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范:重评明末“封建与郡县之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85 次 更新时间:2010-05-29 22:28:48

进入专题: 明史   郡县制   封建制度  

王家范  

  

   【内容提要】秦统一全国为郡县,意味着特定的中国“封建时代”体制基本终结。自秦汉以来,中国古贤无一例外地看重“封建”与“郡县”之间的区别。关于它们之间的优劣利弊,争论始终不断。明末有亭林、梨洲先生出,大胆倡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其主旨则为“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若将亭林、梨洲文论与西哲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等书对读,就不难发现古贤因得不到类似亚氏那种政治学理念的支撑,既撤不走政治道德化的心理屏障,也跳不出“封建、郡县”、“公天下、私天下”固有的概念陷阱,充分暴露中国传统学术致命的弱点,亦即钱穆等先生批评的:“只研究治道,不研究政体。”

  

   (一)

  

   长久以来,有一种以讹传讹的“历史成见”,认为上古希腊罗马一开始就是“民主与共和”之源,而古代东方却先天性地陷入“专制统治”的陷阱(注:这一误解或许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一段话有关:“君主政体的另一属,其权力类似僭主(专制)。常常见于野蛮民族(非希腊民族)……因为野蛮民族比希腊民族为富于奴性;亚洲民族又比欧洲民族为富于奴性,所以他们常常忍受专制统治而不起来叛乱”,第159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译本。 按照亚氏对“古代历史”的认识,认为“古代各邦一般都通行王制,王制(君主政体)所以适于古代。因为贤哲稀少,而且各邦都地小人稀。”而后逐渐产生“立宪政体”、“寡头(财阀)政体”、“僭主政体”、“平民政体”。自然这主要是针对那时以地中海为中心欧洲历史而言的。参上书第165页。)。 中国人接受这一看法,最初起于近代“落后情结”的刺激。当时学界接触西史有限,作为中西比较简单化时期的产物,尚不足为怪(注:尽管在西哲的政治学、历史学著作中确有类似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但若细读亚氏《政治学》、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洛克《政府论》、卢梭《社会契约论》等名著,他们对欧洲上古、中古出现过各种政体的历史分析,就不难明了欧洲历史上也存在过多种政体并存与演进的局面,与非欧地区历史总体上也无甚大异。上举诸书,稍后我将会议论到,详后。)。可是直到现在,“专制主义自古就有”的观念在通史著作中仍有市场,就有点不可思议了——

   史实昭然。在中国历史上,君主“独制”(注:考察春秋战国诸子之说,儒法两家都主“君主制”,然儒重“亲民”,而法倡“尊君”。由此形成中国传统帝制的治政两大要则(中国帝制的复杂性由此而来)。法家多以君主“独制”有别于诸家。然细究之,其“独制”的涵义则为“在君则制臣”(《韩非子·内储说下》),重在驾驭臣下;其要旨则归于“民一于君,事断于法”。它与绝对君主专制主义(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僭主政治”)仍略有区别,吏治仍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原则。故这里仍取文献原有的“独制”,而不采西方习用的“专制”一词,以示中国政体有西方所不及的自在特点。)体制充其量也只有两千来年的历史(在我看,极端君权即真正君主专制时代,自明初算起,六百年还不到(注:关于这种与时论颇不合的看法,建议读者可注意钱穆先生《国史大纲》目录所显示的历史分期,于明代后始揭出“君主独裁”字样。))。既非自古就有,也决不会“万古常存”。早在1940年,吕思勉先生写作《吕著中国通史》上册时,大概出乎同类感触,就特地说了下面一番话:“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在(中国)古书上,亦未尝无相类的制度……贵族政体,古代亦有其端倪,不过未尝发达而成为一种制度。至于民主政治,则其遗迹更多了。我们简直可以说,古代是确有这种制度,而后来才被破坏掉的……有人说,中国自古就是专制,国人的政治能力,实在不及西人,固然抹杀史实。有人举此等民权遗迹以自豪,也是可以不必的”(注: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 华东师大出版社,1992年版,第44—45页。)。这里,想对吕先生的话,依我的理解稍作申述。先生所云的“民主政治”,多半为早期部族时代崇尚“集体议事”与“(共同体)众意”精神的延续(可由帝国时代少数族政权早期形式佐证),而上古的“贵族政治”则因为混和着“寡头政治”(国王甚或“共主”独大)而显得不纯粹。多种政体混和的特点,西方上古历史上亦然。如果仔细阅读亚氏《政治学》、孟氏《论法的精神》、卢氏《社会契约论》等书,就不太会宠统地将“君主制”一概指称为“专制统治”。稍后将议论到。

   中国历史向被视为“静”的历史。以秦后两千年观之,或尚勉强能传达其整体意韵;若再往前推去,则大谬不然。实际中国早期历史,并不乏类似西方上古那种风云剧变、婀娜多姿的色彩。传说中的黄帝、炎帝、共工、蚩尤,其叱咤风云、此起彼落,应不让“荷马时代”。上古众多方国骠悍雄极而昙花一现,恐亦颇多“英雄主义”悲剧情味,惜其名其事多失载不传(良渚汇观山“方国”即为一例)。直到晚商,纣王尚有浓烈的“英雄主义”气息,秦末项羽似乎更像最后落幕的“盖世英雄”(注:我在“部族时代”一节中所举的阎村“鹳鸟石斧”、西水坡的“青龙白虎”,都隐约透露这方面的信息,参前。《史记·殷本纪》描述“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云云,亦证商末尚有“英雄主义”遗风。项羽实是一个欲回归旧时代的“末路英雄”,别姬一幕,似可视为送终中国“英雄主义”时代的“挽歌”。)。而后每当王朝鼎革,亦或多或少仍有“英雄主义”复活的尝试,但气度风范则大不如前,已今非昔比。大抵演进到现代,进入所谓的“世俗社会”,“英雄主义”在政治领域才光彩不再,但在青少年族群的“追星”、“飚车”风气里,也还依稀得见遗风。

   中国政制由“质胜于文”进至“文胜于质”,达臻“文明”一途,实应归功于西周的创制。仲尼夫子称颂西周为“郁郁乎文哉”,决不为过。今日看来西周政治里头显然有浓厚的贵族色彩,而“共主”名义下的地方分权体制,“部族民主”和联邦“共和”的成份也隐约可辨(注:在讨论中国古代政权政体性质时,传统的做法往往倾向于单一性的确认。其实这完全没有考虑到历史的复杂性。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曾说到斯巴达政体,当时许多思想家认为它属于君主政体(一长制)、寡头(少数制)和民主制(多数制)政体三者的混合组织。而亚氏本人则认为它是贵族和民主(平民)的混合政体。这一点对我们认识西周政体应该有所启发。参《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译本,第66页及注。)。此类政制均与秦以后一统的君主“独制”格局泾渭分明。因此古贤多称周秦之间为“天下一大变局”,但其中也不乏往后看,发思古之幽情者。

   这一大变局始于春秋战国之际,成于秦皇统一,而真正稳定下来,“三代世侯世卿之遗法荡然净尽”,则要到西汉文、景、武三帝“严诸侯禁制”,前后总计不少于三、四百年,其中秦以后制度反复期亦有百来年(注:关于“世侯世卿”渐变为“布衣将相”之局,其间的曲折,清代赵翼在其《廿二史@①记》“汉初布衣将相之局”中作了极精彩的整体概括,可参阅。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1—32页。)。这一大变革由长期渐变到最终稳定成型,大致与世界历史上任何重大的社会制度变易所需时段长度基本相似(注:唐德刚先生在其《晚清七十年》一书里多次说到社会转型,中外历史均证明至少需二三百年以上,才得最后走出“峡谷”。并说由商鞅变法到武帝,从封建到郡县的转制,一“转”就二三百年。这一论断史识卓立,特推荐于读者,有兴趣者可找唐先生原书一读。岳麓书社,1999年版。)。它将与我们今天正经历的这次社会转型,一起构成中国文明史上前后相继的两大历史性转折。其余大大小小的变局,看似重要,其实都只能算作同一社会类型历史演进中的一些渐进插曲而已。

   秦统一全国为郡县,意味着特定的中国“封建时代”体制基本终结。自秦汉以来,中国历代政治家、史学家都无一例外地看重“封建”与“郡县”之间的区别,认定它是前后两种不同的政制。关于它们之间的优劣利弊,从李斯初与诸臣廷对,引发“焚书”之祸,到唐柳宗元再作《封建论》、明末顾炎武新翻《郡县论》,及至大清,雍正帝针对“曾静案”还在大发宏论,争论始终不断,足见由“封建”转向“郡县”,确实是中国社会演进中的“历史大关节”。

   以“封建”与“郡县”为历史性标识的两种政治体制,其间的重大区别,今人据以判断的视域自然要比古人宽阔得多。肖公权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概括为两项,言简意赅:“秦灭六国为吾国政治史上空前之巨变。政制则由分割之封建而归于统一之郡县,政体则由贵族之分权而改为君主之专制。”(注:肖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41页。)第二项之中, 实还包含有另一要项,即赵翼在《廿二史@①记》借“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所申述的由“世侯世卿”,改为中央政府任免的“流官制”,布衣白身(理论上)均有机缘进入政界,贵族世袭政治格局坠坏。从行政层面上亦可简言之为:由贵族政治转至官僚政治。因此,秦开创的大一统君主中央集权体制实包含有三大要素:君主“独制”(最后裁决权一归于君主),地方集权于中央(郡县),以及官僚任免而不得世袭(流官)。

  

   (二)

  

   两汉以来,凡有识见的贤达人士多认识到由“封建”进至“郡县”,乃取决于种种社会情势的演进,决不是任何个人或集团的好恶所能左右,历史也无法往后逆转。今之史家更持同类立场,绝不至于因集权专制之苦,而认为由封建进至郡县“不当如此”。但有一点也是清楚的,历观古往今来,任何政制都不会尽善尽美,有得有失、有利有弊,亦在情理之中。卢梭说得好:“如果有人要绝对地提问,哪一种才是最好的政府,那他就是提出一个既无法解答而又无从确定的问题了。(注: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译本,第110页。)”我想, 集权统一体制固然有类似人们常乐道的诸如“书同文、车同轨”,以及有利经济交流、民族融合等等优势,但也绝不能因此就说原来的分权贵族政治体制决无其内在的合理因素。

   旅美学者杨联@②先生曾以《明代地方财政》为题,在“封建论与集权论”的标题下,有一段道人所未道的议论,很是精辟:“在传统中国学者的心目中,这两种制度是完全对立的,因此他们往往不考虑到任何定义问题而热烈讨论它们的利弊。事实上,我们无需把两种制度看成是两种互不相容的政府组织形式。从整个政治制度史来看,我们发现如果把这两种传统的政治形式当作是具有极为宽广的光系的两极的话,似乎更有意义。(注:杨联@②:《明代地方行政》,载入著者审订的文选集《国史探微》,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4页。)”这一提示表达了一个更为深刻的理念:集权与分权乃是一切国家权力统治必难避开的两极,相反而相成,犹如广阔光系的两极。向心力与离心力构成一种弹性张力,仅执其一端,必偏执僵硬而丧失生机活力。以此言之,“郡县”与“封建”所包含的政治学意义,细究其潜在的权力资源,远远超越我们看到的具体历史,它具有更复杂、更值得研讨的许多内涵,需要我们去体味。

   历史实是人们不断选择自身存在方式的历史。曾经有过的历史选择,后人固无权苛责,但在今人再选择时,检讨前人的各种选择的得失成败,斟酌取舍,思远慎终,亦当是后来居上者应具备的智慧。

集权时代,重新检讨反省“封建”的合理性,历代不乏议论(注:有关历代古贤论述,前引肖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多有介绍,可参阅。另外,前引杨联@②先生名著《明代地方行政》,在“传统学者对封建制度与郡县制度的争论”一节对此有集中的讨论,值得一读。)。当帝国中央集权制发展至明末已成烂熟之势,百病困扰,则更有以顾炎武先生为代表,出而大胆倡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注: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卷2“郡县论九篇”,中华书局,1959年版。)。 其名言即曰:“知封建之所以变而为郡县,则知郡县之敝而将复变。然则复变而为封建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明史   郡县制   封建制度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33984.html
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4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