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景文:解决争端方式的选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43 次 更新时间:2010-06-11 21: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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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景文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解决争端有不同的方式,按不同的标准可分为正式解决方式和非正式解决方式,自己解决方式和第三方解决方式。基于不同的条件制约,人们采取了不同的解决争端的方式,出现了日本、美国和中国的经验模式。法社会学界对不同条件制约着人们选择不同的解决方式存在不同的理论:简单关系和复杂关系;社会发展程度;文化影响;核心关系和边缘关系;利益的计算。这几种理论各有不足,关键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找到与一种解决争端的方式相契合的理论支撑点。

  【关键词】法社会学/解决争端方式/调解/诉讼

  

  一、解决争端的不同方式

  

  解决争端有不同的方式。根据其是否由正式的社会组织实施可分为非正式的解决争端 和正式的解决争端。非正式的解决争端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自发产生的,不 通过正式的社会组织执行,无需专门人员负责,如嘲笑、流言蜚语、批评、排斥、赞扬等。这类社会控制措施在一个有着密切的人际关系,频繁交往的小团体内部具 有明显效果。而正式的解决争端由正式的社会组织执行,包括国家、宗教团体、教育组织等,不仅得到正式的社会组织的保证,而且有一套执行的程序。正式的解决 争端的方式是随着社会分工而发展起来的专门化的解决争端的方式,它是在非正式的解决争端方式不完善、不足以保证人们服从的情况下产生的。在现代社会,正式 的解决争端方式占主导地位,但非正式的解决争端方式在一定范围内仍然起着重要作用。根据解决争端是否需要第三方干预可分为自己解决和由第三方解决两种方 式。由自己解决冲突是在无需第三方参与的情况下由冲突各方通过各种方式自己解决冲突的措施,如当众辱骂责打、决斗、复仇、躲避、谈判等。由第三方解决冲突 是指依靠没直接参加到冲突中去的第三方解决争端的方式,第三方的决定对于争端各方具有某种权威性,如调解、仲裁、审判等。人们选择什么样的解决争端的方式 取决于多种因素,依争端者之间的关系,争端的性质、规模,解决争端所需要的时间、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争端各方的实力对比以及文化传统等而决定。比 如,在有着密切交往的人们之间,如家庭成员、亲戚朋友之间的冲突,往往用自己解决或调解的方式。而在陌生人之间的冲突,他们不是为了保持一种持久的合作关 系,审判的方式较为适宜。而仲裁则介于两者之间。同时,不同解决争端方式之间又是互相渗透的,同一争端可以通过不同方法解决,也可以通过几种方法相互配合 解决。这里要探讨的是什么条件制约着人们选择不同的解决争端的方式。

  

  二、社会发展与解决争端的方式——日本、美国与中国的经验

  

  法社会学家很早就注意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之间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争端, 但争端并不都是通过正式的解决办法,特别是诉讼的方式解决的。

  日本学者小岛武司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鼓励人们之间的争端通过诉讼得 到解决,随着诉讼的增加,加重了法官和律师的工作负担,引起法官和律师 社会需求的 上升,进而涉及到法学教育,扩大法学院的规模,增加法学教授和学生的数量。这实际 上是一条以司法为中心的“大司法制度设计”。而日本则选择 了一条抑制诉讼,鼓励调 解,限制司法规模的“小司法制度设计”。随着争端的增加,诉讼数量的增加,日本并 没有像美国那样扩大司法规模,增加法官和律师 的数量,而是采取一种有意减弱司法作 用的战略。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日本先后在不同领域发展起调解制度,40年代又进一 步规定所有民事争端都必 须首先进行调解,只是在调解不成时,才进行审判,这使得日 本成为发达国家诉讼率最少的国家。[1](P49)

  在美国,许多学者发 现,虽然美国的诉讼数量很大,以至出现诉讼爆炸的问题,但仔细分析,大量的诉讼并不是通过法院的审判解决的。大约有90%以上的刑事案件是通过控辩交易的 方式解决,而根本不通过开庭审判。在民事案件中,以合同案件为例,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马考利(S.Macaulay)就指出,商人们典型的处理 他们之间纠纷的方式是通过商业习惯,在发生合同纠纷的情况下,很少请律师;请律师的合同纠纷很少上法院解决;而上法院解决的合同纠纷通过开庭审判的方式解 决的又占很少的比例。由此,马考利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商人们长期在一个商业圈内活动,对他们来讲保持他们之间长久的业务联系比一场官司的胜负重要得 多。[2]另一位美国著名的法社会学家弗利德曼(L.Friedman)则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美国应对“诉讼爆炸”的方法。他指出,1850年左右美国商 业的增长给法院的审判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当时面对这种压力美国并没有采取单纯扩大法院规模的方法,而是双管齐下,一方面截流,限制法院审判的数量,通过提 高诉讼费和通过法院规则,阻碍当事人通过法院解决纠纷,减少诉讼请求;另一方面,开源、发展院外的解决纠纷机制,如调解、鼓励和解和妥协。特别值得注意的 是,在这个时期美国法院的功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这个时期虽然法院诉讼的数量迅速增加,但大量的案件并不是通过开庭审判的方式解决,而是通过简易程序、 控辩交易、缺席判决等方式解决。法院的主要职能不再是审判,而是一些“日常化”、“常规化”的工作。弗里德曼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审判的前提在于当 事人对案件所使用的法律和事实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对法律和合同有不同的解释,通过审判法官给出一个最符合法律、合同原意的解释。而随着法律的发展和完善, 人们对法律与合同可能产生不同理解的机会越来越少,没有多少必要再通过法官的审判宣布什么是该案应该适用的法律的含义,法官的职能变成了日常性的,像开罚 单、扣工资、或者对双方达成的协议的认可。[3]

  在中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特别是从80年代以来 ,中国解决纠纷的方式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我们可以通过两个指标来分析这一问题。 第一个指标,法院一审民事案件数量与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调解的数量之比(见表1)。

  

    表1 中国调解的作用的变化(1986-2001)

  

    年代  调解委员会   调解人员  调解纠纷数量  民事一审数量   乙/甲

  

    (甲)      (乙)     (%)

  

    1986   957589    6087349    7307049     989409    13.5

  

    1987   980352    6205813    6966053     1213219    17.4

  

    1988  1002635    6370396    7255199     1419056    19.6

  

    1989  1006040    5937110    7341030     1808538    24.6

  

    1990  1020537    6256191    7409222     1849728    24.9

  

    1991  1040330    9914135    7125524     1910013    26.8

  

    1992  1011221   10179201    6173209     1948949    31.5

  

    1993  1007935    9766519    6222958     2091651    33.6

  

    1994  1009407    9997916    6123729     2382174    38.9

  

    1995  1009814   10258984    6028481     2714665    45.0

  

    1996  1000157   10354176    5802230     3084464    53.1

  

    1997   985313   10273940    5543166     3242202    58.5

  

    1998   983681    9175300    5267200     3360028    63.8

  

    1999   974100    8802500    5188600     3519244    67.8

  

    2000   964000    8445000    5031000     3412259    67.8

  

    2001   923000    7793000    4861000     3459025    71.1

  

  资料来源:中国法律年鉴(1987-1998),中国法律年鉴社,1999年;中国法律年鉴(199 9),中国法律年鉴社,2000年;中国法律年鉴(2000),中国法律年鉴社,2001年;中国 法律年鉴(2001),中国法律年鉴社,2002年。

  表明,我国自从1986年以来人民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的数量已经由不足100万件上升到 346万件;而民间调解的案件由730万件下降到486万件。 二者之比由13.5%上升到71.1% 。证明中国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人民法院在解决民事纠纷中的作用的增强和民间调解作 用的减弱。

  第二个指标,法院通过调解的结案率与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和经济案件之比(见表2)。

  

    表2 中国一审民事案件、经济案件的调解结案率(1988-2001)

  

    年代  民事一审  调解结案   民事案件调  经济一审  调解结案   经济案件调解结案率(%)            解结案率(%)

  

    1988  1419056  1017829    71.7     86483   388760    79.9

  

    1989  1808538  1253895    69.3     669443   513484    76.7

  

    1990  1849728  1194350    64.5     598317   414580    69.3

  

    1991  1910013  1128465    59.1     583771   358558    61.4

  

    1992  1948949  1136970    58.3     648018   397404    61.3

  

    1993  2091651  1124060    53.7     883681   555585    62.8

  

    1994  2382174  1392114    58.4    1045440   625078    59.8

  

    1995  2714665  1544258    56.9    1271434   729344    57.4

  

    1996  3084464  1672892    54.2    1504494   804492    53.5

  

    1997  3242202  1651996    50.9    1478139   732753    49.6

  

    1998  3360028  1540368    45.8    1456247   626741    43.0

  

    1999  3519244  1500269    42.6    1535613   631892    41.1

  

    2000  3412259  1336002    39.1    1297843   449558    34.6

  

    2001  3459025  1270556    36.7    1155992   351776    30.4

  

  资料来源:中国法律年鉴(1987-1998),中国法律年鉴社,1998年;中国法律年鉴(199 9),中国法律年鉴社,2000年;中国法律年鉴 (2000),中国法律年鉴社,2001年;中国 法律年鉴(2001),中国法律年鉴社,2002年;民事案件和经济案件的数量指一审案件的审结的数量。

  也就是说,我国无论是民事案件的调解结案率还是经济案件的调解结案率80年代以来 都有了明显的下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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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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