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有光，初中毕业后离家出外打工，文革时回家探望被关押，后在民兵监督下由“四类分子”活埋；
郑明远，小学毕业，几年后四清运动中家庭成分被划为“新富农”，上吊死亡；
梁国大，家庭成分地主，文革时念初中，1968年写信向周恩来总理反映基层混乱情况，被逮捕，最后病死狱中……
……
如果不是他们共同的那个叫林贤治的同学，我们可能永远都不知道他们的故事。在那个年代，被称为“黑五类”子女，后来又被称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个称谓出自毛泽东在“文革”期间的指示，指“出身”不好（地、富、反、坏、右、资、特等）或父母有“政治问题”、“历史问题”的青少年。据《开放时代》杂志2006年第5期刊登的一份调查报告，仅“四类分子”，官方认定的数字（不包括错划）即有2000万，估计其子女及孙辈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个群体，实际上受影响者人数多达一亿以上。
2010年4月，国内首部关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集体记忆的专书《烙印》出版，主编这本书的，正是林贤治。作为国内思想界颇有名气的学者，虽然他不断有作品发表出版，可他真正看重的，还是《烙印》。
（一）
林贤治的家庭成分是“上中农”，算是比较边缘的，加上住在偏远的乡下，一切运动似当与他无关。可他偏偏是个爱思考的文学青年，“文革”刚开始，18岁的他就被揪出来，打成“小邓拓”、“牛鬼蛇神”，被斗了两天两夜。做乡村医生的父亲也两次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关押起来，一次5个月，一次8个月，批斗时饱受皮肉之苦。他们家的阶级成分也差点被划为“富农”，后经林贤治努力抗争，总算没有划成。回想那段经历，林贤治至今犹有余悸。当时，在他所在的县，尤其相邻的阳春县，他曾耳闻目睹大批地富分子，包括子女，被活活打死，其中有不少妇婴。他有好几个同学，因为家庭出身的关系，年纪轻轻便过早凋零。对于他们的遭遇，林贤治几十年间一直无法忘怀。
八十年代初，林贤治从农村借调到广州，成为出版社的一名编辑，及后成为鲁迅研究领域颇有成就的学人。生活中，他越来越多地碰到这些被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十多年前，林贤治偶尔问及大学一位历史系的青年教授：“你可否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对方竟瞠目结舌，无以答对。他于是起意，要做一本关于这类子女的书。
上世纪70年代末，官方宣布取消“阶级成份”，于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个庞大的群体一夜之间就不存在了。可以说，这是一个失踪的族群。虽然他们又都活着，可是他们曾经的社会身份，他们的人生悲剧，却基本上不再人提起。许多大右派，有历史问题的人，都在70年代末的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分别清理了个人的历史，有的还写书出版。但是，绝大多数的基层的“黑五类”，他们的故事已然被埋没。特别是“生而有罪”的一群，从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开始，他们就无法逃避自己一生的噩运；直到脱离险境之后，也没有机会说出自己的遭遇。“我想给他们这个机会，”林贤治说。
林贤治最初的计划是自己采访、写作这部书稿。2003年春节，林贤治特意带上了一部小录音机，打算趁回乡的机会，采访村里熟悉的地富子女，头一个采访对象是一个曾经改嫁的农妇。这位地主的女儿答应向林贤治讲述自己的故事，条件却是要关掉会录下自己声音的“小匣子”。意外的碰壁，使林贤治的工作热情受到很大影响。“这件事让我觉得，采访这种方式恐怕很多人都接受不了。”林贤治说，“我有一个同学也是这样，她的父亲是上世纪50年代初被枪毙的。当天，她母亲自己不敢出门，让5岁的她带着3岁的妹妹去街头站着，等待拉父亲的囚车经过，好看她父亲最后一眼。我那同学现在讲起来，仍然很难过，但是她拒绝接受采访。”
林贤治改变了自己的做法，他和他所知道的那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联系，直接向他们征文。最后，大概有二十人给了他稿子。同时，他还拜托他熟悉的记者朋友寻找采访对象，并通过口述实录的方式，记下他们的故事。就这样，书中的人物遍布全国，有北京的，有上海的，有广州的，有来自东北的，也有来自新疆的，有沿海的，也有腹地的；其中有钦定“反革命分子”的子女，也有农村的一般“狗崽子”；职业上，有工人农民，完全不会写文章的半文盲，也有著名的文化人，而且年龄各异，带有很大程度的代表性。
组稿工作整整持续了一年左右。在2004年8月完成的序言结尾，林贤治这样写道：“星散于全国各地的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作者，断断续续地，总算把他们的声音汇聚到这里了。欣慰之余，顿然生出一种焦虑——世上可有愿意倾听的人？”
出版之路历经波折，书稿在全国多家出版社辗转。香港曾有一家出版社看过书稿后给林贤治寄来合同，但出于商业方面的考虑，要求抽掉几篇文章还要改变书名，最终，林贤治没有在合同上签字。直到如今，6年过去了，《烙印》才终于得以与读者见面，而此时，离林贤治最初起意做这本书，也已过去了漫长的12年。
4月19日，拿到还散发着油墨香气的样书，林贤治给记者打来电话，没有多说什么，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记者很快收到责编发来的封面图片：暗红的底色上，两种颜色的文字黑白对立，一如那个时代的简单粗暴，那划过正中央的鲜明的伤痕，正是让人震悚、过目难忘的“烙印”。
(二)
凤凰周刊：您提到一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不愿意说出他们的故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理？
林贤治：这个心理我在书的序言里边说了，以前看过纳粹德国的历史，我注意到，无论是纳粹的子女，还是犹太人中幸存者的子女，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努力说出事实真相，一种则始终保持沉默。其实，这两种态度在“黑五类”子女中同样存在。虽然不同的民族历史会有许多差异，不过，那种近乎“生而有罪”的困境，对于不同国度的青少年来说倒是很相似的。
凤凰周刊：作恶的人及其子女不愿意提及往事，或许可以解释为一种愧疚或者羞耻心理，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受难者，他们为什么也不愿意说呢？
林贤治：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他是作恶还是受难，是不可一概而论的。他们的人生或许主要是在遭受苦难，但某些时候，为了表现得“积极”一些，为了摆脱“低种姓”带给自己的影响，他们中一些人也做过一些让自己后来感到内疚甚至无法面对的事情。孙郁是一个例子。他在《心中有鬼》里也写了，为了与父亲划清界限，他甚至改掉自己的姓名；为了表现出诚心改造自己，他在批斗会上头头是道地发表所谓“真理”，导致下面的人被煽动，直接上台打了人。孙郁文章里有一句话说得好，“欲做好人的过程，有时就会变成参与罪恶的过程。”他无法面对过去，和很多人一样，“做过了奴隶的人，却并不敢承认，那其实也是一种卑怯”。当然，不说还有另一种心理，这些人，他们在过去所失去的东西太多太多，长期的受苦，也使他们对周围的人、对社会失去信任感，他们对自己的故事能否公开，或是否因此招致危险没有把握，对世界的未来没有信心。这是社会心理学的范畴，每个人的文化心理是不一样的。
凤凰周刊：那他们这个群体在心理上，是否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林贤治：在漫长的三十年间，黑五类子女一开始就不得不进入一个对他们来说充满歧视和不公的世界，他们的成长过程，是在不断认识自己的身份的危险性，从而不断地放弃自己和防备他人中度过。可怕的是，受歧视的生活是一种不可逆的、最终有效的、贯穿一生的生活。文革结束以后，虽然种种事件都已成为过去，甚至了无痕迹，但那些曾经发生的创伤体验早已深入骨髓，成为生命的有机部分，影响他们重新投入新的生活，甚至通过生理和心理的遗传，成为下一代的某种天性。在我所认识的众多这类子女中，大多数人都显得自卑、畏葸、多疑、淡漠、被动，沉默寡言，缺乏自信，喜欢离群索居。既然他们被社会目为“异类”，他们在心理上、行动上，整个的精神面貌肯定会显得异样，也就是说不正常。
凤凰周刊：书里有一篇路翎的女儿回忆她的父亲，说路翎在监狱里被教育的一切开始无形中指导他的写作，导致这位天才的作家复出后的作品几乎无可发表，这种悲剧是否也在“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身上发生？
林贤治：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社会问题。意识形态灌输会使一个人完全改变他自己。我前几天跟北京一个做编辑的朋友聊天，她的外祖父是资本家，在“文革”的时候跳水死了，外祖母疯了，她妈妈是高级知识分子，研究物理的。我跟她说，这本书出来，我可以送给你妈妈看。她说：“我妈妈已经改造好了。”我问：“怎么改造好呢？作为两代人，内心的创伤，她不一定会对你讲，她要鼓励你积极向上，跟上这个社会。她可能出门要戴面具，在家面对你时也会戴上面具。”她就说：“她戴着这个面具，时间长了，就可能变成她的面孔，成为她身体的一部分。”这和路翎的情况是相似的，是非常悲哀的事情。
凤凰周刊：这是否可看做您给这本书取名《烙印》的原因？
林贤治：这个词语在这里有两个意义。第一，它如实反映了当时的语境，是当时最常用的词语，什么事情总是说，要打上“阶级烙印”的；第二，如果从语言学的角度考察“烙印”这个词语，它就跟古代的奴隶有关，是用火烫在奴隶脸上、身体上的一个记号、符码。像章立凡的文章里写的 “低种姓”，这种身份是无法剥离的，足以影响他们一生。当然，这也横向影响了他们周围的人。“看客”的存在，这就是一个社会心理的问题。我们所有人对这个问题其实都有一个表态，即使不明确表态，也是一种态度。当涉及人与社会，介入一种公共事务或者人类事务的时候，可以发现，人与人之间的相关性是多么重要。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这种责任。
凤凰周刊：还会影响下一辈吗？
林贤治：我认为是有影响的。我让它以书的形式保留这部分的记忆，希望有更多的人看到，阅读，加入到这个“集体记忆”中来，我不愿意看到人们在多达一亿人的苦难面前闭上眼睛。至于将来的人们，包括这些“可教育好的子女”的子女以及他们的亲属，是否愿意去翻动这些历史的记忆，我不敢断言。德国有一段历史很值得我们思考。1945年第三帝国覆灭，但是1955、1965年，二十年过去了，他们基本上是不去记忆的，那段历史停滞了二三十年。在整个国家里，很多纳粹时代当官的人，仍然在台上，他们的知识分子，仍然保持沉默，他们的子女，也仍然不说话。一直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反之是未亲身经历过苦难的下一代人把“大屠杀”作为一个历史问题提了出来，从而进入整个民族的反思。德意志民族，包括犹太民族对这段历史的反思是比较彻底的。异国发生的历史给了我一个信心，那就是：历史有可能被重新提起，随时可能被重新提起。
凤凰周刊：可是在2004年您写的那篇序言里，您问道：“世上可有愿意倾听的人？”，这似乎和您说的信心完全相反。
林贤治：德国那段历史，的确给我很多信心。我说信心，是说有某种“可能性”。但历史的发展，取决于很多因素。我所担心的是，时过境迁，未必有很多人去关注这个问题，出身好的人，没有兴趣去倾听出身不好的人；有这个记忆的人，传了3代5代就中断了，所谓“代隔”，何况年轻人未必一定爱听上一代人的“聒噪”。于是，这段记忆，既不能以文本的形式，也不能以文物的形式存留。到时候，就算有人关注，很多亲历者已经不在了。一个时代的黑暗就这样被掩盖了，这是非常不公道的。历史研究是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上的，首先得有史料。所以，要大家说，被害人说，加害人也说，把种种声音和形迹集中起来。我做这本书，就是一个收集史料的工作，其实这也应该成为千千万万人的工作。这些个体的记忆，就好像一点点火星，我们要做的，就是将它们集中起来，汇聚成一个火把，点亮千万个火把，照亮我们蒙昧的人性。
凤凰周刊：这种史料里所呈现的个人口述史，在保存我们整个民族的历史，对中国的当下，有怎样的意义？
林贤治：如果说我们需要历史的话，就因为我们可以从过去的影像中重新发现自己，认识自己。对民族历史缺乏认识的改革是盲目的改革，改革是以认识社会历史和现状为前提的。历史首先意味着还原真实。但是，清除了个人记忆，惟以制度文物和公共事件构成的历史肯定是残缺不全的，不真实的。一部民族历史，必须有私人性、精神性的内容对历史的补充。惟有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创伤记忆尽可能地发掘出来，并且形成对于人道主义、社会公正的普遍的诉求，包括文革在内的民族苦难的历史，才能转化成为有意义的历史。可是，在“黑五类”子女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在生活中被抹去之后，就是说“失踪”之后，我并不曾看到遗下的关于它的存在的记忆，这对于这个人数多达上亿的人群来说，是不公正的。历史是开放的结构，没有哪一个人哪一个集团可以垄断历史，我们要鼓励每个人来说，有责任说，把秘密公开，把扭曲的端正过来，重建历史的真实性和公正性。
凤凰周刊：如果每个人都说，那如何辨别个人叙述的可信度，是否又成为一个问题？
林贤治：不能把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分开，分开是没有意义的，也没有这个可能。在个人叙述之间，自然有比较和甄别，但首先是要让它出现，让它丰富起来。要让个人的变成集体的。历史只有在多元的基础上，才能形成一种主流形态，让一个民族、一个社会认同它，把它变成一种常识。记忆不可能离开知识、常识。“黑五类”、“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是常识，可现在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只有凭借某种知识背景将这些记忆保存下来。当这种记忆形成主流形态后，依然不是固定的，封闭的，依然是流动的，可以讨论的，变化的。惟其如此，历史才能变得真实起来，丰富起来。
中国的现代史，当代史，有很多死角、阴沟，很多混乱的地方；缺乏全面发掘，缺乏深入彻底的清理。应该有相关的博物馆、教科书、史料汇编、研究专著，也还应该有这种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可是，现今的情况是，我们的电视、电影、文学、畅销书，少有现实政治社会的反映，却连小学生也熟知三国、水浒、乾隆之类，甚至孔子见南子，大家都清清楚楚，唯独不知道近十年近二十年的历史，这不是很悲哀吗？
（原载《凤凰周刊》2010年第1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