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拉兹:新世界秩序中的个人权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88 次 更新时间:2010-06-09 08: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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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拉兹   邓正来 (进入专栏)  

  

  我在开始今天演讲的时候,将首先对权利进行一番考察——希望是一些有道理的考察。这些考察将使我们对个人权利在正在浮现的新世界秩序中所扮演的角色做出反思。我之所以用“正在浮现的新世界秩序”这个说法,乃是因为我们似乎正在经历一个迅速转型的时期。如果我们把正在浮现的世界秩序的时间起点确定为苏联和苏维埃阵营解体之际是有道理的,那么显而易见的是,正在浮现的世界秩序之进展就根本谈不上顺利。政治与经济的剧变,使我们有可能将迄今为止的各种发展确定为三个阶段。但是,我既不想对那些迫使世界秩序进行重构的主要力量进行分析,也不想对它未来的可能方向做出预测。我的这些考察毋宁象是一个旁观者在评论此一进程的一个方面——亦即与个人权利之主张以及兑现个人权利之努力在这个进程中所扮演的且能够有效扮演的角色有关的那个方面。

  与兑现未必是正在浮现的世界秩序的一些最重要的方面。但不容否认的是,伴随这种世界秩序出现的乃是关于人权的广泛争论以及为确使人权得到兑现而竭力做出的努力。我对权利在这种世界秩序中的地位的讨论,就是在上述狂热般的热闹背景中展开的。我将以两种权利为例来阐明我的一些观点。这两种权利就是受教育权和健康权(the right to health)。

  首先是受教育权:受教育权在各种国际条约中都得到了承认。或许,承认受教育权的主要条约是《世界人权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该《宣言》在第26条第一款宣告:

  所有人都享有受教育权。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和基础教育阶段是如此。初级教育应当是义务教育。技术和职业教育应当能为人们普遍享受,而且高等教育也应当基于成绩对所有人平等开放。

  其次,有关健康的人权可以见之于《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第12条第一款中:

  本《公约》各成员国承认,所有人都有权享有可获得的最高水平的身心健康。

  我演讲的目的,既是为了突出个人权利在这种世界秩序中的极端重要性,又是为了就这些权利的知识基础、它们的定义以及它们的兑现等方面提出一些棘手的问题。我不会提出任何明确的建议,尽管我希望我的讨论能够有助于指明方向——根据这一方向,理论探究与政治活动在解决这些棘手问题的时候都能够做出各自的贡献。

  

  一、一般意义上的权利

  

  我将首先对一般意义上的权利(rights in general)做一番考察。

  个人能够拥有权利,但是其他的实体也能够拥有权利,比如说,公司和其他法人拥有权利,国家也象它们一样拥有权利。

  后者所拥有的是法律权利(legal rights)。在法律权利中,我们可以将之区分为法律创制的权利与法律承认的权利。如果个人拥有自由表达的权利,那么自由表达的法律权利就构成了对自由表达之先在权利(a prior right,我们可以称其为道德权利)的承认。我将不考虑这里有可能存在的细节问题,例如,我认为承认是由这样一个事实构成的,即法律权利与道德权利拥有相同或几乎相同的内容,而不考虑法律承认道德权利是为了使道德权利具有法律效力还是出于某些其他理由。此外,我也不会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一种法律权利对一种道德权利的承认是否是一个程度问题。

  一些权利是法律创制的。一种对政府债券的所有权,就像那些债券本身一样,并不是独立于法律而存在的。这种权利是一种法律创制物。法律创制的权利有可能是道德权利,因而它们是具有道德力量的法律权利。法律创制的其他权利有可能不具有道德力量。在法律制定者(the law-makers)想要承认某项独立的权利、结果却未能做到的时候,法律有时候会创制一些新的权利。再者,法律以此方式创制的权利也可能是道德权利(亦即具有道德力量的权利),也有可能不是道德权利。

  在接下来的演讲中,我不会对那些不具有道德力量的法律权利进行讨论。因此,当我谈到法律创制的权利的时候,我所指的乃是那些法律创制的在道德上有效的权利。法律创制之权利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教益。首先,人们所拥有的(道德)权利是会发生变化的。当法律创制新权利或终止旧权利的时候,我们的(道德)权利就改变了。其次,道德权利能够以更基本的道德权利以外的一些因素为基础,也就是说,能够根据更基本的道德权利以外的一些因素而被证明为正当。

  下面我将对上述第二个要点做出详尽阐释:如果一项具有道德效力的法律权利以另一项道德权利为基础(也就是说,根据另一项道德权利而被证明为正当),那么该项法律权利有可能是一项承认其赖以为基础的那项道德权利的权利。因而,一项法律权利既是法律所创制的权利,但同时也具有道德上的拘束力,即道德效力;换言之,一项法律权利有可能是一项仅仅根据其他道德权利以外的一些考虑因素而被证明为正当的权利,而且还有可能根本不是以任何其他道德权利为基础的权利。

  现在,一些人可能会说,上述情况只可能适用于作为法律权利的道德权利。“独立的”道德权利(independent moral rights),也就是指其道德地位并不取决于它们是否由法律或其他社会制度/惯例所创制的那些道德权利。他们认为,独立的道德权利源自其他独立的道德权利,并最终源自一些根本的道德权利(fundamental moral rights)——它们只是源自自身(亦即自证为正当)的道德权利。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就是事实。实际情况是:他们没有令人信服的论证可以证明,如果道德权利可以源于那些具有道德意义的法律行动,那么为什么道德权利就不能从其他具有道德意义的因素中产生出来。因而,道德权利需要具有道德意义这个事实,并不能够对它们是什么构成任何限制。道德权利乃是通过证明权利为正当这样的做法(如果说不是通过其他任何做法的话)而具有道德意义的。

  某些权利有可能至多是基础性的,因为对它们的正当性论证并不依赖于其他的因素。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是自证正当的,或者说,它们的有效性是不证自明的。我不相信哪种权利有那种意义上的基础性。虽然我演讲的论辩并不依赖于上述颇具根据的疑虑,但是我的论辩确实是以一种思考权利的一般方式为依凭的。我下面就对这个问题进行解释,而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可以表明为什么我的上述疑虑是有道理的。

  我的解释所依凭的乃是那些我希望完全有道理的考察。第一,权利的一个特征是:一个人对那种对他有价值的东西有权利。权利客体,亦即一个人的权利所指向的东西(而不论它们是什么),从理论上讲乃是对权利拥有者有价值的东西。我之所以用“理论上”来限定上述说法,实是因为我考虑到了下述例外情形:我们拥有走动/迁徙自由(freedom of movement)的权利;尽管拥有走动/迁徙自由对我们是有价值的,但是有时候它却可能是有害的。(通常来讲,即使当某种自由在整体上有害时,拥有那项自由仍有某种好处,尽管在某些情形中,其害处碰巧会更严重。)另一种解释是:权利客体对权利拥有者可能具有的那种价值,要取决于该权利拥有者的一些道德义务——拥有财产的价值包含这样一个事实,即拥有财产能够使一个人实现他对家庭成员、自然环境等的各种责任。

  上述第一个道理应当区别于第二个道理,即拥有权利对权利拥有者来说是某种有价值的东西。权利的价值取决于权利客体的价值。因此,对第二个道理的解释基于第一个道理,尤其基于第一个道理与第三个道理的结合,而第三个道理认为,一个人的权利限制了其他人的自由。一般来说,人们有不侵犯其他人权利的义务。每项权利都确立一组义务,并对受制于不同种类义务的人进行界分。将那些义务联结在一起的乃是它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确使权利拥有者能够对其权利的客体进行控制。由于(根据第一个道理)权利的客体对权利拥有者是有价值的,所以对权利客体的控制也是有价值的。这样,第一个道理与第三个道理产生了第二个道理,即权利对那些拥有它们的人来说是有价值的。

  让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道理:人们有理由认为,所有的权利在理论上都会被违背或被侵犯。因此,如果尊重权利是一种一般性的(即使是有点过分的)义务,即不侵犯他人权利的义务,那么由此得出的结论便是,所有的权利都给权利拥有者以外的其他人设定了义务,亦即使权利拥有者能够享有其权利及其客体的义务,或不妨碍权利拥有者享有其权利及其客体的义务。给定第一个道理和第二个道理,那么第三个道理便无异于认为,人们有义务让那些权利拥有者享有其权利的客体或不妨碍他们享有其权利的客体,亦即对权利客体的享有对于权利拥有者来说是有价值的。

  就上述三个道理而言,我们不得不对它们的意义进行追问。尤其是:对权利拥有者具有价值的一项权利的客体难道有可能与权利的正当性论证无关吗?也即是说,对权利拥有者具有价值的一项权利的客体难道有可能与对权利拥有者为什么拥有那项道德权利这一问题的解释无关吗?上述疑问听起来好像不合道理。如果对上述疑问的回答真的是:权利客体对那些权利拥有者的价值与对他们拥有那项权利的正当性论证无关,那么(根据那些必要的限定条件)权利的客体对权利拥有者必定具有价值这一点也将变得诡异难解。这种自然的解释认为,权利客体具有价值这一事实乃是权利拥有者为何拥有那项权利的理由或部分理由。当然,人们并不对任何对他们有价值的东西都享有权利。在这里,第二个道理凸显了出来:权利是加于他人之义务的根据。某物对我有价值这个显白的事实并不赋予我对它的权利,因为这个事实本身并不能创设这一状况,即其他人有义务确使我拥有某物或不妨碍我拥有某物。只有当权利创制了这样一种情况(即拥有权利客体的价值或我们对权利客体的需求乃是足以将义务施加于某些其他人的那类价值或需求)的时候,我们似乎才拥有一种权利。

  权利对其拥有者的价值乃是该权利的根据。正是这种价值使得让其他人有义务确保或至少不妨碍权利拥有者享有权利的做法成为正当;而且也只有当这样的义务存在的时候,那项权利才得以存在。权利之所以存在,乃是因为它产生了这样的义务。

  请注意:我在前面的讨论中把关注点从权利客体的价值转移到了权利对该客体所具有的价值。权利的价值依赖于客体的价值,但是却含括了安全享有那个客体的价值。权利的价值还含括权利的交换价值,亦即一个人能够将其权利作为一份馈赠或作为一项交易的一部分给予其他人这个事实的价值。就一些权利来说,比如说许多财产权利,拥有权利的主要价值就在于权利能够被用来交易的价值。那种价值预设了权利客体对某人是有价值的。但是,它也可能对权利拥有者来说没有或几乎没有价值,因为对权利拥有者来说,其主要价值就在于其出售该权利的能力。

  总而言之:上述所考察的两个道理(即权利及其客体对权利拥有者具有价值以及一个人的权利意味着另一个人的义务,也就是保护某人享有权利的义务),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解释:为什么权利对其拥有者具有价值,以及为什么权利意味着把义务施加于他人?对上述问题的解释认为,权利在我们的道德世界中扮演着一个特殊角色:权利适用于这样一些情形,其间,某物对一个人的价值乃是那种肯定能使其他人承担以某些方式尊重其权利之义务的价值。

  这种权利观极其宽泛,足以顾及多种不同的权利。这些权利可以在其客体、那些承担尊重权利之义务的人、那些义务的性质与范围以及其他各个方面不尽相同。因而人们可能会以为,这种权利观由于植根于上述道理,所以没有讲出什么东西,进而也不具有重要性。

  情况恰恰相反:由于上述权利观认为权利是根据什么东西对权利拥有者有价值这一点而被证明为正当的,所以它质疑了那种认为权利具有根本性质的观点。这种权利观还揭示出诸多人权讨论中的一个共同缺失。许多有关人权的讨论都聚焦于那种被假定为公理的权利(the putative-right)的价值或其客体对权利拥有者的价值,似乎这就足以证实这样一种权利是确实存在的。因此在通常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人想去证明:为什么其他人要受制于那些指向那种被假定为公理的权利或其客体的义务呢?某物对某人有价值这一点甚至还没有开始证明:我或者任何其他人有义务确使或保护他对那物的拥有或享有。这里需要进行专门的论证,但是这种论证却常常缺失。

  结果,有关人权的著述,特别是政治活动家们撰写的那些文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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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正来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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