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卡夫卡的方式观察生活，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些让人瞠目结舌的事情，譬如，一条狗某一天突然成了西装革履、气宇轩昂、前呼后拥的官员，在数千人大会上像模像样地做起了“关于进一步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高潮”的报告，这意味着这条狗具有了让几万人乃至于几十万人瞬间无家可归的能力。

谁都知道卡夫卡是一个极端的悲观主义者，他源于文学方式的社会洞见，是他不幸个人生活和超常敏感心灵相结合的产物，如果让我们持续地像他那样看世界，我们将绝望而死。但是，在某些时段，某种特殊时刻，我们又必须承认，卡夫卡的观察具有惊人的准确性。

仍以我们说过的狗为例：所有腐败官员不都是那条狗吗?所有酒囊饭袋官员不都是那条狗吗?所有男盗女娼官员不都是那条狗吗?所有穷凶极恶官员不都是那条狗吗?这就是说，卡夫卡式的荒诞非常有可能在我们所过的日常生活中发生，这意味着在一个没有规则的世界，一条狗是能够得到权力的，一条狗是能够让几万人乃至于几十万人瞬间无家可归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一条狗像模像样地成为颐指气使的官员了呢?究竟是什么东西使这条狗具有让几万乃至于几十万有尊严的人瞬间无家可归的能力了呢?

答案很简单：权力。

按照政治学定义，权力是经由人民同意并且以必要的法律形式赋予政府的行为能力。政府权力的前提是“同意”，即：政府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是人民的同意，否则，政府就是强加在人民头上的异己力量，与占山为王的土匪和进行社会掠夺的城市黑帮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

既然人民享有“同意”的权利，更能够通过法律形式表达这种“同意”，那么，一般情况下也就能够保证政府官员不是为非作歹之徒，即使有这样的人混进了政府，人民也能够通过行使“不同意”的权利把他驱逐出政府。美国的“水门事件”，按照我们的说法，“多大个事情啊”，居然就导致了尼克松下台，可见，人民的“同意”或者“不同意”不是闹着玩儿的，它决定着政治家的政治性命，决定着大小官僚是否仍然具备成为官僚的资格。

我们说一下人民“同意”“不同意”的思想渊源。

人由于害怕孤立于社会和独立承担责任，所以才组成大型团体(国家、政党)来逃避这种紧张并要求个人自由，英国政治哲学家洛克则把政府看做保护人民财产和权利的工具。洛克思想的核心在于，认为政府代表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同意，这里有一个标准：政府必须为被统治者的利益服务，这也是被统治者“同意”抑或“不同意”的最重要基础。

如果把这种基本价值观作为一个国家政治文化的核心，那么，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尽管也会出现问题，但是它不至于被革命摧毁，就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发生的那样。

我们经常心花怒放地说“帝国主义一天天烂下去”，但是，历经六十年，帝国主义非但没有“烂下去”，反而比我们还“好起来”，我们身上倒出现了很多溃烂，这可怎么说?其实奥妙就在于狗日的“帝国主义”施行的是人民“同意”的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一般来说，一条狗是很难成为西装革履、气宇轩昂、前呼后拥官员的，它也不太可能得到在数千人大会上人模狗样地做报告的机会，当然，它更不可能具备让几万人乃至于几十万人瞬间无家可归的能力。

那么，这条狗在我们这里怎么就成精了呢?它怎么还强奸猥亵了那么多妇女，并且写了很多日记呢?它怎么就成了黑恶势力保护伞了呢?它怎么就敢于强拆房屋造成民众死亡也没有动摇它的官位呢?它怎么就敢于指着人民叫嚣“你们算个屁”呢?它怎么就有胆量以行政垄断的方式持续血腥地掠夺民间社会呢?

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人民无权利也无通道表达“同意”还是“不同意”;不是人民赋予了权力者的权力，而是更高的权力者赋予了权力者权力;不是人民在豢养权力者，是更大的权力者在豢养低一级的权力者，他们构成了一个完整、严密的社会系统。

孟德斯鸠那句古老名言“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在这里得到了残酷、血腥的注释：当“权力-权力”而不是“权力-权利”构成社会系统的时候，权力必然会发生变异，必然会依据其本性做背离人民意愿和利益的事情。

美国社会学家艾因·兰德描述过这样一种社会状况：“一个社会如果掠夺个人通过努力而获得的财产，或者奴役他，限制他进行思想的自由，强迫他去做违背理性的行动，那么，这个社会一定引发了社会法令与人的自然需要之间的冲突，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不是一个社会，而是一个通过帮规组织起来的暴民集团。”(艾因·兰德：《政府的性质》)

对这种社会状况，我们应当不感到陌生了，甚至可以说，我们看到和感受到的比艾因·兰德描述的更为极端——连一条狗都被权力推到权力宝座上掌控着民众的生死予夺了，还有什么更为严重的权力罪恶和社会罪恶不会发生呢?!

权力和权利的对峙，在很长时间内都会成为我们经历的这段生活的主题，甚至可以说，中国的未来不取决于别的什么东西，完全取决于权力者的权力能不能以经由人民“同意”和“不同意”的方式转换成人民的权力。

通过政治改革和平顺遂地完成转化，国家幸甚，民族幸甚，世界幸甚;相反，权力者无止境地把权力作为个人和集团的私器使用，继续肆无忌惮地掠夺民间，则国家危矣，民族危矣，世界危矣。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2010-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