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杰祥:鲁迅文学的起源与文学鲁迅的发生——对“弃医从文”内部原理的再认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38 次 更新时间:2010-05-13 15:2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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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杰祥  

  

  内容提要 相对于被人们广泛关注的S 会馆与十年沉默,鲁迅在弃医从文之前的中止写作其实更具有一种“原点”意义。“弃医从文”的经典说法忽视主体因素,将鲁迅从事文学的决定视为一种理念先行的启蒙规划,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理解的“颠倒”。从弃矿学医,再到弃医从文,在看似不合常理的选择过程中,鲁迅逐渐走出了他人的影子,而不断走进了他自己。决定鲁迅取舍的根本之处不在于何种学科更为重要,而在于何种学科更能满足自我的内心需要。竹内好觉察到鲁迅文学存在着一种“生命原理”而没有说明的东西,是“诚与爱”的文学态度,它构成了鲁迅思想与文学的基本出发点。

  

  “弃医从文”是鲁迅留日时期开始走向文学启蒙之路的一种经典说法,这一“文学常识”在被纳入国家教育体制后广为普及与传播,早已深入人心。但是,正像日本学者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中所指出的,当某种观念一经确立,成为不证自明的东西,其“起源”便会被忘却,真相便会被遮蔽,理解也随之会发生“颠倒”。这并不是说,“弃医从文”的结论有什么问题,而是说,当“弃医从文”越来越成为一种无需分辨的普遍前提时,它可能会离鲁迅文学发生的历史现场越来越远,逐渐成为一种抽象而模糊的东西。也许,越是习而不见的问题,“颠倒”的错觉现象才会更为严重吧。

  

  一 1903 到1907 :弃矿学医的“沉默”

  

  对于鲁迅留日时期的文学活动,人们多看重他在1907年前后的文章。一般的看法是,鲁迅在弃医从文后思想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1903 年前后的文章已不具有代表性了。留学后期的文章几乎凝聚了青年鲁迅所有的思想精华,也充分展现了其独特的个性气质,但问题是,这是否可以说明1907 年的鲁迅与1903 年的鲁迅就此切断了联系?

  在阅读鲁迅留学前后期的文章时,我并没有获得人们常说的那种截然分裂的感觉,恰恰相反,我觉得它们在思想精神方面存在着某种深刻的一致性与延续性。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说明。其一,不管前后态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救亡精神与富强思想一直为鲁迅所坚持。鲁迅提出“立人”之论,不是要否定“图富强”的现代化学说,而是要为其建构相应的现代性精神。1 其二,人的内面精神是鲁迅始终关注的基本问题,“张精神”的吁求也并不是从1907 年才开始的。尽管在1903 年提笔写作的时候,鲁迅的文章主题也无非是富国强兵,但鲁迅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人的精神问题。《斯巴达之魂》颂扬“武士之魂”,其实就是一种“精神”鼓动;即使在介绍中国地质概况的《中国地质略论》中,鲁迅仍“不觉生敬爱忧惧种种心”,提出了“因迷信以弱国”的精神启蒙问题。而在《说鈤》这样的纯科学论文中,鲁迅首先称赞的也是科学发现背后的“怀疑”精神,这与后来从精神方面反思科学史教训的《科学史教篇》是同样的逻辑。其三,鲁迅对于自己的“少年之作”,并无否定之意,相反,是极为珍爱的。直到1934 年末,他在为自己的《集外集》作序时,特意为杨霁云编入的《斯巴达之魂》与《说鈤》两篇文章解释说:“我惭愧我的少年之作,却并不后悔,甚而至于还有些爱,这真好像是‘乳犊不怕虎’,乱攻一通,虽然无谋,但自有天真存在” 2。诚然,像更多学者所指出的,鲁迅的文章在1907 年前后出现了关键词转移等许多变化,但应该看到,这种变化同时存在着内在联系的一面。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鲁迅的思想发生了一种根本转变,不如说是从“天真”走向了成熟。

  我想,人作为一种生命有机体,思想成长也要经历一种类似蝉变的过程:一方面,一些不合乎自身需要的外壳性的东西会脱落;一方面,一些内在基因性的东西也会在机体的更新中得到延续。而在这一去壳化的过程中,随着外壳性东西的不断脱落,真正属于自己的原质性的东西才会逐渐显露出来,并获得一种新的生长。所以,借用袁可嘉评新诗发展的说法,思想成长的过程应该是“向前发展而非连根拔起”的3,思想成熟的内涵也在于能够获得一种属于自己的原理性的东西。在这样的意义上,我反对把鲁迅思想的发展理解为一种瞿秋白式的“从……到……”的不断抛弃旧我、一味前行的过程,而认同许寿裳更切合实际的解释:“思想只管向前迈进,而主义却是始终一贯的”4 。

  如果说思想成熟意味着某种基因性的东西会得以保存与延续,那么这种思想基因就必然是某种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竹内好以自己细腻敏锐的文学直感,觉察到S 会馆蛰伏时期的鲁迅“在沉默中抓到了对他的一生来说都具有决定意义,可以叫做‘回心’的那种东西”。他认为,凭借一种近乎宗教忏悔体验的“回心”,鲁迅找到了“成为其根干的鲁迅本身,一种生命的、原理的鲁迅” 5。至于“‘回心’的那种东西”是什么,竹内好不愿意把精神问题实体化,只模糊地称其为鲁迅一生所背负的“一个影子”。同时,竹内好也固执地认为,鲁迅思想的“决定性时机”只能在S 会馆,“我想像不出鲁迅的骨骼会在别的时期里形成”。这样的“想像”未免流于武断。对鲁迅这样不断反思自我的思想者来说,思想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而非可以一次完结的目标,这意味着鲁迅一生中会经历不止一次的“决定性时机”,“回心”也会在不同阶段的“决定性时机”发生6。实际上,早在1903 年到1907 年间,鲁迅就经历过一段不算短暂的写作沉默期,其直接结果便是弃医从文的发生。如果说“回心”的意义是伊藤虎丸所理解的一种“类似于宗教信仰者宗教性自觉的文学性自觉” 7,那么这一思想变化在鲁迅留日时期就已发生。至于后来的S 会馆,不过是“回心”现象的再一次发生。而且,如果没有弃医从文的这一次,大概也不会有S 会馆抄古碑的那一次。因此,与其说S 会馆时期的沉默对鲁迅思想的形成具有一种“原点”或“原理”意义,还不如说弃医从文之前的中断写作更值得人们索源与寻根。

  从1903 年后停止写作,再到1907 年重新提笔,鲁迅前后经历了四年左右的沉默期。在此期间鲁迅除了翻译《地底旅行》、《造人术》等一些科幻小说,基本上停止了个人写作。刚刚满怀激情为《浙江潮》写出系列时论文章,就突然停笔,不也是很奇怪的事情吗?我不否认,鲁迅在1904 年去仙台学医是中止写作的直接原因,但我不认为,这种表象的东西能成为鲁迅被迫停笔的内在根据。一个奇怪的事实是,学矿出身的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毕业时曾取得一等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按留学规定应该在弘文学院毕业后升入东京帝国大学工科所属的采矿冶金科学习。而在1903 年的《中国地质略论》中,鲁迅还将中国的衰弱归为“地质学不发达”,并为地质学的重要性大声疾呼,所以有这样的感叹:“呜呼,今竟何如?毋曰一文弱之地质家,而眼光足迹间,实涵有无量刚劲善战之军队。”但在第二年,鲁迅就放弃了自己极为看重且成绩优异的矿学专业而改选了相对陌生的医学专业。这其中,想必也隐伏着一种精神的冲突与挣扎吧。

  鲁迅当时大概没有向人提及自己学医的动机,因为他此时关系最密切的朋友许寿裳和二弟周作人的看法,都是通过他后来的回忆文章来转述的。鲁迅首度提及这个问题,已经是1922 年末为《呐喊》写自序的时候了。对于自己的学医,鲁迅由回忆“父亲的病”被中医所误带来的个人内心伤痛,最终上升到一种救治国家的民族责任,其中既张扬着“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的报国志愿,同时也隐含着“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的启蒙意图8。在这两重叙事中,救亡与启蒙的宏伟理想最容易引起共鸣,也最容易获得认同。但这样的解释并不能让人真正信服。医学与矿学同属现代科学,在鲁迅的观念中,所有的科学不都是有助于“维新的信仰”吗?如果说学医只是为了救国的话,鲁迅不也同样表达过学矿救国的热情吗?又何必放弃自己更为熟悉、成绩也更为出色的矿学专业呢?不可否认,救国是鲁迅学医的一个最崇高的理由,但它显然不能成为鲁迅放弃矿学的内在根据。有意味的是,鲁迅在自序中畅谈自己学医的目的,却一点也没有说明放弃矿学的动机。当一个中年人隔着二十年的岁月风尘回忆自己“在年青时候曾经做过的许多梦”时,留下的文字也一定是“偏苦于不能全忘却”的最刻骨铭心的部分。对鲁迅来说,缠绕于记忆中的始终是“父亲的病”,谈矿路学堂却是这样突兀的一句:“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板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学》之类了”。所记住的竟然是课堂上并不讲授的生理学的相关书籍,这说明,修习了三年之久的矿学专业尽管成绩优秀,在他心中却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而由父亲的病带来的长久的心灵创痛,使得课堂之余自修的生理学知识,反而能够产生巨大的震惊体验,并由此“悟得”许多东西。鲁迅后来决心学医,是希望“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也未尝不是希望疗救自己受伤的内心。所以,同属科学救国,真正触动鲁迅内心并有所感悟的,是医学;至于矿学,还只是停留在理论主张的层面,未能深入鲁迅的内心。用鲁迅的话来说,自己的学医,是很早以来就在内心酝酿的一个“梦”,不是到日本后才突然做出的决定。从这方面说,决定鲁迅取舍的根本之处不在于何种学科对中国的“维新”更为重要,而在于何种学科更能满足主体内心的需要。在“回心”的意义上,尊重内心的愿望,而非外界需求,更非世俗名利,这至少是思想开始走向成熟的一种表现。正因为如此,在那些只为镀金做官的留学生同胞“咚咚咚”的跳舞声中,鲁迅毅然远离了繁华热闹的东京,只身去了偏僻寒冷的仙台。当一个人甘愿孤独,不惜将自己边缘化时,除了有一颗坚强而自觉的内心,想必也有一个坚强而自觉的理由吧。

  

  二 弃医从文:“寂寞”中的自觉

  

  当我们从主体的内心需要来认知鲁迅看似不合常理的弃矿学医时,此后更逾常规的弃医从文也就不难理解了。鲁迅回忆说:“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文艺的空气是极为“冷淡”的9。从冬天极为寒冷的偏僻小城,再到周边气氛更为冷淡的文艺运动,这样的选择在外人看来的确不合常理,更何况鲁迅自己也时时感觉到一种“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之上的“寂寞”与“悲哀”呢10。对于弃医从文这一显得多少有些突然的决定,鲁迅后来解释说,是讲堂中的幻灯片事件让自己改变了看法。后来的《藤野先生》一文又重复了这种说法。看来,幻灯片事件的确给他带来了强烈的精神冲击。但幻灯片事件无论对鲁迅产生多大的影响,这种宏伟的民族国家叙事都属于一种外部刺激,难以说明鲁迅如何获得文学性自觉的内部问题。更何况,经历了五四运动的鲁迅此时思想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幻灯片事件作为一种历史记忆的高度提炼,其间隔了近二十年,不可避免地带有后来的思想痕迹,也不可避免地遗漏了当时其他一些重要的事实与细节。

  最原初的东西不一定是最成熟的,但一定是最真实的,也最可能揭示出鲁迅思想中一种根本性、原理性的东西。幸运的是,鲁迅在此时留下的唯一一封书信提供了这方面的线索。这封信是给友人蒋抑卮的,写于1904 年10 月8日,距鲁迅入仙台学医正好一个月的时间。因为是私人书信,鲁迅用笔毫无遮掩,其中也非常直率地谈到自己学医的感受:“校中功课,只求记忆,不须思索,修习未久,脑力顿锢。四年而后,恐如木偶人矣”。信末又再次感叹说,译书之事“竟中止,不暇握管。而今而后,只能修死学问,不能旁及矣,恨事!恨事!”11 由此看来,鲁迅被迫“中止”译作的不满与遗憾从一入学就开始了,幻灯片事件不过是这种态度在长期积累后的总爆发。鲁迅的不满与失望当然不是因为医学这门学科,而是因为学医的方式。学医是鲁迅在父亲病故后郁积日久的梦想,而“旁及”的翻译大概才是鲁迅真正感兴趣的事情,当鲁迅发现学医本身并不符合自己当初“完美”的设想与期待,甚至背道而驰的时候,内在的精神冲突一定会来得更为强烈吧。尽管鲁迅一直在勉力用功,但当学习本身的兴趣与意义早已丧失的时候,最初由“父亲的病”而来的学医动力恐怕不会再有往日那样非如此不可的执著与强烈了。更深层的问题是,学医虽然出自鲁迅的愿望,但未必适合自己的天性。鲁迅将学医称为“我的梦”,但实际上,“我的梦”一直笼罩着父亲的影子。多年之后,鲁迅在回忆父亲去世前不断喘气的痛苦景象时仍满怀愧疚与自责地说,“我很爱我的父亲”12 。可以想见,鲁迅当年毅然弃矿学医,远走仙台,也是带着一种“赎罪的自觉”的,而“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便是最基本的精神支撑。这样的意愿看起来出自鲁迅的本心,其实不过是一种希望父亲在九泉之下可以得到安慰的想像性期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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