要宽容一点,要有充分的自由,中国管得太多,没有生气。艺术、创作,容许大家自由探索才是正道。与此同时,作为创作者当然要虚心听取大家的议论、批评,不要堵塞自己前进的道路。

  

  南方都市报:您认为这部电影有什么不足?

  

  袁伟时:一部水平较高的传记片,不会回避传主的错误。《孔子》还没有达到这个高度。在我看来,它是儒家的宣传片,而不是高水平的传记片。这部电影有意掩盖对孔子形象不利的东西。

  例如,影片着意渲染的夹谷之会,历史留下其中的重要情节:“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史记·孔子世家》)两国君主会盟,加插一点轻松愉快的乐舞,就说人家是“营惑诸侯”,罪该砍头!砍掉人家的手足,太残忍了!不过,这就是孔子坚持的礼治。

  《史记·孔子世家》还有一段很重要的记载:“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荀子·宥坐》也将这件事记录下来了,而且说得更具体:“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理由呢?孔子说得头头是道:“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前两条——所谓心“险”、行“辟”顶多是道德和性格缺陷,很难测度,更说不上是什么罪。后三条说的是学问和言论,善于辩论,敢于揭露丑恶,都是大好事,定为该死的罪行,简直是颠倒黑白!以这样的标准杀人,太恐怖了。而历代儒家都以此为杀戮他人的正当理由,无疑是对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犯罪。“非圣犯上”、“离经叛道”,在前现代中国是罪该万死的大罪。那是儒家文化培育出来的是非标准。

  21世纪了,有些人还念念不忘儒门弟子肉麻至极的话:“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说得不客气一点,这是奴才腔调。我不知道这些人有没有起码的历史知识和独立人格!导演没有将这句话加到影片上,头脑还算清醒。

  

  南方都市报:这部电影的编导说,他们的每一句话都有根据,您怎么看?

  

  袁伟时:中国的广告,夸大失实,比比皆是。一个历史故事片容许虚构,但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平不能胡编。影片中颜回为打捞简牍跳到冰窟窿中去而献身;这是不惜糟蹋历史,塑造儒家英雄。他们说看了这部片子“不哭不是人”。我看应该加一个字:“不哭不是蠢人”!

  

  南方都市报:古代真实的孔子,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袁伟时:史学界有个共识,完全重现历史真实是不可能的;但是勾勒比较真实的基本轮廓,是史家的责任。心平气和看孔子,我以为简单说来有这么几条:

  1.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但不要胡吹是“世界最伟大的教育家”。许多民族都有自己伟大的教育家。比孔子(前551—前479)稍晚一点的苏格拉底(前469—前399)也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教人怀疑、探讨、批判、论证,开启了西方自由讨论和严密论证的学风,与孔子训诫式、“攻乎异端”培育出来的“尊圣宗经”的学风迥异;他的教学内容、方法和后果都比孔子高出一筹。

  2.文献整理和传承,功劳很大。

  3.一个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他的论述主要涉及伦理道德和政治。用《史记·六家要旨》的话来说是:“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简单地说是迂腐,不切实际,讲究等级、秩序。当然这只是“要旨”而已,具体说来,则精华与糟粕并陈。不过,这些主张对发展缓慢的农业社会巩固社会秩序很有用,并且影响了广大的东亚地区。

  4.一个坚韧的政治家。

  汉族和汉文化圈深受他的思想熏陶,优长和弱点都刻下很深的印记。但历史证明了一条:这样的儒家思想或儒表法里与自然经济相结合形成的宗法专制社会,无法自行转型为现代社会,也产生不了现代科学。

  

  孔教会与新文化运动

  

  南方都市报:近代一百年里孔子的起伏上下,常常让人眼花缭乱。您能梳理一下其中心脉络吗?

  

  袁伟时:儒教是从明清时期起真正统治全中国。历代王朝尊孔不奇怪;这是前现代中国的基本特征。奇怪的是,在闹了革命、号称推翻专制之后的民国时期,儒教的热潮变本加厉,出现了一波又一波尊孔热潮。

  

  南方都市报:康有为成立了孔教会。

  

  袁伟时:对,带头掀起这股热潮的是康有为及其追随者,包括他的大弟子梁启超。1913年开始,他们发起组织孔教会。那时有结社和言论自由,各地尊孔组织纷纷成立,同时办了一批尊孔报刊,如康有为的《不忍》杂志,还有《孔教会杂志》,《经世报》等等;还办了一间孔教大学。

  这是一次狭隘文化民族主义大发作。代表性的言论有:“孔子之圣智,超越大地诸教主”,“中国之文明冠绝全球”!“孔子乃贤于尧舜,继于文王……筦世界大同之枢。”“经为万世法,而孔教能统一全地球”!康有为的调子更高:“凡普大地万国之人,虽欲离孔教须臾而不能也!”

  不光这些孔教吹鼓手涌动,官方也强力支持。从袁世凯、黎元洪到各个地方的督军和社会名流,都发电报支持,将孔子捧到天上。康有为上书袁世凯:“尊圣卫道,想公同心。”袁氏立即回电:“比者大教凌夷,横流在目……匪有大哲,孰为修明?”互相吹捧,肉麻得很。

  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定孔教为国教,各级学校恢复读经。但是,他们也并不是真的要复辟宗法专制制度,辛亥革命前就要求立宪了。

  

  南方都市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康、梁本人也同时支持立宪。

  

  袁伟时:康有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康、梁及其追随者分别草拟了三个宪法草案,各有不同。梁启超的宪法草案,迎合袁世凯,是开明专制方案。康有为草拟的宪法,反而对法治和民主程序的方方面面说得头头是道。他的基本倾向是虚君共和。即使以他为国师的张勋复辟,发布的文件追求的也是虚君共和。

  当时的问题在于宪政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上。孔教会的要求是儒术至上,并且写入宪法,把中国变为儒教国家。但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即便在汉文化内部,也存在不同的文化流派。要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宪政或法治国家,文化就应该是多元的,怎么能强行规定独尊儒家呢?何况若不清理当时无所不在的与儒家息息相关的宗法专制关系,公民的自由、平等关系怎么确立?讲究恭顺、等级和宗法关系的儒家思想,显然与现代社会平等、自由的人际关系格格不入。所以,这一场热潮招致先进思想家的批判,毫不奇怪。

  

  南方都市报:于是接下来的新文化运动,与这一场尊孔热潮就是针锋对立的。

  

  袁伟时:辩论是不可避免的,而当时也有足够的言论自由空间。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当时有人说过一些过火的话,也千万不要把它与后来以暴力为后盾的“破四旧”相提并论。运作方式根本不同。这是无权无勇的一群书生发动的自由辩论,是以理服人、听不听由你的。

  后果更是迥异。新文化运动时期,子学,佛学,史上的白话小说、戏曲乃至儒学本身等等传统文化的许多瑰宝被发扬光大,抛弃的仅是应该进入博物馆的东西,如三纲之类的宗法制桎梏。中国文化进入罕见的黄金时代。学术繁荣,大师辈出,宽容自由,出现了一个多元文化的正常局面。

  此外不应忘记,新文化运动是民间文化,没有强制别人服从的权力。当时的官员们多半口口声声子曰、诗云,满脑子儒家教条。有人非要说新文化运动摧毁了儒学,太夸张了。

  

  南方都市报:这一波尊孔潮后来如何?

  

  袁伟时:各类与孔教会一脉相承的孔门卫道士相继登场。杜亚泉、梁漱溟、张君劢是其中突出代表,梁启超也插了一手,谱成颇为壮观的东方文化救世交响曲。归纳起来,他们有几个引人注目的特点:

  首先,都以孔门真传自居;吹嘘自己那一套不但可以救中国,而且可以救世界。但与民国初年孔教会兴盛时期比,神化孔子的肉麻话减少很多。

  这些典型人物里,张君劢提倡新宋学,说要从修身养性的“内生活”中求出路。梁启超到欧洲走了一趟,看到一战后残破的欧洲,提出东方文化救世论,说欧洲那些人等着东方文化去救他们。

  进入20年代,梁漱溟从研究佛学转向“做孔家的生活”,要把人类引向“至美至好的孔子路上来”。其代表作是《东方文化及其哲学》,断言西方文化满足意欲,着力解决物质生活问题,必然转向欲望调和折中的中国文化,而未来则向以禁欲为特征的印度文化发展。信口开河,好玩得很。时至今日,不值得花时间去分析了。

  他们不反对宪政,却反对市场经济。比如说,杜亚泉认为只能发展自给的手工业。梁漱溟则声称最讨厌算帐的生活。张君劢说西方文化里面有三条不能接受,是束缚人的三重罗网:一是工商赢利;二,国家主义;三,科学知识。

  而且他们往往反对个人独立、自由。

  这里就可以看出他们的矛盾所在:离开市场经济和个人的平等、自由,宪政赖以生存的基础和目的就被取消了。这是不是真宪政就不无疑问了。

  

  南方都市报:这一场尊孔热潮的来源是什么?

  

  袁伟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互相厮杀的交战国满目疮痍,加上如何调控市场经济还没有足够的经验,一再陷入经济危机。而义和团事件后的中国,吸取了教训,致力改革,从清末新政至北洋政府,顶住了世界经济危机接连袭击,经济多年保持持续快速发展,东方文化救世论就有存在的基础了。

  此外,不要想当然以为新文化运动以后,儒家思想影响和儒家文化就荡然无存了。儒学的地位在五四以后确实下降了但没有被摧毁。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都提倡儒学,都尊孔。我1937进小学还要拜孔子。小学一年级入学第一天,校长带领我们给孔子牌位鞠躬。

  

  蒋介石手中的孔子:阻击自由的丈八蛇矛

  

  南方都市报:接下来,国民党掀起的尊孔热潮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袁伟时:从20年代的“戴季陶主义”到40年代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孔子都是蒋介石手中打人的重要武器。

  1925年,戴季陶在他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中提出一个新道统论。他说:“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正统的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这是中山“先生对欧洲文化的基本思想来宣战。” 当时国民党内权力争夺非常激烈。这是戴季陶为他的小兄弟蒋介石制造出来的夺权理论。左右开弓,既打中国共产党,也打欧美自由派,因为这些都是与中国的正统思想迥异的“欧洲文化”。

  蒋介石先后十多次仔细阅读戴季陶的这部书,完全接受他的道统论,把它作为自己的“力行哲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在上世纪30年代他提倡的新生活运动中和国民党操纵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中,抗拒自由思想都是不变的主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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