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曾经认为，一部国家机器可以不断制造出符合其规范的社会产品，这或许是专制主义得以延续的根本原因之一。这里说的“社会产品”指的是人。

我的这种见解来源于历史与现实。

纳粹在德国掌权以后，德国民众尤其是青年人被煽动和鼓惑成为了法西斯主义存在的社会基础，对非日耳曼民族的野蛮歧视，对其他国家的侵略和蹂躏，对犹太人惨无人道的屠戮，都是由一些看起来温文尔雅的低级军官和普通士兵具体执行的，这些不被人在意的个体——作为个体考察，他们自身似乎并不具备意义——构成了整体意义上的国家罪恶。

斯大林主义横虐俄罗斯的时候，这个给人类社会贡献出许许多多伟大文学家、思想家的国度，也突然涌现出了大批告密者，这些告密者心理之阴暗、人格之卑下、人性之扭曲，在其他社会形式中是极为罕见的，无数善良人并不是被国家机器直接送进监狱的，是身边那些口蜜腹剑的朋友把他们送到了通往古拉格的道路上，个体的残暴构成了国家的残暴，凡是被置于极权主义专制机器绞刑架下的人都是某些具体的人的牺牲品，换一句话说，我们从《古拉格群岛》等著作中中读到令人发指的国家罪恶，看起来都是由并非妖魔鬼怪的人制造出来的。

在中国，专制主义的社会基础较之德国与苏联更为坚固，形形色色的权力罪恶更是由许许多多丧尽天良的人，尤其是在中下层官僚和普通或者不普通的知识分子帮衬下才得以实施的。凡六十年来，中下层官僚对民众肆无忌惮的欺压和掠夺，精神被骟割了的知识分子在重大社会事件发生和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卖淫，给这个伟大民族造成的苦痛无以复加。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一定记得，毛泽东一句“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就使全国数以亿计的青年人热血沸腾起来，这个被称之为“红卫兵”的庞大社会人群在破坏社会自然进程和社会正常结构方面、在屠杀摧残人的肉体和侮辱猥亵人的精神方面，较之古往今来任何邪恶力量都来得血腥和残暴。我读中学的时候，就曾经亲眼看到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儿子把一桶用火碱勾兑成的浆糊兜头扣在一位工友头上，工友的脑袋瞬间就被烧灼得溃烂不堪，肿成了巨大的冬瓜，后来这位工友被这些人面兽心的家伙用棍子捅到开水锅炉底下活生生烫死了。那时候我年幼，尚不知道此类罪恶只是国家罪恶的一种具体方式，我唯一的感慨是：人为什么如此残忍?

后来明白了马克思所言“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知道如何从社会关系中理解和把握人的状态了，看问题才有了新的角度：在任何形式的社会系统中，没有抽象的人，人是社会过程中一个能动的分子，是社会文化的传承者，是国家性质和人性共同决定着社会人群的伦理特征……这就是说，人并非完全成因于人的本性，人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产品。如果把国家看成一部机器，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是这部机器的内在结构决定着它的产成品的样式。

我得出结论：极权主义作为政治形态获得经济发展(实际上是国家对民间财富的野蛮掠夺)支撑以后，国家机器汲取历史经验修复了锈蚀和坏损的部分以后，会变得越来越强固，它对人们的精神控制将有增无减，仍旧会成批地生产(或者说制造)出符合国家政治标准的社会产品。

这是一个悲观的结论。

2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曾经接触一位年轻作家，这位作家按照现在的说法应当属于“七零后”，当时他把持了一本省级文化娱乐类刊物，好像是主编或者执行主编的身份。有一天我到他那里，看到他正在为刊物挑选封面图片，他选中的是一幅美女图片。在我看来那幅图片很诡异：慵懒冷漠，表情阴郁，并且不知道为什么面部汗涔涔的。

“你看她像不像刚被‘日’过?”

我吃惊地看着这位留着时髦长发的朋友，问：“这就是你选中它的理由吗?”

“就是啊!读者会想象的，想象能创造美。”

我不知道把某个女人想象为被“日”过为什么会是“美”，只嘲笑说：“你那个读者纯粹是病态。”

这幅照片果真被印在刊物上了。

文学之路从来都十分拥挤，我接触的这位年轻作家属于志向高远、自恃在中国无人可以比肩的人，可惜我从来不喜欢他的诗作——中国社会有多少荡人心魄的故事可以诉说，有多少复杂的情感可以抒发，可我们这位年轻作家却把文学理想的实现全部都寄寓在了“爱情”主题上，几乎所有作品都用来描述完全不具备灵魂支撑的相思相恋之类。尤其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一个决心成为著名作家的人，竟然不读书，无论哲学、历史还是社会学、文学书籍，一本也不读。

我曾经问他：“你怎么不看书啊?!”

他回答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值得我读的书。”

我完全傻掉了，呐呐着无言以对。

他充满同情地看着傻瓜似的我，解释说：“我决定亲自写一本值得读的书。”

他后来真的写出来了，几乎变卖了所有家产，凑足了买书号的费用，然后拿到印刷厂自费印制，“值得读的书”得以问世。拿到这本完全可以被称之为文字垃圾的请我“雅正”的书，说实在的，我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我始终认为这位朋友至少比我聪明，他有条件成为好作家，我完全没有想到他竟然会堕落成为这样一个没有形状的精神流民。我知道，是连续不断的文化政治运动(“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尤其是八十年代末那桩重大政治事件惊骇了他，是弥漫在文坛的腐朽浮躁之气毁坏了他。

社会毁坏一个人其实很简单，稍作暗示即可。

在一般人观念里，作家成功与否取决于其是否“著名”，“著名”就是一个好作家，不“著名”就不是一个好作家。而作家又是比所有其他人都更注重名声的人，因此，怎样变得“著名”就成为了作家进行事业谋求的关键。

九十年代初的中国文坛和整个思想界一样都噤若寒蝉，国家为作家之“著名”划出了一条不能逾越的界限：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写权力鼓励你写的东西，远离社会现实，远离人的真实处境，低俗一些也不要紧。如果你是一个符合标准的“好作家”，权力会保证你的作品在最重要刊物上发表，你的书籍会在国家级出版社出版，你会很风光地出现在文学研讨会上，你甚至会得到各种各样国家级奖项的鼓励，受到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官员的接见，你还很有可能成为作家协会的官员，按照行政级别配备小车和司机，你或许还会获得“大师”的称号，代表中国作家出国与国外作家进行交流……权力就是这样以施行两千多年而不衰的“利出一孔”的机制，一代一代地制造着并非作家的作家。

“并非作家的作家”也并非全部是逃避生活向权力讨巧卖乖的作家，平庸和低俗在很多时候更是作家、艺术家们的生存之道——权力敏锐地意识到，相对于直面社会人生的作品，平庸和低俗在政治上有一种消极的积极作用，是值得纵容的，于是就不择手段纵容了起来。这是我那位作家朋友将文学从真实的生活中剥离，使之成为毫无意义的梦呓的唯一原因，广而论之，这也是我们当前文学艺术创作远离现实、精神萎靡的根本原因。

这种见解甚至影响了我对“80后作家”的看法——你不能要求他们超越自身就很羸弱并且日渐衰微的“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这两代作家已经用平庸为自己书写了完整的历史，这就是说，你不能再指望他们写出超越其自身条件的作品了，他们的路狭窄而短促，并且已经基本上走到头了)，你不能指望肩膀还很稚嫩的年轻人担当起思想者的责任，去复兴文学的内在精神，你知道是何种强大力量阻碍着他们。

我那位作家朋友也是一样。

3

2009年，中国有两件触动民间情绪的大事，一个是“西藏事件”，一个是“汶川大地震”。我愿意相信“民间情绪”与被政治动机支配的官方意识形态不同，基本上是真实的内心反映，包括因为豆腐渣工程导致大量校舍倒塌学生死亡而指责政府、情绪几乎失控的网友，包括在允许游行的国家一边游行一边对不允许游行的国内民众高呼“中国加油!汶川加油!”的海外学子，表达的都是各自内心的声音。

但是我随后注意到，在非民主状态下“民间情绪”是有可能隐含意识形态期许乃至于意识形态蛊惑的。在巨大的民族灾难面前，为什么一些学生弃民众苦难于不顾，逃避自己本应当承担的公民责任?在美国享受西方式“民主”、“自由”，为什么一些学生非但没有利用这个条件揭露谎言、追究巨大灾难深处的腐败和权力罪恶，反而摇着小旗子呼喊一些令国人不齿的政治口号?为什么在民族大难面前出现了以余秋雨先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家破人亡民众的“含泪劝告”?为什么每一次社会事件发生以后都会出现许许多多满嘴胡言乱语的所谓“专家学者”?为什么一旦民族有难，马上就会有大批所谓的爱国主义者(被网民们讥讽为“爱国贼”者)跳出来，在网络上和现实中干扰和破坏人们的正义诉求?

所有的“为什么”都在指证：强固的国家机器具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效地制造合格的社会产品的能力。

我那位作家朋友如何了呢?

尽管怀有鸿鹄之志，十几年以后，由于不再把持刊物——这通常意味丧失了在体制内交换利益的条件——发表作品也很难了，只好在博客中刊载一些抒发胸臆的短文和诗作。一般来说，坎坷会使人成熟，然而我在“西藏事件”和“汶川大地震”期间看到，我那位朋友竟然写了很多可以被称之为“轻薄的爱国主义”和“狂热的民族主义”的短语和口号，这意味着，这个已年届四十的人始终没有让自己的灵魂深刻起来，其精神品质还停留在欣赏女人被“日”以后是一种美的阶段。

是什么东西使这个人成了这个样子?其实，我前面已经给出了答案，如果用一个词汇来概括，那么，我把它称之为：“国家意志”。

“国家意志”不是政治哲学的抽象名词，在你我他的生存环境中，它是极为具体的，具体到可以让人感觉不到“国家”这两个字的程度——当你面对成功和失败两种人生结果的时候，利益与良知孰轻孰重?当你必须指认和遮掩真相与谎言，并由此决定你人生处境的时候，你会将良知置于何处?当你在体制内面对升迁和荣誉的时候，在得到与失去之间你将作怎样的取舍?当你只要向权力有一次精神卖淫就可以从不“著名”变得“著名”起来的时候，你将何去何从?

哈姆莱特说：“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

哈姆莱特的问题从来不是哈姆莱特的个人问题，我们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把哈姆莱特逼到了向自己发出生死之问的境地。除了极少数视死如归、灵魂特别高洁的人，在超级力量“国家意志”的诱惑胁迫下，很少有人能够保持灵魂的贞洁，很少有人。

六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疆域日渐狭窄，其精神高度甚至无法企及“五四运动”所达到的水平，不是因为生物进化到这个时候出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变异，人突然傻掉了，实在是因为知识分子群体被置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奇境之中——古往今来，历史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从一切社会细节中体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品貌，诚如唐太宗李世民所慨叹：“天下士子尽入吾彀中矣!”中国知识分子再也没有气力书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史了，“食王爵禄报王恩”、“忠君报国”、“君尊臣卑”、“君命臣随”的世俗算计替代了高尚的精神渴求，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本应当自由的、战斗的群体大面积委顿，成为定时跳到墙头为主人报晓的家禽，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换一句话说，专制主义不仅制造社会苦难，它同时还制造病态人格。

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1908-1970)说过：“如果一个人一直生活在他人的管制之下，那么，他对世界的认识就会是这样：世界上的人不是狼就是羊，而且他很清楚，他自己是羊而不是狼。”(转引自[美]爱德华·霍夫曼：《马斯洛传—关于人的权利的沉思》)

如果我们把这段话从心理学语境中引申出来，把它作为社会学现象进行考察，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一个人生活在专制条件下，那么，他对社会的认识就会是这样的：“这个世界是由狼和羊组成的，国家是狼，人作为个体是羊，而他很清楚，在强大的国家机器压制下，他自己只能是羊。”

在狼与羊的社会构成中，人的反应分为两种——

一种是坚守人的品格和人的本性，其中一些灵魂特别高洁的人还会把争取人的权利和尊严作为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来追求，这意味着他随时都会被屠戮，会被置放到国家祭坛，“反右派斗争”、“文化大革命运动”和历次政治运动中那些因言获罪，成为国家牺牲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的人。

还有一种，那就是憧憬着成为狼，成为依附在国家权力之“皮”上的“毛”。遗憾的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做了这种选择，在这一点上，余秋雨先生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在知识分子由羊向狼奋斗的路途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喧闹和拥挤。这是一个卑鄙、堕落、血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群体除了良心泯灭、道德畸变和人性扭曲，成为权力者手中得心应手的工具和穷凶极恶的帮凶，难道还有其他路可走吗?没有了。

专制主义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为自己烙下罪恶印记的。

4

“陈行之先生，你一定是忘记了文章题目，我们想听你说一说韩寒，怎么通篇不见韩寒的名字?”

我说的其实正是韩寒。

请想象一下，就在这样一个被国家意志操控着的世界里，在一个除了意识形态喧嚷再也没有别的声音的地方，在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所有文学家、艺术家，所有“大师”们)都沉默着蜷伏着，有的甚至像权力的看门狗一样向民众狂吠着的时候，突然站起来一个朝气蓬勃、英俊潇洒的年轻人，指着皇帝说：“丫没穿衣服!”会在我们中间引起怎样的震撼?!

一开始我没在意韩寒，但是，不断读到他尖锐的社会批评，读到很多喜欢他的人和不喜欢他的人发出的观感，我突然感觉到：一个值得注意的社会事件发生了。

在这个事件中，韩寒自身如何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作为一种现象彰显出来的社会意义：从来都是铁板一块的社会机体终于出现了一道裂隙，在国家机器生产线一批又一批合格产品中，出现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异类。

在以往六十年中的任何一年，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吗?

如果韩寒出现在五十年代，他将会以“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的身份被国家机器灭失;如果韩寒出现在六十年代，他将会以“反动作家”的身份被送去劳改，或者干脆被国家鼓动起来的造反派打死在单位院子里;如果韩寒出现在七十年代，他将会以“国家的敌人”的身份押赴刑场，被割断喉管然后枪毙;如果韩寒出现在八十年代，他很可能会被杀死在某广场;如果韩寒出现在九十年代，他会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丧失发表作品的权利;如果韩寒出现在本世纪最初几年，他会被意识形态管理部门严厉封杀，但现在是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了，中国和世界的社会历史条件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尽管这个年轻人很让人头疼，终究还是没有人再敢用中世纪手法把他“解决”了，他将会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持续地存在下去，这意味着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出现在了中国地平线上。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历史在进步。

韩寒的出现首先动摇了长久以来淤积在我心里的如下判断：一部社会机器是可以制造出符合其规范的社会产品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疆界未必会随着“改革开放”得到扩展，当国家机器修复了锈蚀和坏损的部分，变得越来越强固以后，它对人们的精神控制会有增无减，它仍旧会成批地生产(或者说制造)出符合这个国家政治标准的社会产品。

那么，韩寒的出现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韩寒的出现意味着，在羊和狼组成的世界里，终于有了人。试图由羊变为狼的人虽然仍旧会通过卑鄙和堕落继续谋求变为狼(我从“80后”青年中也发现很多极为熟谙当代社会规则的人，这些人具有完全不亚于前辈的政治投机本能，其卑劣程度甚至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程度)，但是，把自己定位为人，并且决心一生都将像人那样站立的人会越来越多，韩寒是一个整体。

韩寒的出现意味着，国家再也无力或者说无能为鲜活的个体划分价值尺度了。一个健康正派的社会一定是能够给个体提供充分发展空间的社会，这是因为人的个体不仅是个体的尺度，他同时还是世界的尺度;他不会满足于成为被国家或政党使用的工具，他知道怎样依据自己的良知丈量一个事物正义还是不正义，他知道该对这样的事物取何种道德态度，而这种态度一定是符合他的发展愿望、符合公众利益的。

韩寒的出现意味着，权力再也不能干预个人的内心生活了，权力失去了干预人的精神成长的条件，权力与个人被遮掩了的边界将变得越来越显明和清晰，权力任何越界的行为(权力总是有这种本能)都会遭到人的抵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因为跳一场舞就以“追求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被枪毙的人，将会在天国艳羡地看着不再被国家意志强奸和干扰、用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活着的人。某种意义上，任何形式的个性解放都可以被概括到历史进步的范畴，是追求生存和发展的个体而不是权力推动着社会发展。

韩寒的出现还意味着，权力再也没有能力百分之百制造统一型号的“合格”产品了，六十年从未中断的社会过程被打断了，权力再也不能用原有的方法统治新一代公民了。千万不要小看这个结果，要知道，在一个从六、七岁孩童就开始用谎言浇灌的地方，“人”远远不是自然生长的，他的眼睛被蒙蔽，灵魂被扭曲，就连他自己都认不出世界和他自身折射在灵魂幕布上的影像。

就在这样的地方，竟然有人站起来大声指陈他所置身的世界是一个不正常的世界，这件事所涵盖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难道不足以令人振聋发聩吗?

5

最近几年，我把主要精力放到了长篇小说和随笔创作中，由此结识了很多“80后”“90后”年轻朋友，有的甚至成为至交。和我们这代人相比，他们接受的教育更加系统，眼界更加宽广，个性更加张扬，更具有“人”的特点。我这里所谓“人的特点”指的是：未经强力胁迫和扭曲、以自然面目呈现在世界面前的人的内在本性，具有这种本性的人是很难被谎言欺骗的。

他们不再经由国家意志在看、在听，他们用自己的眼睛看得到被意识形态精心遮掩的腐败画面，他们用自己的耳朵听得到被意识形态遮蔽的苦难哀吟;他们用自己的眼睛看得到无所不在的权力罪恶，他们用自己的耳朵听得到民众的灵魂呼号……所有冠冕堂皇的国家仪式都变得滑稽了，国家意识形态涂抹的油彩正在从伪造的历史画布上脱落，世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真实。

他们也许没有很高深的学养，他们对世界的点评有时候甚至还很粗糙，但是，他们身上最可珍贵的是人性的直觉，这种直觉让所有老谋深算的“大师”黯然失色，它看上去也许不那么坚固，然而其自身的质地决定了它不可能被弯曲，即使国家力量也不能。

这就给我们的时代出了一个难题：权力究竟该用怎样的方式与这样的公民相处?

人类历史是各方政治力量相互斗争和妥协的连续不断的社会过程，如果强悍的国家机器仍旧习惯性地用强力碾压这些不顺从的公民，将会收获怎样的结果?这是权力者不能不考虑的问题。千万不要过早宣称某种文明是一条绝对不能走的“邪路”，千万不要，这是因为，历史不是人可以随心所欲决定其方向的东西，它有自己的规律，自己的路径，自己的目标，你无法阻止它到达它要到达的地方。即使你反感“普世价值”到了呕吐的程度，如果历史有一天宣布说中华民族只有通过它才能够存在下来与世界文明共处，你也只能接受它，而那时候你很可能将要付出代价，巨大的代价。

应当高度警觉排除政治发展的经济发展，这种发展潜藏着极大的不确定性，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是如此。经济发展的积极效能应当是社会政治多元化，如果经济发展只是用来加强政府的权力和权威，并且试图把政府的权力和权威全部转变成为胁迫民众的政治力量，这个社会一定会走向自己的反面，这样的社会终将会被民众所抛弃,大厦会倒掉，不管它多么繁荣昌盛，不管它多么高大巍峨，不管它制造了多少没有灵魂的社会产品，大厦终将会倒掉。

这是因为，建造社会大厦的基本材料是劣质的(例如余秋雨之类无数依附在“皮”上耀武扬威的“毛”们)，只有那些在人的意义构成的精英真正被社会容忍和接纳，成为社会栋梁，社会大厦才能够得到稳定支撑。

这就是韩寒出现的意义之所在。

这也是我们应当珍爱韩寒的意义之所在。

(2010-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