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全球治理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将进一步上升。

旧的国际治理架构，即通过国际组织管理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问题的制度，如联合国安理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将继续得到改革，在形式上和内容上更新换代。改革国际制度将继续是国际社会的焦点。

改革国际制度成全球焦点

为了实现更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尤其是面对当前深重的金融危机，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极为关键。西方的基本战略考虑是，让新兴大国在改革后的国际金融制度中发挥更大作用。西方之所以愿意与新兴大国“分权”，是因为新兴大国在国际金融机构的影响力上升根本上是加强而不是削弱了现存国际秩序，况且新兴大国获得的权力不过是其国际贡献的回报。但是，新兴大国的影响力可能在西方被其主流话语解读为对长久以来的“西方支配”的挑战。如果西方的主导确实因此下降，西方将寻求新的方式维持对全球治理的主导。

在旧的国际制度改革的同时，新的国际制度不断被创造出来。这包括层出不穷的“非正式”国际制度和各种“G”打头的国家集团化。其中，G20最受瞩目，最得到重视。

美英在这方面维持其主导地位。G20在金融危机的最严重时刻举行的三次峰会分别是美英组织的。但是，从长期来看，G20若要成为主要的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并非易事。金融危机最紧张的时刻过去后，G20未必就能保持其势头。对于西方来说，现在面临着如何处理G 7/G8与G20的关系。笔者前不久与访华的负责G20事务的荷兰总务部长会谈。他指出，西方在G7和G20的取舍上考虑复杂，但非常清楚的是，G7不会退出历史舞台。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考虑是，让G 7/G8至少与G20并存，并能领导G20。

由于全球安全形势（如核武器的扩散）的严峻局面难以缓解，多边安全安排将继续出现。美国带头建立了“核安全峰会”，除伊朗和朝鲜外，大多数利益攸关者都参加了。但是，如同G20，“核安全峰会”还只是个峰会，是一个开头，尚未制度化，难说就一定有效。

一系列全球多边谈判进程的僵局、有限但不足以有效的进展，甚至失败，催生和继续催生替代性的安排。一旦在全球的多边层面难以突破，各国就在双边和更小的多边（包括地区多边）上寻求替代方案。这几乎成为一个规律。诸如G20和“核安全峰会”之类的机制之产生，部分原因在于安理会的效用下降。再如，多哈回合僵局下，世界出现了许多的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这些协定为重启多哈回合投下压力，也投下新的变数。气候变化谈判也一样，哥本哈根会议之后，正在导致双边气候谈判和缩小了的多边气候谈判。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对地区合作、甚至地区整合更加重视。《里斯本条约》的落实使欧洲的地区安排进入新的阶段，而其他的地区安排也在以各种形式和内容得到快速发展和深入。地区安排的增多，一方面使全球治理可以通过地区层面进行，所以，包括联合国在内，普遍性国际制度依赖地区国际制度；但是，另一方面，全球安排和地区安排总是有矛盾的，地区作为事实上甚至法理上的国际行为体、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关系（而不仅是国际关系）增加了国际体系的复杂性，使全球多边谈判更难取得进展。

中国不可能继续“免费搭车”

面对新世纪国际格局的这种转换，中国的挑战不是脱离全球治理进程，而是在全球治理中到底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以及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中国不能错过全球治理转换的历史机遇。

未来，任何单一大国难以主导全球治理。霸权国家在这方面的意愿和能力下降，且霸权治理的合法性遭到质疑和抵制。但是，有效的全球治理需要有力的国际领导。如果霸权国家难以提供具有合法性的领导作用，国际集体领导就是不可避免的选择。安理会和G20就是这样的集体领导。继续兴起的中国将在这样的国际集体领导中占据关键的一席之地。

这里值得一评的是国内外流行的关于中国是所谓“免费搭车者”的观察（“韬光养晦”被解读为继续免费搭车）。假定在某些领域和议题上，中国过去是“免费搭车”，但总体和未来看，中国太大、全球监督中国、西方也不会容忍，所以，中国不可能继续“免费搭车”。事实上，中国过去为“搭车”付费不菲（如为加入W TO付出的直接和间接、短期和长期成本）。

“搭车”行为本身就建立起了“驾驶员”和“乘客”之间的关系。“乘客”等于接受“驾驶员”的“领导”，但此种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当中国在许多方面成长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大国，不能再听任“驾驶员”的摆布，因为“驾驶员”带你去的地方并不一定是中国想去的地方。中国需要与“驾驶员”谈判，确保“乘客”的权利，以及防止“驾驶员”谋私。

回避国际责任是既回避不了，还落得坏名声。当然，承担过度的国际责任，充满全球主义的激情，“打肿脸充胖子”，势必要受到种种制约，终究是不可持续的。唯一的办法是承担与自身的实力和影响相当的责任，不少也不多。不少，就是说，绝对不要逃避国际责任，而且要主动增加而非减少对世界的责任，因为中国的存在更加依赖世界，所以，为世界多做事，做好事，不吃亏。即使吃亏，也是“吃小亏占大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