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范:中国通史编纂百年回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26 次 更新时间:2010-05-29 22:4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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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范  

  

  【内容提要】20世纪新式中国通史的编纂,孕育于中西之学交相激荡的时代,每当民族危难或时局 急剧转折之际,都会有新的高潮迭现。三个时期的演进,既反映出新史学多重色彩的风 云际会,更是百年中国社会变迁、时势跌宕的一面镜子,映照出各个时期史家对时代问 题的感悟及其应对。21世纪中国通史的编纂,笔者以为,还是绕不过百年通史名家苦心 思考和艰难探索的基本路向。细细咀嚼诸名家学术感悟及其编纂经验,不忘前事之师, 理应成为驱动新世纪中国通史编纂必不可少的一项学术准备。

  

  在20世纪,编著新式中国通史是新史学建设的一项重头戏,出现过个性各异、流派纷 呈的精彩对局。许多史学大家在民族遭遇厄难之时,研精极虑,穷竭所有,以编著中国 通史为要务,赢得了学术的声誉(如夏曾佑、吕思勉、钱穆、张荫麟、范文澜等)。即使 以考据精细和断代擅胜的陈寅恪,据其姻亲兼哈佛同窗俞大维的回忆,“他平生的志愿 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教训》”(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所 引),可见学界的志士仁人当时把此事看得何等紧要。

  

  一

  

  所谓新式中国通史,乃是相对传统的旧史学样式而说的。在此之前,有过司马迁的纪 传志表体通史、司马光的编年体通史,此为古代两大史书经典;各种《通鉴纪事本末》 、《通鉴纲目》、《纲鉴易知录》之类的汇辑,也可看作为适应不同需要在通史编纂方面所做的努力。降至晚清,时局不济,国难日重,旧史学的不能适应时代需要,由旧史 学蜕变最终催生出新史学,无疑是编著新式中国通史的社会背景和学术前提。

  20世纪新式中国通史的编著,孕育于中西之学交相激荡的时代,始终与史学的变革相 伴而行,一度成为得风气之先、呼应时代变革的文化热点。每当民族危难(如抗日战争 时期)或时局急剧转折之际,都会有新的高潮迭现。它是新史学演进的一个重要侧面,同时也是社会变迁、时势跌宕的一面镜子,映照出各个时期史家对时代问题的感悟及其应对。

  对19世纪苦难痛定思痛,进入新世纪之初,随着新史学的落地而生,编著新式中国通 史的号角亦然同时吹响。1901年9月,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从 世界史学变革的大背景上展开论题,发出了重写中国史的第一声呐喊。梁文以其特有的 雄辩风格,引人步步入胜,不惟抨击旧史之习弊犀利无比,且从中国史在世界的位置, 说到新国史的范围、命名(梁氏第一次提出国史应名之曰“中国史”),再继而讨论中国 之地理环境、纪年、史前史以及时代的划分,给人的感觉是,他对重写中国史的宏观构 想,谋局已定,胸有成算。(注:该文共分上下两篇,分别刊录于《清议报》(光绪廿七 年七月廿一日)第90册,1-5页;《清议报》(光绪廿七年八月初一)第91册,1-4页。台 湾成文出版社影印《清议报》精装12册,第11册,第5701—5709页;第5761—5768页, 1967年。是年末,《清议报》出版百册后停刊,先生即着手创办《新民丛报》。承台湾 好友车汉仁君辛劳寻觅,并扫描全文见示,得窥原貌,谨此致谢。另阅《三十自述》(1 902年12月),内自云:“一年以来,颇竭棉薄,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 然荏苒日月,至今犹未能成十之二。”据此可知,先生于1901年,已有草创中国通史之 计划。《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笔者看来,把此文作为新编中国通史第一篇带纲领 性的宣言书,决不为过。文首指出,新旧史学特质上的差别,主要是:“前者史家不过 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 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 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体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剑锋一转,就直捣黄龙,谓“以 此论之,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此两项特征均抓得很准,尤其是第二点 ,将历史考察的重点转向“国民全体之运动”,集智力、产业、美术(意为科学技术— —笔者注)、宗教、政治等汇为一动态历史,与今日年鉴学派“社会整体史”的意思庶 几相近,足见其感受西学精神之敏锐。然尤令人惊叹不已的,是他在西史上古、中古、 近世分期法的基础上,别创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内分三小时期)、“世 界之中国”三大历史阶段,且谓“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 即中国各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又君主专制政体渐就湮灭,而 数千年未经发达之国民立宪体将嬗代兴起之时代也。此时代今初萌芽,虽阅时甚短,而 其内外之变动,实为二千年所未有,故不得不自刖为一时代。实则近世者,不过将来史 之楔子而已”。此非“大历史”观,又是什么?编著新式中国通史呼号之初,即怀抱有 此种大气派,唯梁任公先生能此。

  次年2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继之连续发表六篇文章,合称《新史学》,署名“ 中国之新民”,对旧史学做出了“四弊、二病、三恶果”的尖锐批判,正式亮出“新史 学”的旗号。(注:梁启超在文内称旧史学有“四弊二病”,并由此产生“三恶果”。 四弊为:“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 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病为:“其一,能铺叙而 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合此六弊,其所贻读者之恶果,厥有三 端:一曰难读……二曰难别择……三曰无感触”。我以为,梁氏这些议论,对今之编著 中国通史仍有警戒作用,容长思而不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李华兴等编《梁启 超选集》收录时,对勘了《新民丛报》原文,可参阅。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梁 氏主张“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明显可以看出 受西学东渐影响,包含有西人历史决定论、历史目的论的色彩背景。文章疾呼“史界革 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史学变革的社会使命表述得十分鲜 明。

  “史界革命”必从检讨全部中国历史开始,梁氏的这一强烈意识,代表着世纪之交处 于转型期知识精英的一种文化心态。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痛感中华民族“生存危机” 的严重,逼使旧营垒中人不能不痛心疾首地对既有的社会体制、思想文化作历史的回溯 和病理的解剖,许多有识之士都不谋而合地把编著新式中国通史视为探路开道所必须做 的“清理”工作。早于梁氏,章太炎在1900年撰写的《中国通史略例》里,已经就新编 中国通史的宗旨、体例乃至具体篇目发表了相当系统的看法,像是酝酿已久。章氏认为 修撰中国通史的宗旨,一是为了“知古今进化之轨”,一是为了“振励士气”。其所拟 议的体例,实际是试图综汇中国原有各种史书体例之长,推陈而出新。文内云:“不必 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 入之。典志有新理新说,自与《通考》《会要》等书,徒为八面@①策论者异趣,亦不 至如郑渔仲《通志》蹈专己武断之弊。然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 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 纪传见之。四千年中帝王数百,师相数千,即取其彰彰在人耳目者,已不可更仆数。通 史自有体裁,岂容为人人开明履历,故于君相文儒之属,悉为作表。其纪传则但取利害 关系有影响于今日社会者,为撰数篇。犹有历代社会各项要件,苦难贯串,则取yù@② 仲纪事本末例为之作纪。全书拟为百卷,志居其半,志(表)纪传亦居其半,盖欲分析事 类,各详原理,则不能仅分时代,函胡综叙,而志为必要矣;欲开浚民智,激扬士气, 则亦不能如渔仲之略于事状,而纪传亦为必要矣。”(注:白寿彝在《中国通史》第一卷 《导论》里,据《qiú@③书》手校本59卷《哀清史》所附,断《中国通史略例》写作 于19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308页注。现行史学史论著多将该文写作年代定为 1903年或1904年,是由所据《qiú@③书》版本不同引起。章氏这一利用本土史学资源 构建中国通史框架的设想,到世纪通史压轴大作、白寿彝总编《中国通史》,作了一次 全面尝试;今新修《清史》,又旧话重提。)察其大段议论,有化腐朽为神奇之心,而不 赞成摩顶放踵地革旧鼎新,用心良苦,然后来的革新者却多不太在意。1902年他又致信 梁启超、吴君遂等,再次强调写作新史应从“通史上下千古”入手,申述理由是“窃以 今日作史,若专为一代,非独难发新理,而事实亦无由详细调查”。可惜无论是章氏还 是梁氏,他们当时都身系政治,心多旁骛,忙于社会活动,终究未能亲自担纲来实现编 著中国通史的宏愿。(注:梁启超于1918年致陈叔通书中透露了他规制的《中国通史》体 例有载记、年表、志略、列传四类。1920年完成春秋、战国的《载记》、《年表》各二 篇,语言文学和三代宗教礼学《志》各一篇。1922年在南开讲演时还说“蓄志此业,逾 二十年”(《中国历史研究法》);1925年有弟子问及学问当集中于哪一点,先生曰:史也,史也(《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跋”)。然已来日无多,终难遂愿。)

  最能说明编著新式中国通史的构想决非一二人之异想天开,亦非完全始于梁、章两氏 的倡导,就是1902年9月,柳诒徵出版了《历代史略》六卷。时年23岁的柳诒徵,在南 京江楚编译局担任分纂之职,据日人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卷四至宋代止)(注:此 前,罗振玉、汪康年等人与日本学者合作,在上海创立“东文学社”,教授日文,并翻 译日文报刊书籍。1898年东文学社先后影印、出版了上述《支那通史》(一说该书翻印 于1899年,未知孰是?)以及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一说为《中等东洋史》)等。此社 于1898年亦就解散。前者用汉文写作,故影响较大。),增辑元、明两卷,汇编为《历 代史略》。次年,柳氏在南京思益小学堂讲授中国历史,用的课本就是《历代史略》, 学生有茅以升、宗白华、陈方恪等。(注:据李洪岩《史术通贯经术:柳诒徵之史观》 。近代中国网(http://www.china1840—1949.com)2002年11月12日。文章分析柳先生持 古文经学、国粹学派立场,然仍立足于今、立足于政治诸论断,深得要旨。)因此,史 学史专家曾誉之为“中国近代第一部新式历史教科书”。但若从本土编著的角度说,笔 者以为此说显难成立。他自己后来也并不非常看重这本教材。他的真正代表作是《中国 文化史》(起于1923年讲义,1925年起在《学衡》连载,至1932年正式出版),由此书可 以得窥其对中国通史所持的立场,与梁氏所期迥然有异。在国势日下的时态下,他更关 切从增强民族内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去整理和阐述历史,对本土文化的存亡继绝投注超 乎寻常的热情。从以后的叙述就可以看到,这正是20世纪通史编著者面对国史整体评估 不得不身陷其中的两难困境,柳氏代表的则是不居主流、常被疏离的一个侧面(钱穆《 国史大纲》则是此一侧面被强化的有力代表作)。

  柳氏读本借胎日人之作出世,并非是偶然或个别的现象。倡导者虽可登高一呼,然新 式中国通史不可能完全拔地而起,必凭藉内外的土壤与气候,逐渐变形,始有真正的创 新。因此,顺便分析一下促成最初编著新式中国通史的诸多远因与近因,也许还是必要 的。没有疑问,改革中国社会,引导民族走出中世纪的落后困境,以求振兴中华,是史 学变革、也包括编著新式中国通史的时代动因。这属于大背景。具体到直接促成编著新 式中国通史的其它综合因素,大端有四。

  一是西学东渐,各种西方思潮,也包括史观、史学方法的引进,引起史学观念的变化 ,其中尤以进化论与唯物史观的影响为最著。20世纪各类中国通史有关历史进程的整体 把握,尽管对“进化”、“革命”等说赞成与反对者均有之,两者取向相悖、对峙严重 (如柳诒徵、钱穆等即对进化论有所保留和批判),但无有可以离开这一论题而置之不顾 的,其影响的深刻性,史学史界多有论述,毋须赘言。

  二是外来样式史籍的引进翻译,使中国学者在原有传统史书体例外,获得了适应通史 内容更新需求的借鉴。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教科书最早出现于1876年,由 传教士倡导,其中就包括泰西历史。由蔡尔康与英人李提摩太合译的《泰西新史揽要》 (亦名《泰西第十九周大事记》)出版于1895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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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2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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