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36 次 更新时间:2010-05-13 16: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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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曙光(天则) (进入专栏)  

  

   从1978年算起,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其目标就是要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然而,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在内的完整体系,因此,如果我们将此概括成经济和社会政治(即非经济)两个方面,那么,中国的改革既包括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也包括社会制度的变迁过程,其基本内容就是经济的市场化和社会政治的民主化。这是一个相当复杂和相当长期的历史过程。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讨论一下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市场化和民主化的关系,对于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的进步是有益的。

  

   1. 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

  

   如果我们把是否是市场经济和是否是民主社会作为两个维度,对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加以描述,那么,就会得到下面的理论模型。

   表1:经济与社会类型

   市场经济 非市场经济

   民主社会 民主社会+市场经济 民主社会+非市场经济

   非民主社会 非民主社会+市场经济 非民主社会+非市场经济

   在现代条件下,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国家都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特征,这就是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和调节经济。但是,不同的国家却有着不同的政治形式和社会形态,有多元政治和民主社会,也有集权形式的政府,政府参与资源配置的范围、方式和程度也有很大的不同,因而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有人曾经结合历史文化把现代市场经济概括成以下几种类型: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法国的“行政市场经济”、新加坡的“法律规制的市场经济”、瑞典的“福利国家的市场经济”以及日本、韩国和德国的“集体协调的市场经济”。现在,中国等一些转型国家也走上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出现了市场经济的一种新的形态和类型。可见,市场经济既可以与多元政治和民主社会共同发展,也可以与非民主的政治结伴而行。但是,所有实行了多元政治和民主社会的国家都是市场经济国家,即模型中的第一种情况。所有非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是一元政治和非民主社会,即第四种情况。在现实中,第二种情况,即民主社会+非市场经济不可能存在。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目前属于第三种情况,即一元政治的非民主社会和市场经济 [1]。

  

   2.多元政治和民主社会与市场经济的一致性和结合

  

   在近现代的历史上,多元社会的民主政治总是与私人企业的市场经济连在一起的,二者有着共同的根源,都是主张立宪政体的自由主义表现。自由是一个基本价值,民主来自于对自由的追求,且是实现自由的手段,而市场制度的核心和精髓是经济自由,包括私有财产、自由企业、自由交易、自由契约、自由择业等,构成个人自由权利的基本内容。因此,实行多元政治和民主社会以追求自由,必然要建立和发展市场制度。离开了建立在个人经济自由权利基础之上的市场制度,政治民主不仅毫无意义,而且难以存续。但是,发展市场制度,保障个人的经济自由权利,并不一定要现实民主政治,在集权性的政治制度下,也可以给予和保障个人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并建立与之相应的市场经济制度。中国目前的实践也说明了这一点。

   民主政治的关键是权力多元化和分散化,这包括在明确区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前提下,对最高权力和公共权力的严格限制(只限于行使明确授予的权力),权力的分立和制衡,各权力中心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相互适应,而市场的权力是分散在成千上万个个人和公司手中的,市场决策也是由无数个权力中心分散做出的选择,市场权力和市场决策是最分散和最多元化的。尽管存在着市场垄断,尽管大公司总裁控制着很大的权力,但是,垄断只是遏制竞争而不能取消竞争,任何人都无权禁止竞争者的进入,而大公司的控制也是通过市场行为和竞争过程实现的,市场的决策和竞争的选择总是存在于多重性之中。从这一点来看,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也是一致的。然而,如果没有了市场,没有了个人的经济自由,一切经济活动都由一个单一的中心来组织和安排,那么,政治上的集权和专制就是不可避免的,否则,经济上的集权就不可能。相反,如果经济权力是分散的,经济自由是存在的,市场就可以运行,至于政治上是集权还是分权以及集权和分权的方式和程度,只是使市场经济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和类型罢了。因此,多元政治和民主社会总是与市场经济连在一起的,而在市场制度的基础上却可以有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形式。

   民主政治和市场制度既是自由的和多元的,也是开放的。市场关系是一种权利交换关系,是以对方的认可和允诺为前提的,市场竞争虽然激烈,但市场交易却是交易双方讨价还价、相互妥协、互利合作的结果,市场活动是完全开放和公开的,在通向市场的路标上明确写着:自由进入和自由退出。因而,市场的发展是一个开放式的不断扩展的过程。与此相适应,在民主政治下,独立自主的个人只是部分参与和非人格化的参与,其政治结构具有松散的性质和较大的弹性,统治者不仅不能压制和禁止不同意见,取缔和消灭竞争对手和不同派别,而且允许和鼓励人们自由思考、自由表达,允许和鼓励竞争对手和不同派别的正当活动,鼓励冲突双方放弃对抗,实行让步和妥协,达成和解和合作,因而政治行动也具有公开和透明的性质和特征。虽然市场的开放和扩展有利于政治上的开放,在一定程度和一定条件下,也可以离开政治上的开放而发展,但是,政治上的开放却植根于市场开放的土壤之中。

   民主政治和市场制度是以公正为前提的,而且是以人人平等和机会平等的形式公正或者程序公正为前提的。这是两者相通和一致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市场关系是一种普遍的契约关系,而且是一种形式化的契约关系,因而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是信用。当人们还没有取得自由契约和自由交易的权利的时候,信用也不可能普遍化为整个社会的道德诉求。不仅如此,市场关系是一种互利关系,只有在形式化契约关系的基础上,人们才能普遍而广泛地互利合作。同样,民主政治中的平等和公正,也是程序性的,而非实质性,是游戏规则的公正和遵守游戏规则的平等。不过,市场契约中的平等和互利通常是自愿实施的,而政治程序和规则中的平等则带有某种强制的性质。因此,只有在经济生活中使契约关系普遍化和形式化,才能在政治生活中确立起程序的公正和遵守规则的平等。

   民主政治和市场制度都是一种自发秩序,其生发和存续是自然演进和文化进化的结果,两者都是以承认理性的有限和不及以及个人的无知为条件的。市场秩序是自发秩序的一个范型,人们在市场中的行为和活动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的,但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偏好和利益出发的,一方面遵守着一些前定的一般的和基本的规则,另一方面充分运用自己手中的分散的知识,不会听从于任何人的指挥和命令,任何人都没有指挥和命令他人的权利,也没有确知他人偏好和利益的能力。应当明确指出,市场有失效的时候,也有一些不及的地方,但却是人类创造的一个信息维度最少的精巧的工具。民主秩序是市场秩序在政治生活中的延续,是人们在互动和博弈中达成的共识,民主政治也不是最好的和理想的制度,却是人们至今能够找到的弊端较少的政治形式。

   虽然在特殊情况下,如在战时,多元政治和民主社会也会采取某些统制经济措施或者实施统制经济,但统制经济总是与集权和专制连在一起。所谓统制经济就是集中控制和管理的经济,传统计划经济就具有这样的特征。它是以个人经济自由权利特别是财产权利的丧失和被剥夺为前提的。既然个人没有了财产和财产权,就不可能以一个财产所有者和投资经营者的身份出现,必然处于某种依附的地位,其作为劳动者和消费者的权利也可能是不完整的。当个人在经济上不能独立时,其生计就控制在别人手中;当别人卡住你脖子的时候,行动上的自由就是不可能的,政治上的自由更谈不上。与此相对应,当政府的活动超出公共领域,集中控制了基本的经济活动时,政治上的集权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没有政治上的集中控制,经济上的集中和控制就不可能实现。这从计划化的实践过程中可以找到最好的证明。虽然市场经济可以与不同的政治形式相结合而具有不同的特征和类型,但是,经济市场化的推进必然会与政治上的集中控制发生矛盾,在市场化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新的利益集团,也必然会提出政治上的权利要求。因此,在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政治上的分权化和社会上的民主化也会或急或慢地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发展和跟进。这是转型中国家的共同现象,也是我们自己正在经历的事情。

  

   3.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进行的经济市场化改革是由政府主导和推动的。这不仅表现在改革的内容和实质方面,而且表现在改革的方式和次序方面。

   就经济改革的内容和实质来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分权化,一个是市场化。历史经验证明,虽然分权化改革并不等于市场化,也不一定必然导致市场化,但是,在中国近20多年的改革中,其突出特点是分权化与市场化结合在一起,并成为市场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下放权力的对象不同,因而形成两种不同的分权:一是国家向(国有)企业分权,二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权。前者是在公有制经济内部进行的,分权的结果是,国有企业的经营者虽然有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也有了利益激励,却没有形成相应的责任约束;国有企业虽然参与了市场竞争,却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主体。后者是在计划经济内部进行的,完全是一种行政性分权,分权的结果是使地方有了独立的经济利益,并赋予地方政府统揽地方经济发展的权力,在与市场化结合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日趋企业化,并成为一个特殊的市场主体,直接间接地参与到经济竞争当中去。这既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又造成了市场和政府的双重扭曲。

   中国经济转轨的核心是市场化改革,其关键和实质不在于国家向企业分权和中央向地方分权,而在于放松或者取消政府对非国有部门的管制。这种政府管制和放松管制与发达国家的政府管制和放松管制有着本质的差别。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管制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通常有一个市场自然发育和自发运行的前管制阶段,政府管制是为了校正市场失效,而此后的放松管制是由于政府的过度管制限制和阻碍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和效率。在中国,改革前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没有市场自生自发的前管制阶段,政府管制先于市场而存在,市场不发展既是政府全面管制的原因,又是政府管制的结果,放松管制是为了发育市场;而经济改革以来,在市场发育不足的情况下加强政府管制,往往会造成逆市场化的结果。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管制是基于法律和规则的规制,针对的是所有市场主体的市场分割、价格歧视、卡特尔等非市场和反市场行为,而在中国,政府管制是基于部门规章,在很多情况下是为了保护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和维护国有部门利益,管制的对象是非国有经济,特别是私人经济。然而,没有非国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市场经济就无从谈起。中国经济市场化转轨过程的特色就在于,随着政府逐渐放松管制,在国有经济的旁边生长出一个日益强大的非国有经济。非国有经济的成长壮大根本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和微观结构,不仅确立了私有财产权的法律地位,而且市场机制也逐渐建立和运作起来。正是由于制度基础和运行机制的这种变化,人们获得了有一定保障的财产权利和经济自由,才造成了中国20多年高速的经济成长。

无论是分权化,还是市场化,都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分权是由政府实行的放权,放松管制也是由政府施动,究竟放松哪些,不放松哪些,先放松哪些,后放松哪些,如何放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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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政治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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