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是一本厚厚的书。如今，无论是专家学者、文人墨客，抑或普通百姓，都试图从各种不同角度来解读它。回顾自己的过去，审视自己的现在，展望自己的未来，这是中华民族进步的表现。那么，在这过程中，用什么作为切入点和基本线索来打开这本书的每一章呢？有人认为是意识形态上的变化，有人主张是政治上的变动，有人提出是经济上的变革，也有坚持说是文化上的变型，还有人强调是社会上的变迁。我认为，在变化、变动、变革、变型和变迁的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那就是对外开放。作为一种政策，对外开放是一种无形的，但是，它的重要载体则是有形的，其中之一便是外资的流入。这外资，将新中国的50年明显地划分为前30年与后20年；这外资，推动了中国内部改革的不断深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这外资，在中国与世界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

一、1979前后的巨大经济反差

1999年10月初，我去北京展览馆参观“光辉的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成就展”。用“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比肩继踵”之类的词来形容当时的盛况绝对是一点都不过份的。也难怪有这么多人！你看，那一个挨一个的展厅里五光十色的图片、实物、模型以及相应的文字说明，都在生动在向参观者讲述着各省市自治区的发展，讲述着整个中国的辉煌。站在它们的面前，人们内心油然升起的是一种自豪感、满足感。在人们相互簇拥下，我们也翘首踮足，用了好几个小时才转完了各个展厅。

参观完出来，回过头去再望一望那高高的北京展览馆，兴奋之余，我突然感到好像有点意犹未尽，总觉得有缺憾之类的地方。缺憾在哪儿呢？我一时似乎也说不出来。当目光再一次落到展览的主题时，我心里怦然一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年成就展”，从时间跨度上说，这理应是讲新中国半个世纪的历程呵。然而，在主题内容上，这次展览中真正能体现辉煌的部分实际上主要为改革开放后的20年，展览总体上不是以解放后50年与解放前的50年相比，而侧重以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与改革开放前的30年相比。原来问题就在这儿，与其说是辉煌的50年，反倒不如说辉煌的20年。想到这里，我一方面为最近20年中国飞速发展而赞叹不已，另一方面也因新中国头30年的曲折坎坷而唏嘘。

也是在去年10月，一本由江泽民主席亲自题写书名的工具性质的书――《中国经济发展五十年大事记（1949.10——1999.10）》，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因为它将新中国50年的经济增长指标逐年列了出来。如果把此书提供的有关数字集中到一起，即使不作详细分析，也可以看出无论是我的赞叹还是我的唏嘘都是不无道理的。下面就以这本书中的一个最能反映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为例，来加以说明。所谓国内生产总值，也称国内生产毛额，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通常是一年）在其领土范围内所生产最终产品和所提供的劳务按市场价格计算的总金额。它的总量和人均占有量的大小和多少是一个国家发展与否的标志。那么，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后在国内生产总值上有什么变化呢？

先看改革开放前3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表—1 单位：亿元人民币

年代 国内生产总值 年代 国内生产总值 年代 总内生产总值

1949 466 1959 1439 1969 1937.9

1950 575.5 1960 1457 1970 2252.7

1951 683.5 1961 1220 1971 2426.4

1952 679 1962 1149.3 1972 2518.1

1953 824 1963 1233.3 1973 2720.9

1954 859 1964 1454 1974 2789.9

1955 910 1965 1716.1 1975 2997.3

1956 1028 1966 1868 1976 2943.7

1957 1068 1967 1773.9 1977 3201.9

1958 1307 1968 1723 1978 3624.1

再看改革开放后2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表—2 单位：亿元人民币

年代 国内生产总值 年代 国内生产总值 年代 总内生产总值

1979 4038.2 1986 10202.2 1993 34634.4

1980 4517.8 1987 11962.5 1994 46759.4

1981 4862.4 1988 14928.3 1995 58478.1

1982 5294.7 1989 16909.2 1996 67884.6

1983 5934.5 1990 18547.9 1997 74772.4

1984 7171 1991 21617.8 1998 79552.8

1985 8964.4 1992 26638.1 1999 82054

对上面的数字只要稍加统计，就可以得出如下令人吃惊的对比：

第一， 改革开放前30年国内生产总值累计总量只有50846.5亿，平均每年为1694.88亿。

第二，改革开放后21年国内生产总值累计总量高达605724.7亿，平均每年为28844.03亿。

第三，改革开放前3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累计总量仅相当于改革开放后21年累计总量的8.4%，改革开放前年平均的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改革开放以后年平均数的5.9%。

第四，1995～1999年每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都远远超过了改革开放前3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累计总和，分别是其的1.15、1.34、1.47、1.57和1.61倍。

第五，新中国51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累计为656571.2亿。其中，第一个10年（1949～1958）的累计总量为8400亿，占1.28%；第二个10年（1959～1968）的累计总量为15033.6亿，占2.29%；第三个10年（1969～1978）的累计总量为27412.9亿，占4.18%；第四个10年（1979～1988）的累计总量为77876亿，占11.86%；第五年10年（1989～1998）的累计总量为445794.7亿，占67.89%；199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82054亿，占12.50%。

第六，在656571.2亿累计国内生产总值中，前30年的只占7.75%，后21年的则占92.25%。

我既不是研究经济学的，更不是搞统计学的，因此不敢保证上述统计方法完全科学和结果十分准确，尤其没有将许多学者时常强调的外部条件考虑进去。 但是，我决不怀疑上述结论所能说明的问题，那就是新中国的头30年经济发展太慢了，成就太小了，而真正的快速发展和巨大成就主要是在对外开放以后出现的和取得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承认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必须承认生产力是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这是唯物论，否则就是唯心论。当然，这里也需要补充说明，我并不是一个历史虚无主义者，绝不否认新中国成立头30年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我只是想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并没有取得它应当取得而且也能够取得的更大的进步。

二、对外开放集中体现为直接利用外资

其实，改革开放前后的反差是全方位的，体现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领域的方方面面。单就经济发展而言，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呢？人们可以从多种角度寻找其中的原因，但归根到底不外乎改革和开放两大方面。改革是内部运作体制上的调整，开放则是与外界的联系。这两方面又是紧密相关联的，真正有效的改革一定要以对外开放为前提条件，而积极的对外开放又必须以改革为基础。不过，我认为，对于一个封闭的、落后的国家来说，对外开放似乎更为重要。彼得大帝18世纪初继位后先组建了250多人的外交使团出访西欧，详细地考察西欧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和文化，然后再进行全面的改革。对于企图阻挠改革的人，不论是大臣的胡子还是自己儿子的脑袋，他都毫不留情地割掉。彼得大帝的改革取得了成功，马克思说他用东方的方式推行了西方的文明，“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 斯大林去世后的苏联历届领导人，如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也都进行过经济改革，但都是在相对封闭的圈子里把一些具体运作方式变来变去，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 再比如，东欧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经济改革不断，也因同样的原因没有能摆脱剧变的命运。

中国的经济改革之所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是中国打开了大门，中国人的目光转向了外部世界。1978年10月下旬，也就是在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开始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 召开之前2个月，邓小平东行几千公里对日本进行了一周的考察访问。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1个月，邓小平又西行几万公里对美国进行了一周的访问。“在邓小平出访前后，中国的最高层在寻求进入世界的种种方式，一个又一个考察团派往国外。” 当时，邓小平虽然只是副总理，可后来却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所见到的，以及通过对他访问、考察的新闻报道中国老百姓所了解的，都成为改革的重要推动力。

从内容上说，标志着中国与世界联系的对外开放是多方面的，如人员交往、技术引进、对外贷款、商品贸易等等，但最能集中体现对外开放的还是利用外资。

什么是外资，什么又是利用外资呢？

外资，也就是外国的资本。不过在中国，由于大陆与港澳台地区之间的特殊关系，所谓的外资，则特指来自中国大陆以外的、包括外国和港澳台地区的资本。对这个概念的内涵，下面还要进行详细的辨析。

利用外资，也称引进外资，就是指一个国家有选择性地使用或引进另一个国家的资金、机器设备、技术以及其它无形资产。 对中国来说，利用外资，实际上泛指使用大陆以外的，包括外国和港澳台地区的资金、机器设备、技术以及其它无形资产。

利用外资的方式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叫间接利用外资，即向外国政府、国际金融组织、外国银行贷款、出口信贷和对外发行债券等等，也就是举借外债。一定时期的和适当数量的外债，可以促进债务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外债必须还本付息，长期得不到解脱和数量过大的外债，则会使债务国家和地区背上沉重的负担，阻碍其经济的发展。因此，国际上通行一种债务警戒线，即债务国家或地区每年还本付息的总额不能超过当年外汇收入的25%或出口额的15%。 另一类叫直接利用外资，即资金的持有者（外商）前往资金使用或引进国家或地区，以货币、有形资产或无形资产等方式投资，创办企业。与反映借贷关系、不参与贷方的利润分配并需要按时还本付息的间接利用外资不同，直接利用外资是资金持有者的移地经营，参与东道国家和地区的利润分配。相比之下，直接利用外资的一方没有债务负担，一般说来可以多多益善。

如果将外资转换成主语，那么，间接利用外资就是外商间接投资，是一种债权的转移；直接利用外资就是外商直接投资，是一种移地经营。外商直接投资的英文是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为FDI或ＤＦＩ。在国际经济学中，FDI已经成为一个专门概念，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发达和发展快慢的重要标志。作为本书主题词之一的外资，就是指外商直接投资，即FDI。

直接利用外资的结果，就是投资国家和地区的企业、经济组织和个人获得东道国家和地区企业的参与经营权或者股份控制权，建立起跨国家和地区的企业。这种企业在国际上称多国性企业(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在中国称外商投资企业或涉外企业(joint ventures)，即外方（外国的或港澳台地区的企业、经济组织和个人）以资金、机器设备、技术以及其它无形资产等方式出资，中方的企业或组织也以资金、机器设备、原材料或辅助材料、无形资产等方式出资，中外各方在中国有关法律、法令、法规和政策的许可的范围内，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和共同获益。

外商投资企业到底包括哪些形式，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 我认为，可以将外商投资企业划分为初级形态和高级形态两大类。属于前者的包括“三来一补”和合作开发；属于后者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这三种中的前两种合称中外合营企业，而三种一起则称“三资企业”。为了读者往下阅读方便，这里不妨稍费一点笔墨将每一种外商投资企业略加介绍一下。

“三来一补”是四种初级形态的外商企业的统称，即来样加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其中前三种也叫作对外加工装配(processing assembly)。来样加工，是外方提供产品的款式样子和花色品种，必要时还要提供加工所需技术和原材料，中方使用自己的机器设备、国内的原材料和辅助材料，加工出来的产品交给外方或由外方在境外销售。外方按事先签订的合作合同或达成的协议付给中方加工费。来料加工，是外方提供加工所需的全部或部分原材料、辅助材料、包装物料，必要时还要提供有关的机器设备，中方根据双方事先商定的质量、规格、款式和花色品种进行加工。外方不仅要在境外销售加工出来的产品，而且要按事先签订的合同或达成的协议付给中方加工费。来件装配，是外方提供零部件、元器件、机器设备以及相关的技术，中方按照外方的要求进行装配，产品全部或部分由外方在境外销售。根据事先签订的合同或达成的协议，外方付给中方加工费或者用其所提供的机器设备来抵偿。

补偿贸易(compensation trade)，是外方向中国提供（进口或输入）机器设备、原材料或辅助材料、技术和劳务等等，中方对此则不必付现款，而是在约定的时间里，用外方所提供的各种条件生产出来的产品或者用双方约定的其它产品或劳务分期偿还。

合作开发(joint exploration)，也称近海和陆上石油合作勘探开发，是国际上在开采自然资源方面通常实行的一种经济合作方式。在中国，通常是由政府或国家企业与外方投资者签订协议，在国家指定的开采区和在一定的时间里，外方投资者与中方合作，对自然资源进行勘探、开采、生产，然后按约定的比例分享产品或利润，对于风险也共同承担。

在三种高级形态的外商投资企业中，中外合资企业也称股权式的中外合营企业(joint venture using Chinese and foreign investment)，是中外合营者根据有关法律并经过政府批准而在中国大陆建立的具有法人地位的国际性联合经营企业，即中外双方或各方在商定的期限内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和共同受益的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作企业也称契约式的中外合营企业(co. venture using Chinese and foreign investment)，是中外合营者根据有关法律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在中国大陆建立的国际性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也称外资企业(foreign capital enterprise)，是外国和港澳台地区的投资者依照中国有关的法律并经过政府批准而在中国大陆全部自行投资创办的具有法人地位的企业。

详细说明这些不同类型的外商投资企业是如何创建、它们之间又有哪些具体区别，不是本书的任务。我在这里只想指出，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对外开放正是通过这些利用外资的具体形式实现的，以它们为载体，中国与世界之间开始有了联系，而且这种联系随着光阴的流逝也变得越来越紧密。发展到今天，“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的观念，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

三、外资是中国经济发展主要推动力之一

1989年美国出版了一本由诺曼·J·格里克曼和道格拉斯·P·伍德沃德合著的书，《新竞争者——外国投资者正在如何改变美国的经济》。时为美国国会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德克萨斯州参议员的劳埃德·本森对这本书评价说，“格里克曼和伍德沃德超越了对外国投资者的误解和恐惧，指出外国投资从长期来看，对美国经济意味着什么，他们提出了一些创新的解决办法。” 与当时的美国一样，今天的中国也面临着外商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意味着什么的问题。

外商对中国经济发展意味着什么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还是先列一个表格，直观地看一下对外开放资以来外的流入和涉外企业建立的情况。

表—3 单位：亿美元，个

年 代 协议外资金额 实际到位外资金额 涉外企业数目

当年 累计 当年 累计 当年 累计

1979～1982 60.10 11.66 922

1983 17.32 77.42 6.38 18.04 470 1392

1984 26.51 103.93 12.58 30.62 1856 3428

1985 59.32 163.25 16.61 47.23 3073 6321

1986 28.34 191.29 18.74 65.97 1498 7819

1987 37.09 228.68 23.14 89.44 2233 10052

1988 52.97 281.65 31.93 121.37 5945 15997

1989 56.00 337.65 33.92 155.29 5779 21776

1990 65.96 403.61 34.87 190.16 7273 29049

1991 119.77 1603.38 43.66 233.82 12978 42027

1992 580.42 2183.62 110.07 343.89 48764 90793

1993 1108.52 3292.14 257.59 477.91 83262 174056

1994 826.80 4118.94 337.67 815.58 47549 221605

1995 912.82 5031.76 375.21 1190.79 37001 258606

1996 732.76 5764.52 417.26 1608.05 24556 283162

1997 510.04 6274.56 452.57 2060.62 21001 285163

1998 521.02 6795.58 454.63 2515.25 19799 304962

1999 412.23 7207.81 404.00 2918.44 17100 322062

如果将这个表格与上面的两个表格加以对照，可以清楚地看到，GDP的增长速度与FDI的增长是成正比的。不过，这样说好像还不很明确，我们可以引证几个权威的说法将这个结论具体化。一是对外经贸部刘向东副部长在中国国际贸易学会1999年新春座谈会上讲了这样一段话，“从利用外资来讲，投入2500亿人民币，牵动2.6%的百分点，我们现在利用外资去年是500多亿美元，直接投资455亿美元，如果没有这个投入，要影响国民经济多大？” 455亿美元相当于3763多亿元人民币，牵动近4个经济增长点。这就意味着1998年中国7.8%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中的一半（约为3.9%）是由外资牵动的。同样，1999年中国7.1%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中的3.55%是外资牵动的。二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博士在其论文中提出，“外商直接投资（FDI）存量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FDI/GDP），是衡量吸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重要性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的这一比率，1985年仅为1.55%；1990年达到4.90%，1991年上升到5.75%；1992年又增加到7.11%，1993年猛增至10.29%，比1992年增长44.73%；1994年高达17.68%，比1993年增长71.82%；1995年起这一比率保持在20%左右，增长幅度在10%～15%之间。我国FDI/GDP比重的显著提高及其大幅度增长，标志着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重要。” 三是2000年6月对外经贸部部长助理马秀红在武汉中国投资研讨会上说，改革开放创造的巨大发展空间和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使我国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热点区域，并已连续七年成为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1999年，在华的外商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已经提高到20.6％；外商投资企业缴纳税收增长了33.78%，纳税占全国工商税收的16％，进出口额达1745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48.38%。

除了拉动GDP总量的增长之外，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还表现在其它许多方面。

首先，带来了大量的资金，弥补了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作为一个大的和起步比较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对外开放后的高速发展实际上是建立在高投入的基础之上的。比如上个世纪最后1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以及比上一年增长百分比，1990年为4517亿元（人民币，下同）和2.4%，1991年为5594.5亿和23.9%，1992年为8080.1亿和44.4%，1993年为13072.3亿和61.8%，1994年为17042.1亿和30.4%，1995年为20019.3亿和17.5%，1996年为12056.2亿和10.6%，1997年24941.1亿和8.8%，1998年28457.5亿和14.1%。 巨额的投资对于原本建设资金缺口就十分严重的中国来说，是很难自行筹集的。外资的大量投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这个矛盾。对此，有人这样统计过，1983～199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平均增长速度是11.26%，而外商直接投资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是44.8%；1993年外商直接投资占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是7.70%，1993年这一比例上升到12.30%，1994年达17%，1995年虽有所下降，但仍为15.65%；1992～1996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19868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为1515亿美元，占13.94%。

其次，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促进了国内产业的升级。日本著名学者小岛清曾提出：“从经济学的角度说，所谓直接投资应该理解为向接受投资的国家传授资本、经营能力、技术知识的经营资源的综合体。” 的确如此，与外商间接投资不同，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向受资国家和地区输入了资金，而且还输入了大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机器设备和高新技术，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产业不断优化和升级，甚至填补了它们企业技术上和产业上的空白。中国许多在国内外市场上都有较大竞争能力的企业，在与外商合资、特别是与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的合资中，不断地引进和吸收了外方提供的先进机器设备和技术，既加快了本企业产品的更新换代，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在这方面，中国的家电、轿车和通讯等行业最具典型。家电行业从80年代开始大规模地与外商合资、合作，引进设备和技术，开发和生产出比较先进的日常耐用消费品。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目前国内彩色电视机、录像机、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行业，无论在生产能力还是在内在质量上都已步入到了世界先进水平的行列。同样，由于合资引进了先进的机器设备和技术，中国的轿车、通讯行业的发展也非常迅速，产品的档次也提高到了九十年代的水平。在中国生产的别克、本田雅阁和奥迪A6轿车，摩托罗拉、爱立信、诺基亚等品牌的手机，最能说明这一点。

以家用轿车生产为例，“直到80年代引进轿车生产技术之前，轿车一直是小批量生产。1960年为98辆，1965年为133辆，1970年为196辆，到合资前的1982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也仅有4030辆。” 经过80年代以引进为主的战略，我国轿车工业迅速发展，到1995年，轿车的产量就已达到了汽车总产量的22％，成为汽车行业的第一大车型。如今，轿车行业已经成为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支柱产业。

第三，带来了先进的企业经营管理经验，提高了国内的管理水平。外商来中国大陆投资，与中方共同投资、共担风险或者单独投资、独担风险。为了使生产经营的风险降到最小，获得的利润最大，外商在输入先进机器设备和技术的同时，也将先进的管理经验带了进来，客观上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具有现代管理意识的管理人才。这里的所谓管理(management)是企业管理(business management)，即企业的经营人员运用计划、组织、用人、领导和控制等方式，合理地支配人力、物力、财力、机器设备、产销方法、信息和时间等企业资源，来健全和发挥企业的生产、人事、营销和财会等功能，最终实现既向社会提供令其满意的产品和服务，又能获得合理的利润，使企业自身得到不断的发展。合理的管理可以在不增加企业资金的条件下，更加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外开放之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企业的经营人员完全按照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来指挥生产，根据市场变化来自主经营的意识非常差，缺乏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化大生产的管理经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急需的就是现代化的管理人才，急需学习先进的市场经济的管理经验。培养管理人才和学习管理经验的途径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与外商合资合作无疑是捷径之一，无数个涉外企业成了培养国内管理人才的重要基地。

第四，增加了中国的财税收入。税收是国家财政来源的主要渠道，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商涌入、越来越多的涉外企业的建立和运营，涉外税收 在中国财税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不断地扩大。从全国角度说，1989年涉外税收只有36亿元人民币，1993年上升到205亿，占当年全国税收的4%，在这期间，涉外税收年平均增长率是54.4%。1995年，涉外税收达到740.65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11.19%。1996年3月22日的《经济日报》载文说，“从1986年到1995年的10年间，我国主要来源于外商投资企业的涉外税收达1500亿元。”从地方角度说，对外开放以来，广东一直是利用外资最多的省份。1997年一份关于广东涉外企业的统计资料说，从1991年到1996年，广东的三资企业给当地带来的收益（包括向国家缴纳的税款，支付给中方员工的工资，购卖或有偿使用当地的土地、厂房、机器设备和原材料等生产要素而支付的费用，中方合作者获得的利润）共5180亿元人民币，占同期广东国民收入的39.3%。这一比例在1991年时是21.2%，而到1996年达37.8%。 这些收益包括的内容比较广，但涉外税收在其中无疑占有很大的比重。

第五，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人口本来就多，国内企业经营效益不好又造成大批工人下岗（实际上就是失业），就业压力增大，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最棘手的难题之一。外商到中国大陆直接投资，扩大了社会就业范围，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1990年、1992年、1994年和1995年，直接在外商投资企业中就业的国内员工人数分别为200万、600万、1260万和1700万，分别占全国职工总人数14059万、14792万、14849万和15300万的1.42%、4.05%、8.49%和11.11%。到1997年底，全国直接在外商投资企业中就业的员工总数超过1800万。 到1999年底，全国在涉外企业就业的人数达2000万，占全国城镇劳动人口的近10％。另外，还有很多为涉外企业配套和为外商投资企业服务的各种企业，它们也能吸收大量人员就业。以1996年为例，“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产生的间接影响，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在为外商投资配套和提供服务部门创造就业可达3600万人～5400万人。这样，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对我国就业产生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提供的就业机会约5400万人～7200万人，占1996年全国从业人员总数68850万人的7.84%～10.46%。”

最后，促进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外商投资企业大多是“两头在外”的外向型企业，即相当一部分机器设备、原辅材料和技术都需要从境外进口，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有相当一部分销往境外，这一进一出就大大地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李岗清副总理主编、江泽民主席题写书名并作序的《中国利用外资基础知识》一书说，“1988年，外商投资企业自营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仅为5.2%，1994年上升到28.7%，平均每年上升近4个百分点。90年代以来，外商投资企业产品出口的增长，在当年全国商品出口增长额中的比重至少在30%以上。外商投资企业产品的迅速增长，对我国经济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

当然，大量外资的涌入无疑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或效应，对此我在下面章节中会具体分析。但从总体上说，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积极效应是主要的，这一点必须要承认。

四、外资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催化剂

还不仅仅是对经济发展有推动作用，更重要的，外资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催化剂。打个比方，如果说外国的企业和资本是鲸鱼、鲨鱼、带鱼、黄花鱼，那么它们的生存环境就是深深的海水，这海水就是市场经济。可是，对外开放之前，中国的企业和资本则是鲫鱼、鲤鱼、草鱼、鳙鱼，其生存环境则是浅浅的淡水，这淡水就是计划经济。要想将那些海洋生物引到中国来，就必须改变中国的环境，而不可能指望改变海洋生物的习性以适应中国的环境。

中国对外开放的二十来年，也是经济运行体制从计划向市场转变的过程。对外开放、外商投资企业的出现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联系，即对外开放是外商投资企业出现和发展的前提，而外商投资企业的出现和发展又推动了经济体制转轨并最终促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何以见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半年之后，1979年7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二次全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以下简称《合资法》）。对外开放政策和这个法律就像两把“金钥匙”，终于打开对世界封闭了近30年的国门，打破了“一无外债，二无内债”陈腐的思想禁区。昔日“夹着尾巴逃跑了”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动派”，又纷纷夹着装有美元的皮包重新来到中国大陆，但不再是肆意的侵略和掠夺，而是友好的投资和办厂。1980年5月3日，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在北京诞生，这是一位名叫伍淑清的香港人与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合资创办的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 打这以后，外商在中国投资出现了几次高潮，而每一次高潮都与对外开放范围的扩大和经济体制上的变化相适应的。

外商刚刚进入的时候，中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仍被视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所以，《合资法》通过的时候，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只批准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某些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实行开放并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运作的只有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4个特区。

国门即开，外资便源源不断地进入到中国，外商投资企业也越来越多，表—3所列的数字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实际上也就是“淡水咸化”的过程、“小鱼塘大海化”，即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过程。

第一次变化发生在80年代上半期。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了“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经济为辅”的原则。两年之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又提出在中国实行“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与此相适应，1983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将海南岛列为第5个特区，1984年4月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温州、广州、连云港、南通、宁波、福州、湛江和北海等14个沿海开放城市，1985年2月又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州的61个县市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

第二次变化发生在80年代末。1988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计划与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经济形式的论断。与此同时，中央也将沿海经济开放区扩大到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以及其它一些沿海地区。

第三次变化发生在90年代上半期。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对外开放进一步向内地延伸，先是开放长江中下游的芜湖、九江、武汉、岳阳、重庆等5个沿江港口城市，开放吉林的珲春、黑龙江的绥芬河、黑河、内蒙古的满洲里、新疆的伊宁、博乐、云南的瑞丽、畹町、河口、广西的凭祥、东兴等13个陆地边境城市，接着又将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石家庄等4个边境沿海地区省会城市和合肥、南昌、长沙、太原、西安、银川、成都、昆明、西宁、乌鲁木齐、贵阳等11个内陆省会城市或自治区首府列为开放城市，执行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

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开放区都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其特点就是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可以采用更加开放的特殊政策，用减免税收等优惠办法吸引外商前来投资办厂，通过外资引进先进的机器设备、技术和管理方式，是最先实行市场经济的试验基地。发育和成长在市场经济试验田中的外商投资企业，以其旺盛的生命力、有效的经营和快速的发展充分地显示了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巨大能量。相比之下，在计划经济体制中运作的国内企业的生产经营每况愈下，在原有框架下实行的各种改革措施也收效甚微。于是，经过几番姓“资”姓“社”的争论以后，市场经济体制终于在中国正式确立起来了。

外资其重要表现形式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所起的促进作用是不难看出的。正是它们，促使了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人对贴着“社会主义”标签的单一公有制形式、指令性的计划、平均主义的分配形式等计划经济范畴进行了反思，对曾被贴上“资本主义”标签的商品、市场、竞争、价值规律等市场范畴进行了重新认识；正是它们，促使了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作的中国企业改变了以往完全依靠国家的计划而没有任何自主精神的被动做法，按照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以市场为导向从事自己的经营活动；正是它们，促使了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行使自己权力的宏观管理部门不得不正视由于外资进入和外商投资企业出现所造成的更为复杂的经济生活，改变过去单凭行政命令来管理经济生活的职能，开始运用利率、税收和汇率等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和法律手段来管理经济生活。

概括起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在外资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典型示范作用的推动下逐步形成和确立起来的。尽管目前学术界仍有利用外资究竟是“招来凤凰还是引狼入室”的争论，尽管有人认为外资在中国“抢滩登陆”，垄断中国的市场、中国的行业和中国的品牌，正在威胁着中国的“国家安全”，不过，这并不是中国的主流看法。其实，外资是狼也好，是虎也罢，无论如何对自我封闭了30多年的中国所产生的促动、带动、拖动、拉动等方面的效应是积极的。若干年前，著名相声演员姜昆在表演时说过一句，“要是后面追着一只大老虎，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爬上喜玛拉雅山呀！”自我封闭了太久的中国，后面需要追着一只老虎，时时有着在竞争中的生存危机感，在这种危机感中不断地努力学习、奋发向上，最终真正立足于世界强国之林，绝非坏事。

那么，外资这座桥梁是如何搭建的？中国是如何通过它逐渐地与世界联系起来，如何从过去走到现在，又从现在走向未来的？

让我们循着外资这条线索来解读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