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先生按语：这一天中午，王晶与我相约赶往江南西路一家影院看《孔子》。这家豪华、宽敞的放映厅里连我们在内只有五个人。前排空空荡荡，与网络上喧嚣的评论、声明恰成对比。看完电影，我们在袁家幽静的书房里畅谈了两个多小时。

记录整理后达九千字，编者事先说好只能发表八千字，2月7日在《南方都市报》A208-09刊出时，自然要删去一千字，并做编辑应做的工作。发表时编者加上一个颇为精辟的导语，但说“袁伟时也被迫写批判孔子的文章”是不准确的。我写了一篇《孔子教育三议》，无论对错都体现了当时我的认识水平，不是别人强迫我写的。在国民党统治下受中小学教育的我们这一代人，就我周围的同龄人来说，孔子只是一个历史人物而已，既没有视他为圣人的强烈观念，也不见什么人蓄意反孔。以下是没有删节的原文。

《孔子》：一部儒家的宣传片

南方都市报：袁老师，您谈谈对这部电影的感觉。

袁伟时：孔子是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三位一体的人物。作为教育家，争议不大，他有三千弟子，公元前5、6世纪，在世界范围也称得上是个大教育家。但他作为思想家成就的高低，作为政治家的成败的得失，会有很多不同的评价。这很正常。这部电影拍得很严肃、认真，不是流行的瞎编、搞笑的“戏说”片，把孔子作为一个有理想的政治家的追求拍出来了。一个民族，特别是它的知识阶层，应该有理想的追求，坚韧不拔的精神是应该延续，应该继承的。电影在这方面体现出来了，从基本方面和总体上看是成功的。

《孟子》上有一句话：“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一句话变成一个故事，虚构了一个小奴隶，从文艺创作上是可以的，也是成功的。它不是文献纪录片，容许虚构。其中的成败得失，这个人物，那个人物，怎么样，有不同看法，很正常。

对电影、文艺创作要宽容一点，要有充分的自由，中国管得太多，没有生气。艺术、创作，容许大家自由探索才是正道。与此同时，作为创作者当然要虚心听取大家的议论、批评，不要堵塞自己前进的道路。

南方都市报：您认为这部电影有什么不足？

袁伟时：一部水平较高的传记片，不会回避传主的错误。《孔子》还没有达到这个高度。在我看来，它是儒家的宣传片，而不是高水平的传记片。这部电影有意掩盖对孔子形象不利的东西。

例如，影片着意渲染的夹谷之会，历史留下其中的重要情节：“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史记·孔子世家》）两国君主会盟，加插一点轻松愉快的乐舞，就说人家是“营惑诸侯”，罪该砍头！砍掉人家的手足，太残忍了！不过，这就是孔子坚持的礼治。

《史记·孔子世家》还有一段很重要的记载：“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荀子·宥坐》也将这件事记录下来了，而且说得更具体：“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理由呢？孔子说得头头是道：“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前两条——所谓心“险”、行“辟”顶多是道德和性格缺陷，很难测度，更说不上是什么罪。后三条说的是学问和言论，善于辩论，敢于揭露丑恶，都是大好事，定为该死的罪行，简直是颠倒黑白！以这样的标准杀人，太恐怖了。而历代儒家都以此为杀戮他人的正当理由，无疑是对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犯罪。“非圣犯上”、“离经叛道”，在前现代中国是罪该万死的大罪。那是儒家文化培育出来的是非标准。

21世纪了，有些人还念念不忘儒门弟子肉麻至极的话：“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说得不客气一点，这是奴才腔调。我不知道这些人有没有起码的历史知识和独立人格！导演没有将这句话加到影片上，头脑还算清醒。

南方都市报：这部电影的编导说，他们的每一句话都有根据，您怎么看？

袁伟时：中国的广告，夸大失实，比比皆是。一个历史故事片容许虚构，但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平不能胡编。影片中颜回为打捞简牍跳到冰窟窿中去而献身；这是不惜糟蹋历史，塑造儒家英雄。他们说看了这部片子“不哭不是人”。我看应该加一个字：“不哭不是蠢人”！

南方都市报：古代真实的孔子，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袁伟时：史学界有个共识，完全重现历史真实是不可能的；但是勾勒比较真实的基本轮廓，是史家的责任。心平气和看孔子，我以为简单说来有这么几条：

1.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但不要胡吹是“世界最伟大的教育家”。许多民族都有自己伟大的教育家。比孔子（前551—前479）稍晚一点的苏格拉底（前469—前399）也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教人怀疑、探讨、批判、论证，开启了西方自由讨论和严密论证的学风，与孔子训诫式、“攻乎异端”培育出来的“尊圣宗经”的学风迥异；他的教学内容、方法和后果都比孔子高出一筹。

2.文献整理和传承，功劳很大。

3.一个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他的论述主要涉及伦理道德和政治。用《史记·六家要旨》的话来说是：“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简单地说是迂腐，不切实际，讲究等级、秩序。当然这只是“要旨”而已，具体说来，则精华与糟粕并陈。不过，这些主张对发展缓慢的农业社会巩固社会秩序很有用，并且影响了广大的东亚地区。

4.一个坚韧的政治家。

汉族和汉文化圈深受他的思想熏陶，优长和弱点都刻下很深的印记。但历史证明了一条：这样的儒家思想或儒表法里与自然经济相结合形成的宗法专制社会，无法自行转型为现代社会，也产生不了现代科学。

孔教会与新文化运动

南方都市报：近代一百年里孔子的起伏上下，常常让人眼花缭乱。您能梳理一下其中心脉络吗？

袁伟时：儒教是从明清时期起真正统治全中国。历代王朝尊孔不奇怪；这是前现代中国的基本特征。奇怪的是，在闹了革命、号称推翻专制之后的民国时期，儒教的热潮变本加厉，出现了一波又一波尊孔热潮。

南方都市报：康有为成立了孔教会。

袁伟时：对，带头掀起这股热潮的是康有为及其追随者，包括他的大弟子梁启超。1913年开始，他们发起组织孔教会。那时有结社和言论自由，各地尊孔组织纷纷成立，同时办了一批尊孔报刊，如康有为的《不忍》杂志，还有《孔教会杂志》，《经世报》等等；还办了一间孔教大学。

这是一次狭隘文化民族主义大发作。代表性的言论有：“孔子之圣智，超越大地诸教主”，“中国之文明冠绝全球”！“孔子乃贤于尧舜，继于文王……筦世界大同之枢。”“经为万世法，而孔教能统一全地球”！康有为的调子更高：“凡普大地万国之人，虽欲离孔教须臾而不能也！”

不光这些孔教吹鼓手涌动，官方也强力支持。从袁世凯、黎元洪到各个地方的督军和社会名流，都发电报支持，将孔子捧到天上。康有为上书袁世凯：“尊圣卫道，想公同心。”袁氏立即回电：“比者大教凌夷，横流在目……匪有大哲，孰为修明？”互相吹捧，肉麻得很。

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定孔教为国教，各级学校恢复读经。但是，他们也并不是真的要复辟宗法专制制度，辛亥革命前就要求立宪了。

南方都市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康、梁本人也同时支持立宪。

袁伟时：康有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康、梁及其追随者分别草拟了三个宪法草案，各有不同。梁启超的宪法草案，迎合袁世凯，是开明专制方案。康有为草拟的宪法，反而对法治和民主程序的方方面面说得头头是道。他的基本倾向是虚君共和。即使以他为国师的张勋复辟，发布的文件追求的也是虚君共和。

当时的问题在于宪政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上。孔教会的要求是儒术至上，并且写入宪法，把中国变为儒教国家。但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即便在汉文化内部，也存在不同的文化流派。要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宪政或法治国家，文化就应该是多元的，怎么能强行规定独尊儒家呢？何况若不清理当时无所不在的与儒家息息相关的宗法专制关系，公民的自由、平等关系怎么确立？讲究恭顺、等级和宗法关系的儒家思想，显然与现代社会平等、自由的人际关系格格不入。所以，这一场热潮招致先进思想家的批判，毫不奇怪。

南方都市报：于是接下来的新文化运动，与这一场尊孔热潮就是针锋对立的。

袁伟时：辩论是不可避免的，而当时也有足够的言论自由空间。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当时有人说过一些过火的话，也千万不要把它与后来以暴力为后盾的“破四旧”相提并论。运作方式根本不同。这是无权无勇的一群书生发动的自由辩论，是以理服人、听不听由你的。

后果更是迥异。新文化运动时期，子学，佛学，史上的白话小说、戏曲乃至儒学本身等等传统文化的许多瑰宝被发扬光大，抛弃的仅是应该进入博物馆的东西，如三纲之类的宗法制桎梏。中国文化进入罕见的黄金时代。学术繁荣，大师辈出，宽容自由，出现了一个多元文化的正常局面。

此外不应忘记，新文化运动是民间文化，没有强制别人服从的权力。当时的官员们多半口口声声子曰、诗云，满脑子儒家教条。有人非要说新文化运动摧毁了儒学，太夸张了。

南方都市报：这一波尊孔潮后来如何？

袁伟时：各类与孔教会一脉相承的孔门卫道士相继登场。杜亚泉、梁漱溟、张君劢是其中突出代表，梁启超也插了一手，谱成颇为壮观的东方文化救世交响曲。归纳起来，他们有几个引人注目的特点：

首先，都以孔门真传自居；吹嘘自己那一套不但可以救中国，而且可以救世界。但与民国初年孔教会兴盛时期比，神化孔子的肉麻话减少很多。

这些典型人物里，张君劢提倡新宋学，说要从修身养性的“内生活”中求出路。梁启超到欧洲走了一趟，看到一战后残破的欧洲，提出东方文化救世论，说欧洲那些人等着东方文化去救他们。

进入20年代，梁漱溟从研究佛学转向“做孔家的生活”，要把人类引向“至美至好的孔子路上来”。其代表作是《东方文化及其哲学》，断言西方文化满足意欲，着力解决物质生活问题，必然转向欲望调和折中的中国文化，而未来则向以禁欲为特征的印度文化发展。信口开河，好玩得很。时至今日，不值得花时间去分析了。

他们不反对宪政，却反对市场经济。比如说，杜亚泉认为只能发展自给的手工业。梁漱溟则声称最讨厌算帐的生活。张君劢说西方文化里面有三条不能接受，是束缚人的三重罗网：一是工商赢利；二，国家主义；三，科学知识。

而且他们往往反对个人独立、自由。

这里就可以看出他们的矛盾所在：离开市场经济和个人的平等、自由，宪政赖以生存的基础和目的就被取消了。这是不是真宪政就不无疑问了。

南方都市报：这一场尊孔热潮的来源是什么？

袁伟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互相厮杀的交战国满目疮痍，加上如何调控市场经济还没有足够的经验，一再陷入经济危机。而义和团事件后的中国，吸取了教训，致力改革，从清末新政至北洋政府，顶住了世界经济危机接连袭击，经济多年保持持续快速发展，东方文化救世论就有存在的基础了。

此外，不要想当然以为新文化运动以后，儒家思想影响和儒家文化就荡然无存了。儒学的地位在五四以后确实下降了但没有被摧毁。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都提倡儒学，都尊孔。我1937进小学还要拜孔子。小学一年级入学第一天，校长带领我们给孔子牌位鞠躬。

蒋介石手中的孔子：阻击自由的丈八蛇矛

南方都市报：接下来，国民党掀起的尊孔热潮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袁伟时：从20年代的“戴季陶主义”到40年代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孔子都是蒋介石手中打人的重要武器。

1925年，戴季陶在他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中提出一个新道统论。他说：“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正统的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这是中山“先生对欧洲文化的基本思想来宣战。” 当时国民党内权力争夺非常激烈。这是戴季陶为他的小兄弟蒋介石制造出来的夺权理论。左右开弓，既打中国共产党，也打欧美自由派，因为这些都是与中国的正统思想迥异的“欧洲文化”。

蒋介石先后十多次仔细阅读戴季陶的这部书，完全接受他的道统论，把它作为自己的“力行哲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在上世纪30年代他提倡的新生活运动中和国民党操纵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中，抗拒自由思想都是不变的主题。上世纪40年代出版的《中国之命运》更直截了当说：“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这些学说和政论，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之命运》1943年3月正中书局重庆版第73页）。攻击“自由主义分散国家民族为一盘散沙”（同上第124页）。强调必须“以民族思想为第一”（同上第177页）。句句不忘中国特点。

在蒋介石看来，中国文化就体现在孔子身上。他说：“我中华民族文化，垂二千五百有余岁，至孔子始集其大成，故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中山楼中华文化堂落成纪念文>，《胡适与中西文化》第321页）

南方都市报：蒋氏尊孔，与康有为、张君劢他们有什么差别？

袁伟时：与那些书呆子不同，蒋介石手中有兵，孔子是他巩固和扩大自己权力的武器。孙中山继承孔子的道统，他就自称是孙中山的化身。他说：“各位如果相信本校长是一个真正革命者，那么在校内，在军中，都要服从我的主张，如同我以总理之思想为思想，以总理之意志为意志，才不会被人买弄，才可做真正事业。”黄埔组建的所谓党军，其实是蒋氏的私家军。

孔子在他手上很重要的作用是反对外来的自由思想。“以后我们大家一切的意志、言论、行动，都以党纪为依归，戒除浪漫的生活，不讲个人的自由平等”；这是他对追随者的要求。而作为治国方略，则宣称：“我们中国的民主制度，决不以欧美十九世纪个人主义与阶级观念的民主制度为模型。”（《中国之命运》第138页）他要的是“三民主义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流传下来的大道，亦就是中国政治伦理哲学的基础，就是要以中国固有的精神来革命，来治国平天下。” 甚至说，这一套“实在是全世界拨乱致治的要道”！

“国家至上，民族至上”，这是蒋介石国民党重复千百万次的口号，说到底无非是朕即国家，朕即民族，一切听我的，别谈什么个人自由。孔子就是他们冀图阻击自由的丈八蛇矛！

南方都市报：这两波尊孔热潮，有什么共同点？

袁伟时：康有为毫不讳言，自己就是得孔子真传的当代教主。吹捧孔子，其实是吹捧自己。蒋介石尊孔也一样。其实，在吃政治饭的人手中，孔子无论被捧上天还是打翻在地，都是玩偶或工具。

文革：作为“复辟派头子”的孔子

南方都市报：20世纪下半叶，孔子反过来成了批判对象了。

袁伟时：其实，只要政要不插手，让书生们从容论道，肯定或否定孔子都无关紧要，慢慢就会在辩论中认识得全面一些。不幸，他一再被人利用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南方都市报：批林批孔是高峰。有很多人说，这是因为四人帮要打倒周恩来，顺便把孔子抓来陪绑。

袁伟时：“批林批孔批周公”，显然有剑指周恩来的意图。不过，当时毛泽东是绝对权威。如果要撤换周恩来，毛只要说一句话，以周的身体不好之类为藉口，一下子就可以让他下台。有没有必要全民动员批林批孔呢？

我想最根本的原因，仍然是毛泽东在思想上的终极追求。他教条式地应用马克思的理论，要在地上建立理想王国。马克思作为学者、思想家，设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没有商品、市场和私有财产的。《共产党宣言》有个核心思想：“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为避免误解，马克思特地申明：“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于是，在“消灭私有制”的同时，必须彻底清理传统的思想文化。这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基本信念。文化革命一开始，两个决裂的口号就把全国弄得地动山摇了。

要消灭私有制，就要制造一批复辟派；揪“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挖“赫鲁晓夫”！阶级斗争多疑症成了全民流行病。

要与传统观念决裂，就要“破四旧”，自由恐惧症在全国蔓延！。文化和文化遗产遭遇千年一劫。批林批孔当中，说得最多的也就是这两个决裂。这样的语境下孔子当然在劫难逃了。

南方都市报：中山大学的杨荣国教授在运动中可起了很大作用啊。

袁伟时：杨荣国教授是学者，没有政治野心，也没有行政能力。他从40年代开始，就对孔子持否定态度。在正常的环境下，同意不同意他的观点都是正常的学术现象；何况70年代，他已癌症在身。他不过是被利用的工具，不应苛责。

“国学家”孔子：大国崛起的符号

南方都市报：从90年到现在，十年间，孔子又热起来了。

袁伟时：这一次，孔子穿着“国学家”的宽袍大袖登场，似乎成了大国崛起的文化符号。官方、国学派、新左派还有一些自由主义的学者都大讲传统文化和孔子。他们各有图谋；但都热望孔子治国安邦，解决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难题。

这些流派里，自由主义者与其他派有所不同，对内坚持宪政，对外坚持改革开放；但他们认为文化上要保持中国的传统。国学派、新左派等，则实际上是反对宪政的。他们也反对开放，强调中国被殖民化了，比如汪晖、崔之元就讲这一套。

这里牵涉到五个很有趣的问题：

1.孔子能体现中国的软实力吗？

教育部热衷在世界各国办孔子学院，热望孔子成为中国的名片，显示中国的软实力。

中国传统文化当然是世界多元文化的重要一元。不过，在海外，无论你使多大劲，东方文化始终是少数人的偏好。孔子学院的现实是汉语学校。中国的软实力说到底靠的是营造一个自由和法治的社会，让中国人的创造力在各个领域充分展现，才能赢得各国人衷心敬佩。

有些人异想天开，要搞“中国本位的学术”，从基本概念到学术规范都要自成体系，以便显示中国的软实力。太好玩了！不过，这样弄出来的东西，是学术吗？这些玩意会给中国学术增光还是丑化中国学术？

2.孔子是不是“文化安全”和反对“文化侵略”的大将？

孔子不是统兵大元帅。在射箭俱乐部和马术表演中可以一展身手，委托他反侵略恐怕用非所长。文化的特性是没有国界，以理服人，以情动人，无法禁锢。硬要御敌于国门之外，一定会有的普罗米修斯盗取火种，传播光明。马克思说得好：“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共产党宣言》）中国为自我封闭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应该迷途知返。最安全的文化国策是鼓励自由交流，自由讨论，让自己的公民理性、成熟地看待一切，自由地选择。

南方都市报：这个很难讲，即便在法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它也有文化受威胁的情绪。

袁伟时：那是狭隘的民族情绪，不利于法国文化的发展。所有的文化，要是不在自由竞争、自由交流中赢得影响，那是站不住的。你想用行政手段来保卫文化，完全无济于事。真正的学术文化上是没有侵略与反侵略的问题的。给知识阶层提供自由的环境和足够的资金，而且资金分配不受政治干扰，文化的兴盛才有扎实的基础。

3. 孔子有没有治理现代社会痼疾的百宝囊？

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现他藏着这样的锦囊妙计。

南方都市报：有人认为儒教在东亚是成功的，比如新加坡等国就是典范，而且进一步论证现代化有多种途径，并不一定要搞宪政和民主。

袁伟时：这是经不起反驳的辩护。东方文明没有发展出原生态的现代社会。后发的现代社会，第二波也没有轮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在东方发展出一些真正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日本在二战以前，是一个半野蛮半现代的国家，二战后在美国占领下被强迫现代化，才真正转变现代社会。

四小龙，所以能较快现代化，基本原因学了西方的市场经济，法治，自由。起初有自由、法治，无民主，后来不得不补课。他们在经济发展后，一切现代病都有，也没有什么独特的免疫力。

4. 孔子是不是宪政支柱？

在一个没有自由传统的东方国家，怎样使宪政生根，确是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硬把孔子和儒家说成是自由斗士，离实际太远了。20世纪中国证明，外来观念和制度在一个国家生根完全可能，而且它们会自发拓展。作为宪政支柱的私有制、市场，当然在中国传统中源远流长，但法治、个人自由和民主制度都是舶来品。不要低估中国人接受外来文化的能力。

有些朋友热爱儒家传统心切，有点是非不分了。例如，民国初年梁启超鼓吹的孔教儒学和张君劢20年代宣扬的“新宋学”值得肯定吗？三曹与建安七子是中国文化的奇葩。怎么曹操成了中国文化的罪人了呢？中国是多民族文化，不能以儒家为唯一代表，各朝代也不是都以儒学为统治思想的。

5. 孔子能治理“道德沙尘暴”吗？

易中天教授抨击“道德沙尘暴”一针见血，掷地有声！挽救之道首先在健全法治，把文明和公共道德的底线法条化，既有利于社会稳定，也会促进良风美俗的养成。

经过选择，孔子和儒家的道德格言会有益于新道德的生长。但是，离开法治，孔子没有治理来势凶猛的道德沙尘暴的能耐。同时，私德不应受到不应有的干预。中国人中有人愿意信奉西方道德又有何不可？

对道德的内容、道德的规范的理解上的问题，也不要有民族主义情绪，不要和清代权贵一样，认为中国道德是世界第一的。

首先要确立一点：全世界各种各样的人，人性都是相同的，都有自利心，都要求平等、自由，追求幸福，这就是人性。“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大部分民族的传统道德大体上大同小异，比如都要求诚信，正义，要求自律，自尊，自强不息，利他，爱人。

有人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中国特有的。其实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里都有类似内容。正如《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所说：“数千年以来，人类的许多宗教和伦理传统都具有并一直维系着这样一条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者换用肯定的措词，即：你希望人怎样对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

其次，道德沦丧的原因在哪里？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都会出现道德沦丧的黑暗时期。法国的《人间喜剧》，左拉、雨果笔下的资产阶级的贪婪，都是很可怕的。18、19世纪美英资产者发家，也不特别仁慈。这是新的社会秩序确立过程的现象。

再次，怎样重建道德？关键在法治。法律就是总结文明的发展水平、道德的水平，将大家接受的公共道德和人际关系准则法制化。比如诚信，无论你如何提倡，效果都有限，只有用法治才能保障交易的诚信。个人自由是现代道德的核心。要确立这一条，切实保护个人自由，也要把它变为法律。

法治是边界，也是道德重建的基础。

这一波孔子的复兴，其实归结起来，就是以什么东西，什么思想，来整合我们当前这个正在转型的社会。这是核心问题。前现代的中国社会，用儒家道德来巩固宗法专制制度。但我们处于社会转型期，要推动现代化全面、深入发展，只能用法治来解决社会整合和道德沦丧问题。在他们这些人看来，儒家文化是整合社会的灵丹妙药。而在真正追求中国现代化的人看来，现代社会的文化必然是多元的；整合社会和道德重建的底线应该是民主、法治和自由。

孔子为何要一再地作为圣人被搬出来？他是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但不是什么十全十美的圣人。唯独尊崇一个孔子，不是在保护或者发扬中国文化，反而是在泯灭中国文化内在的多元性。如果认为我们今天还要拜倒在这个、那个圣人面前，那是非常糊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