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威廉·德莱塞维茨（William Deresiewicz），1998年到2008年在耶鲁大学教书，为多家报刊撰写文章和评论。（本刊2009年1月曾发表作者的另一篇文章“独处的终结”。有兴趣的读者可阅读该文的中译本，2009年2月发表在《学术中华》上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13122和发表在《中国选举与治理》上的另一篇文章“精英教育的劣势”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30584——译者注）
“数不清的各色人等，没有一个亲人，也没有一个陌生人。”----《战争与和平》
“家庭已经消失，朋友也将步其后尘。”----美国电视剧《扪心问诊》
我们生活在友谊既是一切又什么都不是的时代。已经是现代人际关系的典型特征的友谊在最近几十年变成通用概念：人们用友谊来理解与其他任何人的纽带关系，所有人际关系都据此来衡量，又全部都消解在其中。浪漫的伙伴相互称对方是男朋友或女朋友。配偶夸耀他们是对方最好的朋友。父母鼓励自家的孩子，请求他们的伙伴把自己当做朋友。长大成人的兄弟姐妹不再像传统社会中争夺父母资源反目成仇了。想想雅各和以扫（圣经中的兄弟相争），但他们也决不是朋友，虽然偏偏用朋友相互称呼。老师、牧师、甚至老板都试图让监管对象把自己当作朋友来套近乎并为自己的权威辩护。我们都知道直接称呼名字显得亲切，当我们选总统时，想挑选一个愿意和我们一起喝杯酒的人。人类学家罗伯特·布莱恩（Robert Brain）说我们现在和任何人都是朋友。
但是在当今新媒介频出的美丽世界，友谊成了什么呢？对社会空间造成迅猛和强烈冲击的Facebook现象需要我们认真思考一番。友谊已经被简化成各种屏幕，除了作为一种转移注意力的形式外还能是别的什么呢？当友谊萎缩成张贴榜大小时，还能保留什么内容吗？如果我们有768个朋友，他们在什么意义上是我的朋友呢？Facebook不是当今友谊的全部，但它看起来预示着友谊的未来。Facebook以及MySpace、Twitter或人们蜂拥前往追捧的未来其他形式不过是早已日渐淡漠的过程的最新阶段而已。它们加速了意识的碎片化，但并非肇始起因。它们将普遍的友谊概念具体化了，但它们并非这个观念的发明者。回想起来，一旦我们决定与任何人交朋友后，我们忘掉如何交朋友似乎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如今我们或许为自己有很多朋友感到自豪，毕竟我们拥有的只剩下朋友了，但我们仍然明白友谊意味着什么吗？我看未必。
我们怎么沦落到了这种地步？古典的友谊观与此简直有天壤之别。想想阿喀琉斯（Achilles）和帕特洛克罗斯（Patroclus）、大卫（David）和约拿单（Jonathan）、 维吉尔诗歌中的尼色（Nisus）和幼恋乐（Euryalus）。在古人看来，友谊决非寻常的、普遍的，而是罕见、珍贵、辛苦培养起来的感情。在由亲属关系和君臣关系确定秩序的世界里，可选择的亲密关系是例外情况，甚至具有颠覆性，可能打破同盟关系的标准界限。虽然扫罗（Saul）仇恨约拿单，但大卫爱他，阿喀琉斯与帕特洛克罗斯的友谊超过了他对希腊事业的忠诚。友谊是高贵的召唤，要求人们具有扎根于美德的超常品质，在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看来就是献身于对真和善的追求。因为人们觉得友谊优越于婚姻，至少在价值上与性爱等同，而且常常表现出达到性爱那样狂热的程度。大卫唱到，约拿单的爱“对我来说比女人的爱更奇妙，更令人惊叹。”阿喀琉斯和帕特洛克罗斯不是恋人，两个男人在一个帐篷里睡觉，虽然各自和情妇睡在一起。他们的关系更伟大，阿喀琉斯在失去朋友后不愿再活下去，正如尼色以死来报复幼恋乐, 达蒙（Damon）挺身而出，愿代皮西厄斯（Pythias）在狱中受刑。
基督教的兴起让这古典理想相形见绌。基督教思想打击个人间的亲密纽带，因为应该把心灵交给上帝。在修道院群体中，对个别人的亲密关系被看作是对群体团结的威胁。在中世纪社会，友谊隐含着具体的期待和义务，常常在誓言中正式表现出来。主人和家臣使用友谊的语言。《威尼斯商人》中的“担保的贷款”（Standing surety）是现代友谊初期的主要形式。罗马天主教社会（在很多地方依然如此）的教父母子女关系是家庭间结盟的形式，不是教父和教子间的关系，而是父母和教父母间的关系。在中世纪的英国，教父母是“兄弟姐妹”，在拉丁美洲，他们是“共同的父亲”（compadres），我们认为它是友谊的同义词。
随着文艺复兴，古典的友谊观伴随其他古典情感复兴起来。真理和美德再次占据首要地位，蒙田写到“那些敢于批评我们的人才是真正的朋友，为了你的利益而不惜伤害和得罪你是健康的爱的表现。”他坦率承认自己和拉博埃西（Étienne）的亲密关系不仅高于夫妇之爱和性的吸引而且高于对父母之爱、兄弟之情或同性之爱。“要建立这种友谊需要很多偶然因素，是三百年才能出现一次的罕见运气。”中世纪友谊的道德高度和高昂成本解释了真正的友谊在古典和新古典思想中被看作如此稀少的原因：恰恰是因为在传统社会里人际关系是受利益主宰的。因此，“真正的朋友”不同于追求自我利益的“献媚者”或“假朋友”，正如莎士比亚说的，哈姆雷特的朋友赫瑞修（Horatio）和罗生克兰（Rosencrantz）和盖登思邓（Guildenstern）不同，更像“古代罗马人而不是丹麦人”。桑丘·潘沙（Sancho Panza）刚开始是堂吉诃德的随从最后成为他的朋友，到了旅行将近结束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明白友谊本身已经成为他一直在寻找的东西的报答。
现在被称为浪漫友谊的古典友谊一直持续到18世纪19世纪，留给我们很多伟大友谊的例子，比如歌德和席勒、拜伦和雪莱、爱默生和梭罗。华兹华斯把他的代表作献给他“亲爱的朋友”柯勒律治。丁尼生在成为他代表作的诗歌里悼念哈勒姆（Hallam）“我的朋友，我的阿瑟，像母亲对儿子那么亲密”。梅尔维尔在谈到他第一次见到霍桑时一点儿不觉得难为情地写道“我被这个思想深刻、道德高尚的人征服了”。与此同时，商业社会的发展使得个人生活的基础转向产生现代友谊的必要条件。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说资本主义通过把经济关系非个人化，为建立在喜爱和默契基础上的私人关系留下存在空间。我们不认识所购商品的生产者，我们不需要知道该商品的销售者。而我们确实认识的人如邻居、本教堂居民、中学和大学的同学、孩子朋友的父母等等与我们的经济生活没有任何关系。一个在郊区学校教书，另一个在城市那边的企业上班，还有一个居住在国家的另一边。我们对对方来说什么也不是，但我们可以成为朋友，不想交往了，随时都可以结束这种关系。
除此之外，民主的发展还出现了人人平等和相互交往的意识形态。我们现在都是公民，不是臣民，我们无需通过效忠君主而是可以直接联系在一起。但是，那种把我们团结起来，让我们不仅仅是政治世界一分子的感情因素是什么呢？一个答案是民族主义，另一个答案是产生于18世纪的社会同情观念：友谊或者至少是友好感情，它是现代社会的感情附属结构。“博爱”成为法国大革命继自由和平等后的第三个口号决非偶然。英国的华兹华斯和美国的惠特曼都把普遍的友谊作为其民主远景的核心主题。在女权主义之母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看来，友谊是重新协商性协议的关键词，是新型的家庭民主。
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友谊成为现代人际关系的特征。现代人相信平等，友谊不同于传统关系，具有平等特征。现代人相信个人主义，友谊不服务于公共目的，独立于任何其他纽带而存在。现代人相信选择，友谊不同于血缘关系，是可以选择的。而且，友谊的兴起恰好和摆脱包办婚姻的过程同步出现。现代人相信表现自我，而我们挑选的朋友会反馈给我们自己的形象。现代人相信自由，友谊与包含着协议义务的现代婚姻不同，并不涉及固定的承诺。现代人倾向于不受限制的流动性、灵活性、和无限的可能性，友谊的非正式和临时性本质恰好符合这个要求。我们可以和自己喜欢的任何人交朋友，想用什么方式就用很么方式，想什么时候结束朋友关系就可以什么时候结束。
社会变化也发挥了作用。工业化把人们从大家庭和传统社区中连根拔起，输送到都市中心，友谊的出现正好可以缓解现代生活的匿名性和无根性。此一过程基本上是自然形成的。你大学毕业来到纽约或者洛杉矶，结交一帮20多岁的朋友，只不过这个圈子和你从前的不一样了。过去几十年家庭生活的转变使得友谊变得更加重要。在离婚率上升和单亲家庭的增加的情况下，当代家庭的成年人常常不再有配偶，更不要说向传统的大家庭寻求支持了。孩子们因为家长权威和管理的弱化，小小年纪就脱离家庭轨道。他们都求助于朋友来取代家庭关系。正如现代格言所说的，朋友或许是“我们选择的家庭”，但对我们许多人来说除了把朋友变成家庭外没有其他选择，因为我们的家庭---我们出身的家和我们即将建立的家---都破裂了。当所有婚姻都解体了，朋友就成为我们的依靠。即使那些在稳定的家庭中长大并创建了自己的家庭的人也不得不花费更多时间在两者之间奔忙。青春期结束后和做出决定意义的生活选择前的阶段一般持续10年，但也往往持续更长时间，我们还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名称来指代生活的这个阶段，但我们非常清楚的是友谊绝对处于中心地位。
古典理想已经不可避免地处于消退中。真正朋友的形象，即很难找到但感情深厚可以交心的伙伴已经从我们的文化中彻底消失了。我们有比较好的朋友或者一般朋友、甚至有最好的朋友，但很长时间以来已经没有人像蒙田和丁尼生那样谈论友谊了。表示终生誓言的花哨新词“永远的好朋友”（bff）讽刺性地说明了我们对纽带关系流动性的认识。永远的好朋友或许在下个月就形同陌路了。我们把最充沛的精力留给了性。实际上，随着弗洛伊德主义兴起和同时出现的同性恋的社会可见性，我们已经警告自己最好避免表达朋友间尤其是男性朋友间的亲密关系，电视节目主持人奥普拉（Oprah）都被迫为她与最好的朋友的亲密关系辩护。这已经重写了历史上的友谊，如阿喀琉斯和帕特洛克罗斯是同性恋的关系。虽然最近很多“男性友谊”（bromance男伙伴）的说法，这个术语是管理因为男同性恋朋友关系引起的性焦虑的另一个手段---不管是在朋友中间还是在他们周围的人之间---典型的男性友谊情节指导年轻人幼稚的亲密关系让位于成熟的异性恋关系。从最好处说，我们被期待从这种关系中诞生亲密的友谊。
至于说古典友谊中的道德内容，即人们对美德和相互提高修养的承诺也消失了。我们已经不再相信朋友的最高目的是通过提供道德建议和敦促我们向善。相反，我们实践无条件接受非评判性的友谊，支持罗伯特·贝拉（Robert N. Bellah）的讽刺性说法“治疗性友谊”。我们现在似乎异常脆弱。我们认为朋友只要站在我们一边，证实我们的感受，支持我们的决定，帮助我们自我感觉好一点，他就算尽到了朋友的义务。当朋友做了错事，我们善意地撒谎，为他找借口，尽一切可能让关系保持稳定。我们都是大忙人，渴望朋友给我们带来快乐而不是制造麻烦。
但是，甚至在人人都是朋友，古典理想失掉影响力的时候出现了一种新的理想主义，可以满足友谊的某些最深刻需要的新形式：朋友群或者朋友圈子。自命不凡者的团体至少可以追溯到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时期，17和18世纪时因为沙龙和咖啡馆的兴起而获得新的重要性，浪漫时代给它带来新的刺激和强调。不管是华兹华斯的圈子还是奥斯丁的爱玛的婚姻所见证的“一帮真正的朋友”，友谊观成为他们自我概念的核心。优越感获得了一丝乌托邦色彩，该圈子被看作先进时代的先驱不仅仅因为它强调友谊。一个世纪后，布卢姆茨伯里派同样如此，它的两个成员伍尔夫（Woolf）和福斯特（Forster）写了一本又一本关于友谊的小说。福斯特还表达了该群体的著名政治立场，他写到“如果我不得不在背叛祖国和背叛朋友之间做出选择，我希望我有勇气背叛祖国。”现代主义是小圈子的伟大时代，就像古典的传奇友谊一样，现代主义者的波西米亚的、艺术家的、怪异的友谊圈子表现出反对现存秩序和规范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友谊变成了一种另类社会，一个逃避更大的堕落的世界的价值观的避难所。
20世纪下半叶，个人感情生活的最重要部分不是在家庭而是在一帮朋友中的信念开始从艺术家圈子扩展到社会上，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观念。浪漫的布卢姆茨伯里派的朋友圈社会的预言在一定程度上是实现了。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在《群体》中对这种情况的好处进行过初步的讥讽的评论。后来，巴里·莱文森（Barry Levinson）在《餐馆》中的描述口气更友好一些。两部作品都提醒我们群体朋友无处不在主要归功于青年文化的兴起。实际上，现代人把友谊和青年联系起来，这是个脱离虚假的成人价值观的人生阶段。拜伦称友谊是“青年人特别的亲密纽带”，它颠倒了真正的友谊需要成熟和智慧的古典友谊观。随着现代人把青年提升到人生最有活力和最真实阶段的高位，友谊成为两个同时存在却又方向相反的强烈感情的对象。我们一方面试图牢牢抓住青年时期的友谊而无限延长青年时期，另一方面，我们靠永不停止地怀念那些友谊而哀叹青春的失去。20世纪的友谊观的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通过记忆的过滤网来看待。就好像只有在失去后才能感受到其存在，就好像友谊的失去不可避免一样。
群体友谊的文化在1960年代达到最高点。反文化的两种最突出、最具意识形态色彩的社会形式是公社—自我想象的脱离冷酷的商业社会的朋友们的社区和摇滚乐队（band）（不是群体（group）或者小乐队（combo）。它的名字让人想起莎士比亚的“兄弟连”和罗宾汉的绿林好汉。最大的例子是甲壳虫乐队。公社、乐队、60年代其他友谊群体（包括即是公社又是摇滚音乐会的典范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Woodstock）被称赞为快活的、永远年轻、充满创造性的地方，是摆脱成人世界的天堂。在这种群体里生活是那个时代的乌托邦梦想，难怪甲壳虫的解散被看作一代人的悲剧。难怪60年代的群体友谊开始产生自己的怀旧，在婴儿潮一代开始进入30岁的时候。1983年的《大寒》（The Big Chill）描述婴儿潮一代试图重新抓住60年代末期友谊圈子的情形。（电影海报的口头禅是“在寒冷的世界，你需要朋友让你保持温暖。）《三十而立》（Thirtysomething）更进一步，把群体友谊确定为新的成人生活规范，虽然作品中的大部分人物都结婚了。只是在1990年代，30多岁了还单身的新一代在《杰瑞·宋飞》（Seinfeld）、《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当然还有《朋友》中发现了群体友谊的自身形象。但从那个角度来看，友谊作为道德抵抗的堡垒，作为摆脱规范压力的避难所和社会理想孵化器的观念已经消失了。你的朋友无法保护你免受主流思想的侵蚀，他们就是主流思想的代表。
所以我们返回到Facebook。随着2003年启动新世纪社交网站如Friendster和MySpace，2004年启动Facebook，朋友圈已经扩大到包括整个社会，但是这样做破坏了个人友谊的本质及友谊本身。Facebook的前提和承诺是让我们的朋友圈清晰可见。我的朋友们都在那里，都在一个地方。当然，他们不在同一个地方，他们不是我的朋友而是由朋友的影像、形象和信息组成的干瘪的包裹，这些不是朋友正如一套棒球卡片不等于纽约大都会棒球队一样。
我记得几年前曾意识到属于我的朋友“圈子”的大部分人实际上相互并不了解。一个朋友是我在读研究生是认识的，一个是工作时认识的；一个住在波士顿，一个住在布鲁克林，一个如今生活在明尼阿波利斯，还有一个在以色列，所以我最终能够列举的14个朋友没有一个认识其他人。我认识到，把他们添加到一个圈子里组成亲密的环状结构的想法既违反感情法则也违反几何法则。它们是一整套不同的节点，我在他们中间某个地方徘徊。但是，Facebook恰恰诱惑我们进入一种幻觉，以为炮制一组名单就形成了一个圈子。视觉上的并列制造了感情上亲密的幻觉。我认识的一个妇女曾经对我说过她的Facebook上充满了朋友的帖子和评论的网页，“就好像朋友们都在进行对话一样，一起都是真实的，唯独没有对话。”
换句话说，友谊已经从一种关系演变为一种感觉，从人们分享的东西演变为每个人在电子蜂窝的孤独中私下里悄悄拥抱的东西，就像孤独的孩子独自与玩偶玩耍一样重新排列纽带的象征。同样的道路早就被人踩过了。因为传统的面对面交流的社区消失，我们只能靠这个表示亲密关系和根源的词牢牢抓住已经失掉的东西，不管我们往这个词里面灌了多少水。现在我们谈犹太人“社区”、医疗“社区”、读者“社区”等，虽然没有一个是真正的社区。我们拥有的不是社区而是社区的“意识”，如果幸运的话，可能有一种没有集体的集体感受，是一种私人情感而不是集体经历。如今友谊起到了同样的作用，作为社区的替代品显得越发重要。我们拥有“朋友”就像我们曾属于“社区”。浏览我的Facebook网页给我一种“纽带”的意识，不是实际的纽带而是纽带意识。
所有那些帖子和状态更新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在今年春天的第一个美好的周末，一朋友贴了在中央公园的最新消息“某某在公园和其他市民在一起。”我首先想到的问题是，如果你喜欢在公园的好天气，为什么不让你的iPhone休息一下呢？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些呢？我们总是分享小小的私密观察，相互倾诉自己的感受，这是友谊的部分内容，是我们部分存在于对方生活中的方式，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就在几年前，你在某个时期只能和一个朋友交流思想（比如打电话）或者面对面地和一组人交流。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是在对具体的人讲话。你斟酌要说什么、怎么说、对谁说、他们的兴趣、性格、更重要的是相互间的亲密程度。“伸手抓住某个人”意味着特别的人，一个你心中想到的人。这意味着对话，而现在我们不过是把我们的意识流广播出来，把中央公园的经历一下子告诉我的500个朋友，希望有人回复以确认我们的存在。我们还没有停止与作为个人的朋友说话，但在此时我们已经不再把他们看作个别的人而是不加区分的一群人，是一堆观众或者分不清面孔的公众。我们的交流对象不是一个圈子而是一片云彩。
情况变化之快令人吃惊。我们不仅没有了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甚至没有了杰瑞和乔治。今天，露丝和钱德勒可能在对方的网页上发帖。嘉利和姑娘们在进行状态更新，似乎确实有时间吃午饭，但她们太忙了没有时间检验黑莓手机进行真正的对话。《欲望都市》和《朋友》五年前已停止播放，我们已经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友谊（像原子化）已经被顺利纳入我们新的电子生活方式之中。我们太忙了，没法给朋友抽出比发短信更多的时间。我们在忙什么呢？忙着发短信呀！要是确实有时间聚在一起，会做些什么呢？我问一个认识的妇女，她十多岁的女儿和朋友们的关系是否还像儿童时期那么亲密。她说，是的，不过她们的交流方式发生变化。她们仍然在房间里熬夜聊天，不过往往在网上同时和其他两三个朋友交流，还给另外三个朋友发短信。在理论上，视频聊天比电话聊天更亲密，但如果你同时和四个人一起聊天就未必了。十多岁孩子的做法不过是我们其他人的早期表现形式。一项研究显示每四个美国人就有一个汇报说没有很亲密的可以倾诉感情的人，而在1985年的时候是每十个美国人中有一个。这个数据是2004年的情况，毫无疑问Facebook、短信及其他东西已经让这种情况更加恶化。我们认识的人越多，就变得越孤独。
已经变质的新群体友谊正在吞噬我们的个人友谊，因为两者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Facebook最令人担忧的地方是人们愿意和渴望把私生活公之于众的急切程度。“嗨，甜心派! 我周三在商业区，吃午饭了吗？”“朱莉，我很高兴我们又联系上了。xoxox.”“抱歉没有打电话，现在我忙得很。”这些人忘记使用电邮了吗？或者他们实际上更愿意把感情公之于众？我能理解“某某在公园和其他市民在一起”但我不能理解这种表现主义。或许我应该屈服于友谊的价值恰恰就在于它创造的私密空间的观点：不是两人在相互交流中建立的独特和不可侵犯的世界的秘密而是他们缓慢地小心地编织出的共同发现的蜘蛛网。在你认识的人面前表现亲密关系有点令人讨厌，就好像真正的目的是显示你是思想多么深刻的人似的。我们真的这么渴望确认吗？这么急切地证明我们有朋友吗？
但是，当然Facebook有它的好处。长期不来往的朋友可能重新取得联系，相隔很远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但是，我仍然有点怀疑。最近我在全国走了不少地方，我认为Facebook会帮助我找到和失去联系的朋友保持联系的感觉，但我发现情况正好相反。阅读他们生活的琐碎细节，一连串鸡毛蒜皮的事让我觉得即空虚又丰富地令人厌恶，就好像刚刚吃了很多垃圾食品，恰恰因为它提醒我真正的营养，真正的知识，我们通过电邮、电话或者面对面交流的宝贵。整个活动的表演性质以及意识到朋友竭力不带个人感情色彩让我的心情变得更糟。我不由地感觉到我读到的人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
至于重新和老朋友联系上，这当然是好事，尤其是找到你真正喜欢的人时，你会感激这个奇迹。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并不是。他们不过是夏季旅行时认识的人或者中学的同学。他们作为个人对你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他们的意义仅在于构成你人生某个时期的经历的一部分，是你认识的众多人中的一个。脱离当时的环境，现在看他们的小孩，看他们度假的照片没有任何意义。对他们了解得越多就越有可能破坏你的经历本身，这等于是用虚假的熟悉代替了心灵深处的美好记忆和感情。18岁的你认识他们，40岁的你不应该再认识他们。
Facebook提供了一种乌托邦可能性：失去的东西现在可以找回来。但过去的天堂成为在找到中毁掉的希望之乡。Facebook成为了反乡愁的玛德琳蛋糕，成为记忆杀手。棒球明星卡尔顿·费斯克（Carlton Fisk）曾经指出他在家里看了几遍世界职业大赛的录像，以免夸张他对这个事件的回忆。普鲁斯特知道记忆是一种容易受惊的动物，只有在不被注意的时候透过缝隙偷看一眼。纪念品、快照、团聚等所有这些都是遗忘模式，都是真正记忆的敌人。过去应该留在心里，留在应呆的地方。
最后，新社交网站把我们对亲密关系的理解虚假化，伴随它的是我们对自己的了解。媒体上传播一种荒唐的观点，即MySpace档案或者“关于我的25件事”能够暴露这个人的很多东西，甚至比好朋友意识到的还多。这个观点建立在熟悉一个人意味着什么的浅薄认识基础上。第一，亲密关系是需要表达出来的，这种观点是美国人和年轻人特有的想法，或许因为这两种人都倾向于和陌生人一起旅行，所以相信立刻袒露自我是结识朋友的最快方法。第二，身份被简化为信息：你的猫的名字、你最喜欢的音乐、7年级时做的蠢事等。第三，尤其是简化为社交网站最感兴趣的消费倾向等信息。忘记我们都在对自我进行市场调查。更糟糕的是Facebook放大了长期以来我们用这种术语看待自己的倾向（我是紧肤剂使用者）。我们穿戴表现品牌忠诚的体恤衫，我们为拥有Mac电脑而生气，现在请制作一个我们所喜欢的歌曲清单。“15分钟内列举15部电影：规则：不要花费太多时间想。”
所以信息取代了经历，这种转变在我们的文化中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但当我想到朋友、想到他们的特征、想到我为什么喜欢他们时，首先想到的肯定不是他们兄弟姐妹的名字或者他们害怕蜘蛛，而是他们的性格品质。这个人感情奔放，那个人道德感强，另一个人诙谐幽默。虽然这些也是描述性的，并不比他有红头发或者她个子高等在确定一个人时更具体更独特。要了解他们的相貌，你就需要看照片。要了解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你就需要听听他们都做了些什么。性格品质通过活动反映出来，这是记叙文的两个永久要素。要了解人，你就需要听他们的故事。
但是Facebook网页恰恰无法为500个朋友留下足够空间或者时间。从字面意义上看，没有留下空间。因为速射的规矩和翻卷模式，电邮已经为信笺确定了可接受的最大篇幅，最多不过1000个字。现在有了Facebook，空间进一步缩小，或许只有通常一条信息的长度的三分之一，评论的空间更小。(我们都知道Twitter的交易)10页的长篇大论已经走上无线电天线的老路，随后将很快出现3小时的对话。每种情况都生成讲故事的空间，而这是无法在空间不足的情况下完成的行动。发帖子就像色情的、灵巧的、客观的展览，交流故事就像做爱、探索、寻找、询问、抚摸。这是相互的亲密的。这样做需要耐心、投入、敏感、细心、技巧等，人们在交流中学会这么做。
人们称它们为社交网站是有理由的。社交网最初意味着具体的东西：登上能够结识专业人士的攀爬架（jungle gym）以拓展自己的事业。真实的情况是休谟和斯密并不完全准确。商业社会并没有消除追求自我利益的交朋友和影响人的现象，不过是改变了我们交朋友和影响人的方式。如今在工于算计的自我时代，即使我们最亲密的关系也都被塞进这种模式里。最近一本关于现代科学社会学的书描述了西海岸一大学的社交活动：“似乎根本没有一个郁郁寡欢地藏在角落里的单身者，也没有成双成对到来的，即使有也很快消失。”没有独处、没有友谊、没有拒绝的空间恰恰就是当今人际关系的范式。与此同时，作者说“露面时间”在这个“社区”被当作“高带宽互动”一样得到尊重，因为它提供了“插话、修补、反馈和学习的高超技能”。实际的人际交往按系统工程师的价值观来衡量，反而成为“不寻常的东西”。我们已经把心灵交给机器，我们正在变成机器。这就是新世纪的友谊面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